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半车麦秸
“瞧，这家伙，又是一个‘差半车麦秸’!”
在我们的工人游击队里边，近来最喜欢把别人叫做“差半车麦秸”。有时我们问队长要烟吸，如果队长把烟卷藏在腰里不拿出来，我们就向他叫道：“喂，队长，‘差半车麦秸’!”在别人面前猛不防打了个喷嚏，鼻涕从鼻孔里蹿出来，你随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擤下来抹在鞋底上，别人也会向你取笑道：“差半车麦秸!”我们全队的人，没有一个不长虱子。平常不论虱子在身上怎样地爬呀，咬呀，我们只隔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里边捏死一个两个。到我们真正休息的时候，也就是说到我们能够安心睡一觉的时候，我们决不放弃歼灭敌人的机会。我们的两大敌人是：鬼子和虱子。在歼灭战开始的时候，我们照例围绕着一堆烈火，把内衣脱下来在火头上烤着，抖着。我们的敌人像炒焦的芝麻似的一个个肚子膨胀起来，落到火里。火里边哔哔剥剥地响着爆裂声，腾起来一种难闻的气息。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为胜利而快活得乱蹦乱跳，互相打着，推着，还互相叫着：“‘差半车麦秸’，格崩，格崩，用牙咬呀!”总之，我们用“差半车麦秸”这个词儿来取笑别人的机会非常多，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我们称作“差半车麦秸”。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词广泛地引用着，并不顾及到它是否恰当。当我们叫出这个词儿的时候，并不含有一点恶意，只不过觉得这样一叫就怪开心罢了。假若在我们队里没有这个宝贝词儿，生活也许会像冬天的山色一样地枯燥无味!
虽然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绰号互相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车麦秸”他本人却早就离开我们的队伍了。
他是一个顶有趣的庄稼人。从他入伍的时候起，他就做了我们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地躺在担架床上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走了以后我们不断地谈着他，想念着他。队长保存着他的那支小烟袋，像保存着爱人的情书似的，珍惜得不肯让别人拿去。“差半车麦秸”还没有挂彩的时候，一天到晚总在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锅里有烟没有烟。有时候他一个人离开了屋子，慢吞吞地走到村子边，蹲在一棵小树下面，皱着眉头，眼睛茫然地望着原野，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长时间，把两片嘴唇心不在焉地吧嗒一咂，随即有两缕灰色的轻烟从他的鼻孔里呼了出来。同志们有谁走到他的跟前，问他道：“‘差半车麦秸’，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黄脸婆哩?”“差半车麦秸”的脸皮微微地红了起来，“怎么不是呢?”他说，“没有听队长说俺的‘屋里人’跟小孩到哪儿啦?”在“差半车麦秸”看来，我们的队长是一个万能人物，无论什么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子的下落告诉他，不过是怕他偷跑罢了。有时候“差半车麦秸”并不是想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望着地里说：
“你看这地里的草呀，唉!”他大大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再把下边的话和着烟雾吐出来。“平稳年头人能安安生生地做活，好好的地里哪会长这么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分泌物，向前挪了几步，从地里捏起来一小块坷垃，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坷垃捻碎，细细地看了一看，拿近鼻尖闻闻，再放一点到舌头尖上品品滋味，然后把头垂下去轻轻地点几点，喃喃地说道：
“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差半车麦秸”在游击队里始终连一句救亡歌子也没有学会。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惹得一个同志把眼泪都笑出来，以后他就永远不再开口了。当我们大家唱歌的时候，他噙着他的小烟袋，微笑着，两只生满血丝的眼睛滴溜溜地跟着我们的嘴巴乱动。他无论在高兴或苦闷的时候，在平常的行军或放心休息的时候，最爱用悲凉的声调反复地唱着两句简单的戏词，这戏词是他从小孩子时候就学会了的：
“有寡人出京多不幸，
不是啊下雨使刮风……”
他的小烟袋正同他本人一样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见他的小烟袋，就不由得想起一段动人的故事来。
一个寒冷的黄昏，忽然全队的弟兄兴奋得发狂一般呐喊着跳到天井里，把一个新捕到的汉奸同队长密密地围起来。汉奸两只手背绑着，脸黄得没有一丝血色，两条腿颤抖得几乎站立不住。他的脖子后面插着一把旧镰刀，腰里插着一根小烟袋，头上戴着一顶古铜色的破毡帽。队长手里拿着一面从汉奸身上搜出来的太阳旗，冷静得像一尊铁人。同志们疯狂地叫着：
“他妈的打扮得多像庄稼人!”
“枪毙他，枪毙汉奸呀!”
不知谁猛地照汉奸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汉奸打了个前栽，像患瘫痪症似的顺势跪倒在队长面前。这意外的结果使同志们很觉失望，开始平静下来。有人低声讥讽道：
“唏，原来是一泡鸭子屎!”
队长还是像一尊铁人似的立着不动，浓黑的眉毛下有一道冷峻可怕的眼光在汉奸身上掘发着一切秘密。
“老爷，俺是好人哪!”汉奸颤抖着替自己辩护，“我叫做王哑，哑巴，人都知道的。”
“是小名字吗?”队长左颊上的几根黑毛动了动。
“是小名字，老爷。小名字是爷起的，爷不是念书人。爷说起个坏名字压压灾星吧。……”
“你的大名字叫什么?……站起来说。”
“没有，老爷。”“哑巴”茫然地站起来，打了个噎气。“爷说庄稼人一辈子不进学堂门儿，不登客房台儿，用不着大名儿。”
“有绰号没有?”
“差，差，老爷，‘差半车麦秸’。”
“嗯?”队长的黑毛又动了几动，“差什么?”
“‘差半车麦秸’。老爷。”
“谁差你半车麦秸?”
“大家都这样叫我。”“哑巴”的脸红了起来，“这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给我起的外号。他一口咬死说我不够数儿……”
“嗡!”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队长不笑。队长一步追一步地问他家乡住处和当汉奸的原因。
“俺是王庄人，”“哑巴”说，“是大王庄不是小王庄。北军来啦，看见‘屋里人’就糟蹋，看见‘外厢人’就打呀，砍呀，枪毙呀。小狗子娘说：‘小狗子爹呀，庄里人都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凉水也是安生的!’俺带着俺的‘屋里人’跟俺的小狗子跑出来啦。小狗子娘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没打牙。肚子两片塌一片。小狗子要吃奶，小狗子娘的奶饿瘪啦，小狗子吸不出奶来就吱吁吁地哭着……”
被绑着的农人把头垂了下去，有两行眼泪从他的鼻凹滚落下去，我们的队长低声咕哝道：
“说简单一点吧，你说你为什么拿着小太阳旗?”
“老爷，小狗子娘说：‘小狗子爹呀，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儿，咱们死了没要紧，可是能眼巴巴地看着小孩子饿死吗?’是的，老爷，小孩子没做一件亏心事，凭啥要饿死呢?小狗子娘说：‘你回去吧，’她说我：‘你回去到庄子边把咱地里的红萝卜挖几根拿来度度命，全当是为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离庄子还有二里远，有几个戴铜碗帽子的北军就开枪向我打起来，我又跑回来啦。回来听着小狗子在他妈怀里‘吱吁吁吱吁吁……’”他开始哽咽起来。
“不要哭!”队长低声命令道，“因此你就当汉奸了，是不是?”
“龟孙子才是汉奸!我要做了汉奸，看，老爷，上有青天，日头落——我也落!”“差半车麦秸”耸了耸肩膀，兴奋地继续说下去，“别人告我说，要拿一个太阳旗北军就不管了。小狗子娘自己做了个小旗交给我，她说：‘小狗子爹快走吧，快去快回来!’我说：‘混账旗子多像膏药呐……南军看见了不碍事嘛!’她说：‘怕啥呢，我们跟南军都是中国人哪，你这二百五!’老爷你想我是中国人还会当汉奸吗?小狗子娘真坏事，她叫我拿他妈的倒霉的太阳旗!”他一边哽咽着，一边愤怒地咬着牙齿，一边又用恐惧的眼光看看队长。
队长又详详细细地盘问了一忽儿，渐渐松开了脸皮，不再像一尊铁人了。其时我早就想对队长说：“得啦，这家伙是个有趣的大好人，还有什么可怀疑呢?再盘问下去，连同志们也不耐烦了。”队长终于吩咐我们把“差半车麦秸”手上的绳子解开。一解开绳子，“差半车麦秸”就擤了一把鼻涕，一弯腰抹在鞋尖上。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一双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后跟涂抹着厚厚的一层已干的和未干的鼻涕，干的地方微微发亮。
“以后别再把鬼子兵叫做‘北军’了，”队长和善地告他说，“现在打仗不同往年一样。现在——一边是咱们中国军队，一边是日本鬼子。你懂吗!‘差半车麦秸’?”
“怎么不懂呢?”他点点头，“我不是不够数儿啊!”
队长把小太阳旗还给他，吩咐道：
“你就在我们这里‘喝汤’吧。喝了汤你安心地去挖你的红萝卜，敌人在夜间已经给我们打窜了。小太阳旗你还带着去，万一遇着鬼子时你就拿出来让他们瞧瞧，可别说出我们在这儿。……”
吃饭的时候，同志们都争着要同“差半车麦秸”蹲在一块儿，几乎把他的棉裤子撕毁了。起初他还非常拘束，后来看我们大家都对他十分亲热，就渐渐地胆壮起来。他吃得又快又多，碗里边舐得干干净净。吃毕饭，他又擤了一把鼻涕在鞋尖上，打了一个饱嗝，用右手食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来一片葱叶子，又一弹，葱叶子同牙花子从一个同志的头上飞了过去。
隔了一天，刚吃过午饭，我看见“差半车麦秸”又在我们的院里出现了。队长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加入我们队里了。我们大家高兴得疯狂地叫着，跳着，高唱着我们的游击队歌。可是“差半车麦秸”一直老老实实地站着，茫然地微笑着，嘴里噙着一只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车麦秸”睡在一块儿，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游击队?”
“我为啥不加入呢?”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啊。”
停一停，他大大地抽了一口烟，又加上一句：
“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
我笑着问道：“你的小太阳旗呢?”
“给小狗子做尿布了。”他仿佛毫不在意地答道。
“差半车麦秸”同我悄声地谈着家常。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为了要安安生生地做庄稼而热烈地期望着把鬼子打跑。并且知道他已经决定叫他的女人和小孩子在最近随着难民车逃到后方去。他同我谈话的时候，眼睛不断向墙角的油灯瞟着，似乎有一种什么感触使他难以安下心去。我装着睡熟的样子偷偷地观察他的举动，我看见他噙着小烟袋，默默地坐了半天，不时向灯光瞟一眼，又向我瞟一眼，神情越发不安起来。最后他偷偷站起来向灯光走去，但只走了两步，就折回头走出了屋子，在院里撒了一泡尿，故意咳了一声，又回到我的身边。于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杭的东西下面就倒下去了。
“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人物，”我心里说，“而且还粗中有细哩!”
在我们游击队住下的时候，只要我们能找到灯火，我们总是要点着灯火睡觉，从“差半车麦秸”入伍的第二天起，连着两夜都发生了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灯火在半夜熄灭了，一个同志起来撒尿时踏破了别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枪走了火，把大家从梦中惊起来，以为是敌人来了，在黑暗中乱碰着，乱摸着，一两支手电是不济事的，有的误摸走了别人的枪支，有的摸到枪支却找不到刀子。等惊慌平息之后，大家都愤怒得像老虎似的，谩骂并追究起熄灯的人来。队长把同志们一个一个问了一遍，却没有一个人承认。我心里有一点约摸，便向“差半车麦秸”偷看了一眼。“差半车麦秸”的脸色苍白得怕人，两条腿轻轻战栗着，队长向他走去，一切愤怒的眼光也都跟随着集中在他身上。“糟糕，”我心里说，“他要挨揍了!”他的腿战栗得越发厉害起来，几乎又要跪了下去。可是队长忽然笑了起来，温和地问道：
“这样的生活你能过不能过?”
“能的，队长!”“差半车麦秸”从腰里抽出他的小烟袋来，送到队长的胸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们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队长也笑得连连打着喷嚏。可是“差半车麦秸”自己却不笑。他搔了搔头皮，顺便用手往脖子一摸，摸出来一个虱子，又用指头捻了一下，送到嘴里“格崩”一声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车麦秸”拖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地问他为什么每夜要把灯火熄掉，他的脸红了起来，一边微笑着，一边吞吞吐吐地咕哝道：
“香油贵得要命呐，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脖子，“点着灯我睡不惯。啊，你抽烟吧!”
可是他对于集团生活渐渐习惯了。他开始胆壮起来，活泼起来，他对同志们的生活也敢提出不满的见解。他懂得很多很多的土匪黑话，比如他把路叫做“条子”，把河叫做“带子”，把鸡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炉子”。他批评同志们说：
“有许多话说出口来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讳。你们在做工人的时候马虎一点不要紧，现在是玩枪呐，干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们有时也故意说几句黑话，大部分的时候却同他抬杠，向他解释我们是革命的游击队，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说土匪黑话。“差半车麦秸”虽然心里不能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俺是庄稼人，俺不懂新规矩哪!”于是他又沉思起来。
“喂!”有一天我对他说，“你应该称别人做‘同志’哪!”
他微笑着，摇摇头，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地争辩道：
“二哥，咱山东人叫‘二哥’是尊称呢!”
“可是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啊，”我说，“革命军人都应该按照革命的称呼才是的。”
“唏，又是新规矩!”他不满意地加了一句，“我不懂……”
“同志就是‘大家一条心’的意思。”我给他解释道，“你想，咱们同生死，共患难，齐心齐意打鬼子，不是‘同志’是什么?”
“对啦，二哥，”他快活地叫道，“咱们就怕心不齐!”
晚上出发的时候，“差半车麦秸”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声音叫道：“同志!”随即又羞涩地，像小孩子似的笑了起来。
“同志，”一忽儿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了一下，“我们要去摸鬼子吗?”
我点点头：“你怕吗?”
“不，”他说，“俺打过土匪……”
我同他膀靠膀地走着，听见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厉害，便忍不住吃吃地笑了起来。
“喂，你撒谎，”我小声叫道，“我听见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惊窘的样子来，把小烟袋滴溜溜地转着，喃喃地说道：
“我一点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汉!以前打土匪也是这样子，才出发时总是心跳呀，腿颤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了。二哥，乡下人就怕官哪……”
约摸离敌人住的村庄有三四里远的光景，我们在一座小坟园里停下了。两个同志自告奋勇要在前边探路，其余的大部分跟在后面，一小部分绕到村子后面埋伏。出乎我的意外，“差半车麦秸”忽然从队长面前站了起来，抢着说道：
“队长，我“条子”熟，让我先进村子去!”
片刻间全队的同志都茫然了。队长愣怔了一忽儿，左颊上的黑毛动了几动，怀疑地问道：
“你是说要做探子吗?”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哪。”
有人在队长的背后咕哝道：“他不行，别让他坏事吧!”可是队长立刻不再迟疑地对“差半车麦秸”说：
“好吧，可是你得特别小心!”他又扭过脸来命令我说，“你得跟他一道去，千万不要大意了!”
“差半车麦秸”拖着我像猴子似的跳出了坟园，在我们背后留下了一些悄声的埋怨。我听见队长说道：
“不碍事的，他粗中有细。”
我们走到离敌人的村子有一箭远近，便爬在地上，凭着星光向前边仔细察看了一忽儿，又侧着耳朵仔细听一听。村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差半车麦秸”附着我的耳朵说道;
“鬼子们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他把鞋子从脚上脱掉，插在腰里，弯腰向村里走去。我非常替他担心，往前爬了十来步，伏在一株柳树下面，把枪机扭弄开，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约摸有二十分钟光景，还不见“差半车麦秸”出来，我心里非常焦急，一直向前边爬去。在一座车棚前边，我发现了一个晃动的黑色影子，并且有一种东西拉在地上的微声。我的心口像马蹄般狂跳起来。我把枪口瞄准了黑影子，用一种低而严厉的调子叫道：
“谁!”
“是我呀，同志!”一个非常熟识的声音回答，“鬼子全跑光啦，咱们又白来一趟!”
一个箭步跳到声音跟前，我不放心地问道：
“全村子你都看过了?”
“家家院里都看过啦，连个人毛也找不到。”
“你为什么不早咳嗽一声呢?”
“我，我……”“差半车麦秸”用膀子尖诌媚地贴着我的膀子尖，吞吞吐吐地说：“俺家还少一根牛绳哩，拿回去一根碍事吗?俺以前打土匪的时候拿老百姓一点东西都不算事的。”随即他把牛绳子头举到我的眼前，嘻嘻地笑了起来。
“放下!”我命令道，“队长看见要枪毙你了!”
“差半车麦秸”失望地看看我，迟疑着把围在腰里的牛绳子解了下来。我大声咳嗽三声，村子周围立刻有几道电光击破了黑暗，同志们从四下里跑进村来。
“二哥，”“差半车麦秸”用一种恐怖得将要哭泣的低声说道，“你看，我把牛绳子放下啦，……”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车麦秸”一步不离地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胆怯，像一个打破茶盅等待着母亲责罚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半车麦秸”的不安，就悄声告他说我决不向队长报告。他轻轻地叹息一声，把小烟袋塞到我的手里，我一边抽着烟，一边问他道：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哪。”他含糊地答道。
又沉默一忽儿，“差半车麦秸”忽然擤了一把鼻涕，用一种感慨的声调问道：
“同志，干革命就得不到一点好处吗?”
“革命是为着自己也为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释道，“革命是要自己受点儿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哪。我们要能把鬼子打跑，几千万人都能够过安生的日子，咱们不也一样能得到好处吗?”
“自然哪，千千万万人能过好日子，咱们也……”
“到那时咱们也就有好日子过了。以后咱们的孩子，孙子，子子孙孙都能够伸直腰儿走路了。”
“我说呢，革命同志不敬神……不敬神也能当菩萨哪!”
从此他越发活泼起来，工作得非常紧张，为挂念女人和孩子而苦闷的时候也不多了。他开始跟着我学习认字，每天认会一个字。不幸刚认会了三十个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枪伤了。
一个月色苍茫的夜晚，我们二十个游击队员奉派去破坏铁道。敌人驻扎在离铁道只有三里远的村子里。我们并没有带地雷，也没有带新式的工具，凭着我们的力气去打算把铁轨掘毁两三根，然后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兵车。我们尽可能小心地进行工作，谁知终于没法使铁轨不“钢朗”地响了起来。这响声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地向远处飞去，立刻引回来几响比这更清脆、更尖锐的枪声，从我们的头上急速掠过，惊得月色突然暗了下来。
“卧倒!”
分队长的口令刚刚发出，敌人的机关枪就嗒嗒地响了起来。枪弹有时落在我们的背后，有时在我们的前面划出一道弧线。机关枪响了十来分钟便忽然止住。铁轨微微地颤抖着，敌人的战车驰来了……
分队长原是胶济路工程工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伙，他接二连三地把五六个炸弹绑在一块儿。放到铁轨下面发了一道命令：“快跑!”我们像飞一般离开了铁道，躲在一座小坟园里，静静地伏在地上。“差半车麦秸”若无其事地拿出他的小烟袋，预备往嘴里塞去，给分队长用枪托照他屁股上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插进腰里去了。他带着不满意的口气向我咕哝道：
“枪子儿有眼睛的，怕啥呢?”
猛地像打了个霹雳似的，铁轨下的炸弹爆炸了，敌人的战车带着一些灰尘、弹烟、破片，从地上狂跳起来，倒进灌木丛里……
“好!”二十个人的声音重新把原野震得一跳。
跟着，片刻间，一切寂静。
跟着寂静而来的是同志们的欢乐的谩骂，迅速的、简短的、几乎不为同志们所注意的从分队长嘴里发出来的命令。在这些纷乱的声音中，有一道低哑而悲凉的歌声：
“有寡人出京来……”
我们跳出了小坟园，向铁道跑去。就在这时候，敌人的机关枪比先前更凶猛地响了起来。“差半车麦秸”在我们的面前正跑着，叫了一声“不好!”便倒了下去。但我们并不去管他，只顾拼命地前进。我们还没有达到铁道线，敌人的马蹄声已经分明地从左右临近了。我们开始退却……
我跑到“差半车麦秸”的身边，看见他拼命地向着马蹄声响处射击。我说：“挂彩了吗?能跑不能跑?”“腿上哪。”他说，“我留下换他们几个吧……”我不管他的反抗挣扎，把他背起来就跑，有时跌了一跤，有时滚下沟里。……枪声，马蹄声，背上的负担，仿佛跟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拼命地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队里，才发现“差半车麦秸”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弹，他已经昏迷不醒啦。我们把他救醒过来，知道枪弹并没有打进致命的地方，便决定把他送往后方医院去医治。当把他抬上担架床的时候，他的热度高得怕人，嘴里不住地说着胡话：
“嗒嗒!咧咧!黄牛呀!……嗒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