陶潜未曾“见”南山

徐复先生在世时跟人谈学问，常言治学要“有所发明”。这话听起来易，要做到实难，试看今天多少学术论文都是那种机关的工作总结，便当了然。生于民国元年的徐先生，是黄侃的入门弟子，后又从章太炎问学，用他的话说，是给老师、太老师磕过头的，正宗的章黄学派传人。他晚年作《訄书详注》，费时二十年探赜索隐，又自费为太师母出诗集，始终恭敬如仪。友人来访，皆呼之曰“鲁灵光”。如今老友多已飘零，徐先生亦永归道山，那一代学者从容淡定的治学风范，今人是难以企及了。

晚年的徐先生仍心无旁鹜，笔耕不辍。有一个时期，他突然喜欢读起陶诗来，写下一文，名曰《陶诗“望南山”正诂》（未刊稿）。写完后兴致甚高，凡有来客便谈，谈必陶渊明。他认为，脍炙人口的陶诗《饮酒》中文字有误。具体说来，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当作“望”字。之前，人们在各种版本里读到的都是“见南山”，再也没想到正确的文字会是“望南山”，徐先生以前也曾撰文谈过这问题，现在则是进一步指出了舛讹的根源，而这始作俑者正是宋代的大诗人苏东坡。东坡一生喜欢陶诗，曾作和陶诗109首，他的才气大，学识高，看到碍眼的文字自然不肯沉默，忍不住要评论一番。《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说：

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同样的意思又见于《仇池笔记》：

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

大概觉得这一字之差实在大关宏旨，在笔记里写下来还不够，于是每每又在弟子处提起，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记载道：

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馀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鸡肋集》卷三三《题陶渊明诗后》）

东坡的文字感觉当然是第一流的，要论陶渊明的知音，似乎也非东坡莫属。此言一出，天下翕然相从，宋人陈善《NFE28虱新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皆撮录入书，以为嘉言。东坡的方外之交惠洪也出来支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冷斋夜话》卷四）稍后的蔡启也评说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字为望字，若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态矣。乃知一字之误，害理有如是者。”（《蔡宽夫诗话》）按照宋人的观点，陶诗的妙处就在心不滞物，境与意会。外物向着诗入的内心走来，相逢一笑，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迄今为止，人们理解陶渊明此诗，大抵不出这个范围。

徐先生则曰不然。他说，关键的问题是“南山”二字，已往的注本都把它视作虚指，未及注此，论者遂以不狂为狂，大失渊明本意：

陶潜《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南山向无确解，如虚指某一高山，则似有诗意而实则凿空。余读《晋书·隐逸传》：“翟汤，字道深，寻阳人，不屑世事，耕而后食。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渊明为翟汤同乡后辈，志行相似，故诗中“南山”，实借指翟汤言，非属虚指。又萧统《文选》选陶诗，作“悠然望南山”，望谓注仰，有向往意。陶诗原文当如此。

最初看到徐先生的发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与中国诗歌的接受美学太抵触了。从诗的意境上讲，“见”字是无意，“望”字是有意，后者的确太实，也太俗。如此探赜索隐，那么，说“南山”喻南山四皓，或者指南岳庐山，不也一样可通？可再一想，这些毕竟都是古典，而徐先生的考证却是陈寅恪所说的“今典”。诗歌若寻出今典，方为扣实。翟汤是东晋有名的隐士，史书上说他累征不起，也是个不肯受人恩惠的人，《搜神记》的作者干宝送他一条船，他变卖成绢物，又寄还给干宝。宋人王质的《栗里谱》甚至还推定，陶妻翟氏就是翟汤家人，亦不知何据。不过，陶渊明弃官而去，隐居南山，过的也是那种“耕而后食”的生活，偶尔联想到这位志行相类的同乡前辈，生出仰望之情，正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去查版本。收录此诗最早的萧统《文选》确是作“望”字，而陶集最初的本子也是这个梁昭明太子所编，虽已亡佚，想必文字都一样。唐初欧阳询等人编的《艺文类聚》（卷六五）摘录了这首诗，也作“望”。至于别集，唐代的写本今人当然是无从看到了。东翻西检，找到两首诗，一是白乐天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一曰：“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另一首是苏颋的《闲园即事寄韦侍郎》，曰：“结庐东城下，直望江南山。”两首诗都是效陶之作，算是旁证，也可证明唐人见到的本子是“望”字。

宋本呢，显然是不用查了，东坡看到的已经是不同文字。据称，北宋时流行的陶集有数十种之多，时人已经不胜其异。宋庠考订江左旧本，编为十卷，后世通行的陶集便大多出于这个订本。这样看来，以“望”作“见”，当是宋人臆改，加上苏东坡的名气又太大，大到牢牢占据了文字史上的话语权，他的此番言论一出，无人敢驳。这之后，历朝的诗集、选本和诗话就大都作“见”而不作“望”了。

以前读王瑶的陶诗注，说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深以为然。翻检魏晋间人的诗文，食菊的记载触处可见，如《西京杂记》（卷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至于芳菊，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傅玄《菊花赋》：“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晋代的葛洪儒道兼修，在《抱朴子·内篇》中列举了许多食菊益寿的方法，还具体地记载了南阳某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长寿的事。晋时的南阳似乎是一个隐士聚居之地，《桃花源记》中的刘子骥不也是南阳人吗？《晋中兴书》称他常入山采药，深入忘返，想必这药就包括了菊花在内。回头再看陶诗，《九日闲居》里就明明白白地写道：“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既然是为了服食，就不是高旷悠远的心境，而是一种实在的养生之道。但当初竟没想到，若上句的心境是实，下句的心境是虚，这两句便很难契合无间。如今以“见”为“望”，采菊服食才算是终于有了着落。所不同的是，王瑶先生说南山是寿考的象征，徐先生则说是翟汤的借指。南山者，翟汤也。按照这意思推论，南山在诗人心中，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存在。诗人一边采菊，一边向往先贤，想到的是服食养生的生活，并非心不滞物的光景。徐先生是训诂学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肯多做阐释。但在我看来，这条考证却正符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致沈兼士书》）。考定一个“望”字，便让晋人的文化生活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浮现出来。

也就是说，通过“望南山”，陶渊明表达的是一种对隐居生活的喜悦，而苏东坡阐发的却是一种无我的禅意。陶渊明信仰天师道，崇奉道家自然学说，他虽与当时隐居庐山的高僧慧远有交接，却未尝受佛教寂灭思想影响，甚至在人生观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以己身委运任化，这是陶渊明的态度。“达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弘明集》五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息患在于无我，这是慧远的态度。因此在这首诗里，陶渊明的“悠然”之情仍旧是道家的以道观物，而非禅悦的以物观物。以道观物，体悟的是自然，诗人融化于自然之中；以物观物，体悟的则是无我，诗人处在忘我的状态之中。现代学者于道家禅悦每每相混，其实自宋人已然。看来，今后再读《饮酒》，那个忘我的隐士形象得大打折扣了。

也许意料到会引起争议，徐先生在文中指出今人仍是因袭宋人旧说后，以一句感叹作结：“求真务实者，当不河汉斯言也！”言下之意，他作为一个训诂学者，只是对文字事实本身感兴趣，至于宋人阐发的诗意因此遭到破坏，煞了风景，就只好有所不辞了。当年，陈寅恪校笺《秦妇吟》，对其中一句诗“野色徒销战士魂”存疑，认为“野色”当作“宿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

这确乎不只是“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涉到文学史上两种批评范式的问题。这两种范式都渊源有自，一种范式可说是本文（text）批评，着重摘句、评点和谭艺，把某句诗从具体情境中抽绎出来，加以主观的审美赏析和阐释，偏重的是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苏东坡的天才不下于陶渊明，其论诗主张“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又是宋代以禅喻诗的第一人，好以己意说陶。而要就诗论诗，寻章摘句自是最好的手段。之后，诸家诗话拈出这两句诗来评说，如宋蔡启的“禅家所谓语到而实无见处”（《蔡宽夫诗话》），张戒的“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岁寒堂诗话》），严羽的“质而自然”（《沧浪诗话》），明谭元春的“禅偈”（《古诗归》卷九），钟惺的“‘见’字无心得妙”（同上），清王士祯的“吾心无菊”（《古学千金谱》），吴淇的“偶尔凑趣”（《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近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人间词话》），都是着落在一个“见”字上，体味的是以物见物的禅意。

另一种范式可说是语境（context）批评，知人论世，强调诗文的本旨和背景，偏重的是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向国人传播西方美学，称颂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对此，鲁迅在《题未定草》中加以驳之，就很反对这种摘句式批评。在鲁迅看来，论文得顾及全人全篇，以及当时的社会状态，方为确凿。所谓“静穆”的极境，一经历史的究诘便会发现，“此境不见于诗”，不过是论者的主观臆断耳。乾嘉考据学与西方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其实颇有相通之处，在文学批评上都属于语境研究。徐先生的学术取向和方法虽然与鲁迅迥异，但他对“望”字的考定，实际上否定了宋以来以禅境喻渊明此诗的定论，在鲁迅的历史主义批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陶渊明的真实心境，加深了我们对陶渊明《饮酒》诗的理解。

用西方学者艾柯的话说，语境批评属于“诠释本文”，本文批评属于“使用本文”。前者“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后者则“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得到不同的解读”（《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国内学者胡晓明的一篇文章也认为，在现代中国，这两种不同的诗学范式的代表是陈寅恪和钱钟书。陈寅恪的兴趣在历史真实，认为中国人诗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诗，所以重史料考证、文字训诂，是用实证主义复苏了知人论世的传统；钱钟书的趣味在艺术美感，认为诗而尽信，不如无诗，所以对诗文中作者、本事、时地都不甚关注，着力抉发其中的情感心理类型，是用西方美学、心理学和哲学更新了评点、谭艺的传统。他们的治学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不同的学术问题领域，存在着“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华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在陶诗的理解上，当初的鲁迅与朱光潜之争，如今的徐先生与宋人之别，其实都可作如是观。

徐先生这条考证最初发表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是考释文字，只提到翟汤的典故，未言及苏轼的作用，所以并没有引起学界注意。去世前一年，他又把文章改了一遍，采用与友人对谈形式，他自己仍是只及文字训诂，苏轼的观点则由友人道出。中国人对生死的态度，尤以陶渊明的自然主义最为通达，于是发覆陶诗的本旨，便成为徐先生从容自若度过最后时光的一大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