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李文祥 １９８７年阴历２月１２是我父亲７３岁生日，这天，家里人和出门闺女、女婿都要登门祝寿。与往年不同的是，结婚不久的长孙、孙媳妇大老远也从县城赶来；并带着大鱼大肉、好烟好酒和多种稀罕小吃，把本来就很丰盛的饭桌摞得像小山。父亲看在眼里，喜在眉梢，格外兴奋。大半响午，父亲就张罗着要大家入席，自己带头坐在餐桌的正中央。

父亲是个很本份的普通农民，一辈子勤俭持家，惟有一点嗜好是吸点烟，喝点酒。上了年岁家境条件稍好时，便扔掉旱烟袋，换抽低档纸烟，每晚要喝上一杯小酒。寿宴上备的是茅台酒，兴奋之余，父亲多喝了几口，忽然间感到身体不适，就提前退席休息去了。众人刚散，父亲心脏病发作。急病乱投医，儿女们将村里的医生都请来，把家里的好药递上，又是拍胸又是捶背，均不见好转。亲人们急得团团转，眼看人就不行了……

我在北京接到“父重病，速回”的电报后，转身就乘车往回赶，到家时，父亲已断气一昼夜又一白天。没等我仔细看看父亲的容颜，就悲伤的昏倒了过去。悲痛之余，留下诸多感慨与遗憾……

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传统优秀文化，弘扬良好道德风尚的今天，勾引起我对父亲的许多美好回忆和怀念之情。我想，把它整理成文，对子孙后代，对社会都会有裨益的。

父亲出生贫寒，很早就跟人闯关东、跑周边，学徒、打工，挣钱吃饭，赚钱养家糊口。有一年冬天，父亲跟着爷爷步行到了河北藁城县城，在城边的破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走街串巷叫卖（卖花椒）了。两人约定待太阳落山一竹竿子高时，就在这分手的地方碰面，一人往东去，一人朝西转。父亲叫卖了一天，嗓子都喊破了，也没卖出多少货。傍晚，天突然黑下来，阴沉沉的开始飘洒雪花。此时，父亲又急又饥又渴又冻，也看不着太阳是否快要落山，便急匆匆地朝着约定碰面的地方走去。

父亲站在那地方等来等去，怎么也等不来爷爷。实在等不急了，就沿着爷爷分手时走的方向找去，转了一大圈，还是看不到爷爷的踪影。其实，父亲刚离开约定会面的那个地方，爷爷就从另一方向赶来。爷爷站在那里等了好久，急得东张西望，逢人就问是否见到一个卖花椒的外乡人？都说只是上午见过。天越来越黑，雪越下越大，爷爷又急又担心，就起身朝着父亲早上分手时走的方向去找。两人围着县城大街小巷，你找我，我找你，一直转到大半夜才算碰到一起。一见面，父亲抱头痛哭，相互埋怨了一阵子后，便朝着破庙走去。谁知，庙里早被人占了，父子俩只好在庙门前坐躺着熬过漫长的一夜。那年父亲9岁。

父亲年轻时也算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他一辈子喜欢看古装戏，听评剧（唐山乐子）更是着迷；能大段大段背诵许多戏剧段落，有的名段能倒背如流，自己却从不学唱一句。父亲凭着惊人的记忆，学着会说很多民间故事，古今传说。什么狸猫换太子是怎么回事；詹天佑设计、修建盘山铁路的原理及来龙去脉，讲起来头头是道，娓婉动听。说起李自成逼进紫禁城，崇祯皇帝为何吊死在煤山那段历史，则津津乐道。谈到北京故宫三大殿的建筑风格、各自的特点、用途，皇帝和宫里人怎样如厕以及在建设中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更是如数家珍，生龙活现。不夸张地说，从开国皇帝到八国联军围攻北京城、太后出逃，历朝历代的神奇故事、民间传说，很多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连四大名著里的精彩故事、生动情节和它的人物形象，也能大段大段叙述、评说。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东北某火车站那天，父亲正乘坐着火车前往黑龙江送货，被滞留在奉天（今沈阳），为了赶路，只好挑着货担绕小道步行。一路阻拦、盘问，一路艰辛、惊吓，然而，一路见闻，一路意外收获。父亲把热议中张作霖被炸的前因后果的若干个版本，加工、整理成一套完整的故事，说给同乡、熟人听；以后在生产队劳动之余，还常常讲给年轻人听。讲得形象、逼真，像他亲临现场、目睹过似的。前些时候，我看到一位外国人撰写的张学良回忆录，书中有一段写的和我父亲说的一模一样，甚至父亲说得比书里写得还精彩、生动。

打解放后，父亲就再没出远门，凭着一身力气和一手好农活，一心在家里辛勤劳作，养儿育女，发家致富。

父亲弟兄四个，排行老大，天生骨子里就有当家作主、处处为师为大的责任与意识。父亲这一辈兄弟、妯娌们没红过脸，一大家人团结、和睦的在三乡五里是出了名的。爷爷奶奶相继过世后，父辈弟兄四家大小一二十口，在一个锅里吃饭生活了好多年。直到人口越来越多，孩子们饭量越来越大，一个锅灶做饭实在难以承受与运转，才被迫分家。分家时，不抓阄儿，不讲价，兄弟、妯娌们坐在一起，一合计，谁住的房、谁用的家具归谁，锅碗瓢盆大体一分，农具同使用，共维护，这么一说就算分了家。不仅没闹意见，而且大人小孩都是相互牵让，不肯另起炉灶。这样的好局面，原因的确很多，但作为老大的父亲确实在中间起到了关键作用。

１９６３ 年我们那里闹水灾，天上像戳了个洞一样，倾盆大雨断断续续下了好多天，房倒屋塌。我有个远房守寡的大娘，带着几岁的男孩住在一座土坯屋里；四叔在外地工作，婶子和几个年幼的孩子住的房子年久失修。两处房子都在滂沱大雨中，摇摇欲坠。父亲白天赤着脚、泡在水里，在大娘房前屋后垒砖、砌墙，改水道；夜间披着破旧的雨衣，到四婶的房屋四周看护，一直坚持到天开云散雨停。一天夜里，狂风伴着暴雨下个不停，父亲在婶子的房后整整守护了一个通宵。事后，婶子才知道，感动得哭了一场。

俗话说：一滴水见太阳。父亲的这些所作所为，即生活中的点滴亮点，不正是折射出他那宽厚的胸怀、高尚的美德吗？我想，这与父亲的性格和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有关联。

父亲老实忠厚，心地善良，还是个热心肠。一次，他在地里干了大半天活，累得捂着胸口、喘着粗气往回走。好不容易挪到村口，刚要坐下歇歇，扭头一看，一家盖新房的正准备上大梁，又粗又长的大梁，两个小伙子怎么也扛不到肩上。父亲快七十岁的人了，也不顾严重的冠心病，主动上前帮忙，抓住大梁的一头，弯腰就往起抬。一咬牙，猛地一使劲，大梁抬起来了，他却突然被猛烈的胸痛击倒，蹲在地上疼得久久不能站起来。

父亲遇事、做事总是先想到别人的难处、好处（利益），其次才是自己。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吃亏是福，吃小亏占大便宜。父辈们在一个锅灶吃饭和困难时期吃食堂时，父亲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吃饭最好吃大半饱，才有益长身体，也能长寿。他还以讲故事的形式来明证：说有一个卖瓜籽的人和一个卖蒜的人，两人都饿的没粮吃，各自吃所卖的东西，结果卖瓜籽的先饿死了，卖蒜的人活了下来。原因就是，卖瓜籽的人不停地吃，很快就吃完了；卖蒜的吃一口辣的受不了，辣劲过了很久才再吃一口，延缓了充饥的时间。

回想起父亲那个年代教育子女的思想、方法，并不落后。我们兄妹四人，哥哥文革前县办中专毕业，两个姐姐都读过完小和高小。我小时候上学时，从没为交学费发过愁，每学期交学杂费都是班上第一名，为此常受老师表扬。我读完小学三年级升四年级时，在班上又是第一个先交学费、书费，老师一再催同学们快交书学费，也没几个人交。开学后，学校不再上课了，学费和书费的事也没人提了，吃了个哑巴亏。

我们上学的事，父亲从来不管不问。什么时候上学？怎么上？学得怎样？想不想再升学？这些都由自己作主。愿意上、能升学，别怀疑，父亲肯定支持；不愿再读书了，不用商量，他自然会同意。记忆中，父亲从未打驾过孩子们一次，有时急了，最多说一句：你做得没有，害得有。父亲的口头禅是：“树大自直”。用现在的话解释，无非是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自由发挥、发展的空间；不当大包大揽的保姆，而是逼着或放手让孩子们动手动脑，去闯，相信孩子们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不管这有意无意，这种管教子女的做法，也不失为一种良策。

父亲一生积累了不少社会经验，明白很多道理，他变着法要告诉给孩子，传授给他人。比如，他看到有人喝酒一喝就醉，就告诉人家：喝酒前先吃个馍馍再喝，就不会一下喝醉。他常给晚辈们说，吃得太饱时不能马上洗澡，那样会伤身体的！看到我刚参加工作那阵子省吃俭用，该花的钱不花时，他就提醒我说：没本事挣钱，有本事节俭，是好事，不过光会节俭不会有出息。翻译成现在话，这不正是希望我要有点市场经济意识，学着会赚钱才是；既要节流，更要开源吗？

父亲对孩子们没有多大期求，只希望随大流，不闯祸就行。但要求孩子们做人要正，多做善事。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己一生积德行善，谨慎做人。临终前，心绞痛折磨得受不了，昏迷中，他一再责问自己：“咋这么难受呢？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啊！也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呀！”……这些话过去听就听了，也没太在意。写这篇文章时，哥哥讲了一件我未曾知晓的事，使我对父亲这些做人处世的思想及行为方式，有了深刻认识。

那是困难时期的一个年腊月，家里杀了一头猪准备办大事。父亲本想将猪下水用来奖赏辛苦了一年的母亲及孩子们，也是改善发送一下家里生活。突然，一位大队干部出现在眼前，非要“买”猪下水，没等父亲把话说完，连猪头、猪尾巴一起掂上就走，末了，甩出一句：过年给钱。

过了大年、等了十五，大队干部也没有给钱的意思。一天，父亲上门去要，大队干部翻脸说了赖话，父亲硬是咽下了这口气。孩子们不干了，非要去理论理论，却被父亲坚定地阻止住了。他只是说：在人家房檐下，哪有不低头的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实践证明，父亲这种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是有道理和远见的。

事隔几年，这位干部下台了，后又得了绝症。此时，他想通过我们一个在大医院工作的亲戚住院治疗，到家里热情的又攀亲、又道谦，内疚得很，可笑可气又可怜。即使这样，父亲还是高抬贵手让了他一把，帮了他一把。看来，做什么事情都应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切忌不可一世，把事做绝。

父亲没怎么念过书，或许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信奉的是中庸之道，和为贵。然而，父亲的善良、遇事牵让是有限度的，在大的问题上真有男子汉的气概，该出手时就出手，当仁不让。看准了的问题、铁了心的事，真有几头牛也拉不回的感觉。

人民公社时期，我们那个生产队有一阵子就像战后的伊拉克，乱糟糟的，没人敢来主政，上级领导和部分群众一再推举父亲担当重任。事好干，人难处，头三脚就难踢。一个家族的“头领”和父亲同龄人，仗着家人多，对父亲“当政”很不服气，故意找碴挑事、刁难。一次，他明明晚上工好长时间，待记工时，父亲提议要扣他一半工分。话音没落，他高叫大喊，抓起两个红薯就拽到父亲身上，父亲像愤怒的雄狮，顺手拿起板凳朝他的头部猛砸。鬼怕恶人，就这么一砸，砸出了势气，砸出了权威，为他的“从政”铲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要说父亲精明、强干，那不假，尤其在经济往来和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说他内秀，也不过分。

年轻时，父亲有股冒险劲，动不动就要买点彩票、股票什么的，总想碰碰运气，多点额外收入。生产队时，这些东西被取消了，他就一天到晚琢磨着怎样使小钱变大钱。钱毛时，他就想法把仅有的仨半钱抛出去，变成价值稳定或能升值的实物；币值稳定或升值时，他就又集中把钱存到信用社，让小钱生大钱。父亲这辈子没挣过大钱，钱不多而存折数量多，有活期的、短期的，也有长期的，并且来回倒腾，怎么合算怎么来。

那时乡村信息不灵，公开化程度低，而在父亲心里那本账上始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信用社取钱、存款，什么活期利息是多少？何时调息，调息前后怎么个算法；转为一年期、三年期又是怎么算？他都明白在心，精确的能算到极限。没人敢蒙他。

“大跃进”那会儿，父亲正值当年，集体劳动时常加班加点带头干。加一个小班或一个大班，多挣多少工分，超额完成定量，又该多记多少工分，累计起来为多少，父亲都记在心里。队里会计是位年轻人，又是个半瓶醋，一年下来给父亲把账记得乱糟糟。父亲拉上队长，坐在会计桌前，凭嘴、用心一五一十把全年的劳动所得给算计得一清二楚，算得那年轻会计不得不服。

还有一个故事，说来也许没人相信，事情的确是那样的。文革期间及其前后，上边经常有人来村里搞外调，父亲不为依靠对象，起初没人找他，结果外调人员或者失望，或者留下遗憾。有人推荐，说我父亲都能把村里的那点事说清楚、说准确，结果还真是那样。后来一批批干部模样的人将父亲请去，了解情况，父亲不慌不忙，照实说来，诸如村里哪块地、哪处房，解放前属于谁，哪年哪月又转户给谁？谁家过去、后来是何种情况？曾经发生过什么？干过什么事？父亲能给它追朔到祖宗八代，介绍得客观、详尽，没人不佩服。有人尊称我父亲为“小诸葛”、“村里通”，就这一点来说，我看是那么回事。

父亲已离开人世20年了，生活中的父亲中等个，一脸喜色。然而，他的音容笑貌总是晃动在我的眼前，他那高大的形象过去并永远矗立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