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的那边》教学参考：在一部电影结束的雨声中

在一部电影结束的雨声中

我承认我正经历困惑。近年来所发生的不曾预料到的一切，例如在中国文化界包括诗歌界上演的一切，例如给我们带来更大震荡的9·11事件，都在加大这种困惑。因此，在重新面对写作问题的同时，我还必须去弄明白当今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承认，当今这个世界，它的蛮横和暴力，它的疯狂和错乱，它所暴露和潜在的一切，甚至我周边所认识的一些人，都超出了我的理解。

因此，在这个诗学研讨会上，请允许我不直接抽象地谈论诗歌。正是我的困惑使我再一次感到，如果我们不切入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来面对诗歌的问题，到后来恐怕会再次落入到“美学的空洞”之中。是呵，何谓诗歌，或者说怎样对诗歌的现状进行认识，对于这类问题，我想来想去，到最后想起来的，竟是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小说中所说的一句话：“这个故事的含义，他认为，并不像果仁那样藏在外壳之内，而是在故事本身之外，围在故事的外层……”

因此，还是让我从一个更大的背景和范围来省思诗歌现状和我们自己的写作问题。当然，问题依然存在。前一段网上有一个“著名诗人的问题”的贴子就这样说：“王家新的问题在于硬要把知识分子的问题弄成是诗人们的问题”。我承认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似乎也抓住了我的某种“问题”。我知道我这个“分子”也的确需要接受教育。但问题是，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中的诗人，果真和“知识分子”无关吗？有没有一个抽象的静止的永恒不变的“诗本体”？诗歌这种语言艺术形式是否应该承担我们对现实人生和时代的关怀？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环境中，何谓“自觉意义上的诗人”？

9·11事件以来，迫使人们放开视野，关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问题，关注不同信仰及价值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并审视自身的道德困境。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9·11事件不仅和美国有关，和本·拉登这样的人物及其恐怖组织有关，也和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矛盾冲突有关，我甚至想说，它几乎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它是整个人类的噩梦，文明的噩梦。作为个人，我当然本能地抵制这类疯狂的把人类和文明带向毁灭的行径，但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承认，我们在如何看待它时却陷入了困境和分歧。

这种困境是道德的，但和我们所处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我们被这一事件所震撼，被随后发生的一切所抓住，但是，这一切却远远超出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和范围。似乎我们的头脑天生不是为这样的思考所准备的。9·11一声巨响，不仅显出了国民中顽存的阿Q根性，也显出了中国知识界的某种苍白、贫乏、甚至心智上的扭曲。说实话，我真正感到恐怖的，是第二天上班时在我的“知识分子”同行中听到的那一片兴奋的欢呼声。这里，我不想说出耻辱二字。我不明白的是，时代“进步”了吗？时代的确在进步，起码人们是在自由地并且是在自发地发表“属于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恰恰正是这种情形使我意识到，在今天，要真正做到“独立思考”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然而，9·11又迫使我们去“思”，迫使我们置身于“历史的领域”，迫使我们不被任何力量所左右而是真正去面对问题，甚至深入到集体无意识或政治潜意识中。的确，只有那些“把世界简化为一个卡通式的世界”的人才不会困惑，同样，也正是那些情绪化的激烈反应和不容置疑的绝对话语在妨碍人们去认清历史和现实。我想说的是，9·11不是什么“超级艺术”，更不是外星人对地球人类的袭击。实际上它以一种极端的、超乎人们想象和预料的方式把二十世纪以来甚至更久远的历史以来各种政治、宗教、民族、文明、文化的根本问题和冲突暴露在我们面前。换言之，在这种疯狂的非理性的极端事件背后，其实正是某种历史逻辑在“理性”地推演。同样，某些同胞们的“异常”反应在起初曾让我吃惊，但现在想来，其实也很“正常”：当一种已扭曲的心态已成定势，他们不这样反应会怎样反应呢。

亨廷顿的预言让许多人无法接受，但仍透出一种惊人的敏感。9·11让人们一下子想起了他。但是，为什么冷战结束后，世界会由意识形态冲突“不经过渡”地就直接进入一个民族、宗教、文明、文化冲突的时代？这足已说明了它与冷战时期在话语上的某种“同构”关系。比如，对复杂世界的简化，二元对立思维，话语的绝对性和排它性，思想的暴力及极端主义，等等。所以，对当今世界的诊断，必然会导向对近代历史以来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对人性、民族心态和文化的极度扭曲的考察。我不知康德在什么语境中讲过这样一句话“用人性这一根弯棍无法做出直的东西来”，但我知道，这种扭曲，在当今世界权力和财富不平衡的情势下一定会有所表现，一定会导向失控，导向疯狂和暴力。

有人忌言“文明冲突”，但很可惜它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往往并不是文明本身的错，而是出于更复杂的历史原因。的确，我们谁也没有权力用一种文明去评判另一种文明（在这样一个讲“政治正确”的时代，即使是对一个占星术统治的国家人们也只能充满敬意，凭什么说人家“落后”呢？）。我并不认为本·拉登式的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就代表了伊斯兰文明，就像在我看来B_52的轰炸声是一种对巴赫音乐的莫大讽刺一样。让我们不能不留意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在当今世界，非宗教的疯狂往往以宗教的面貌出现（就像当今诗坛的那些权力相争和自我炒作偏偏要以“诗”的名义出现一样）。9·11之后，在中国文学界有人很幼稚地借拉登大谈“理想主义”的危害。拉登代表了一种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请看看萨义德的看法：“事件的本质是，一小撮狂徒为了罪恶的目的胁持了宏大的理念”；哈贝马斯的看法也很值得注意：“尽管他们使用宗教的语言，原教旨主义却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在过去，在冷战时期，人们是以“理想”或“主义”之名，现在是以“民族”、“国家”甚或真主之名来煽动大众并控制大众，并以民众或信徒的牺牲，来使自己通向权力或英雄的宝座。这种人物到处都是。正是这类人物，在有目的地制造或激化一种“文明冲突”或别的什么冲突，在把世界强行分为截然不同、势不两立的两半（就像有人强行把中国诗坛分为“水火不容”的两大派一样）。拉登不正是这样在号召所谓“圣战”的吗？说实话，我为那些真诚而无辜的牺牲品悲哀。

看来，要看清这个被暴力、混乱和各种意识形态及理念所蛊惑所控制的世界，我们的头脑还过于简单。

在中国知识界中还有颇为煽情的一句话：站在被压迫

者一边。9·11之后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恐怖主义，只有被压迫者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不公的关怀，对于弱者的同情，对于正义的诉求当然无可非议，然而，这种立场如果不伴以理性的自我反省而仅仅限于一种道德姿态却是廉价的，甚至，一旦它成为某种不假思索的情绪反应，它还会导致更可怕的灾难。请想想那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情结”，多少年来对我们这个国家及其文化所造成的灾难还少吗？愤怒会让人变成无头巨人，仇恨会带来人性和理性的泯灭，那种偏狭和狂热也极有可能转变为邪恶。面对像9·11这样的人类的噩梦，谁也没有权利免于自我反省，被压迫者和所谓弱势文化也没有这种权利。强者有强者的傲慢，弱者也有弱者的偏激。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双眼只盯着别人的问题，振振有辞地指责并教训别人，却从来没有勇气正视并反省自家的问题，最起码来讲，这并不是一种对本民族负责的表现，这和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担当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多少关系。说来也怪，有那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容忍强国的霸权，却对自家里的问题视而不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政治正确”本来是对某种普遍价值的认同，但现在它却似乎已成为一种思想体制，在钳制着人们的舌头，在钳制着自由思考的勇气和想象力。西方有西方的“政治正确”，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在我们这里似乎也有了自己的“政治正确”。比如，不对“霸权”做出一副说“不”的姿态就不正确，不说“西方资源”是臭大粪就意味着丧失了一个“汉语诗人”的“尊严”，不骂别人几声“买办诗人”就觉得跟不上这个无知者无畏的时代。这种“正确”，与其说是来自对真理和正义的认同，不如说出自一种意识形态及权力和利益的左右，甚至出于可怕的无知。在种“正确”中，感情用事遮蔽了理性，集体煽情和盲从代替了个人的良知。可以说，这种“政治正确”看上去几乎在很多问题上都正确了，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上却失败了。

极端的民族主义总是把世界分为两半，分为“我们”与“他们”。然而世界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认知方式和理念并不是建立在对个人价值和文明的尊重和关怀上。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民族意识唤起一个民族的心灵，但那种偏狭狂热的民族主义却在扭曲着一个民族的心智。它发酵“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语），却无助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看来，我只能认同那种鲁迅式的民族意识，它是一种反省式的、具有自我追问和自我批判精神的民族意识。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才有希望。只有懦夫才不敢正视自己，不敢也不愿正视自己在文化上的失败，反而靠自我宣布“胜利”继续生活在虚幻中。的确，一个民族的自我肯定是需要有强有力的内在资源的，同样，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个人在今天也无法简单地生活在任何一种集体想象和观念的庇护下，相反，他的力量只能从他对这一切进行偏离和反省开始。

中国的诗人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时代并没有“进步”，它似乎可以在一转眼间又回到某种蒙昧，或者说又回到先驱者们在起初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之中。不错，这个时代的风尚及所发生的许多闹剧都在加深这种蒙昧。有人说这和诗歌无关，但很可惜诗歌并不是处在一个真空里。实际上，中国诗界近几年来发生的一切，无不体现出甚至率先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种种症候，也只有把它置于这个时代的震荡和文化氛围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看清它的处境。君不见，不是有人也发起了一个诗歌原教旨主义式的运动吗，蒙昧主义不是正在中国诗坛上大行其道吗，在一个以粗痞为荣的时代所谓一个民族的心智不是在急剧的下降吗，那么多人忙于赶时髦，有谁在面对那些有难度但却真正具有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诗歌呢。这也使我意识到，虽然许多人声称已进入了一个“后现代”时代，但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仍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诗人们所要长期从事的艰苦的工作。而这一切，在深化着我们对自身写作的思考。在此意义上，可以说“9·11”一方面超出了我们思考的范围，但另一方面又出乎意料地照亮了我们长久以来在黑暗中所面对的一切。

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又看了一遍以越战为题材的电影《现代启示录》（增补版）。一个叫威拉德的美军上尉“醒来后发现只是恶梦一场”，被派给一项特殊任务（“这项任务永远不会列入记录”），前去搜寻一位名叫华特·可滋上校的神秘、恐怖人物，因为他精神异常，滥杀无辜，现隐匿在某丛林地带，被土著奉为神明。威拉德在军方的护送下溯流而上，由此被抛进一个更大的恶梦，比如武装直升机群居然在最大音量的瓦格纳的音乐中向村庄扫射，比如他的助手由于恐惧和精神崩溃而疯狂射杀无辜船民，这使他不由得惊恐地意识到“人性黑暗的一面”正在“战胜林肯的善良天使”；而渐渐地，由对可滋上校这样一位犯罪人物的好奇（美国培养的最优秀军官，机智、风趣、人道，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为邪恶魔王？），到“与他会面的渴望”在自己内心里莫名其妙地不断增强，到最后发现在这一恶梦中，他自己其实也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在这里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文明与野蛮的界线再也无法分辨。也许，他要搜寻并尽一切可能干掉的罪犯就是他自己？威拉德上尉为此发现恐惧不已。最终，他找到了那个如同魔王的可滋上校，并像完成某种神秘仪式似的，在一个间隙刺杀了他。而可滋上校临绝气前吐出的词是：“恐惧”、“恐惧”。

这位杀人如麻的人恐惧什么？死亡？还是那比死亡更令人不敢面对的一切，那对整个宇宙、人性、文明的彻底绝望？没有答案。满身血污的威拉德上尉像死掉一样回到他的船上，在雾中隐去，甚至连声音也没有。只有从河流上升起的雾。电影在刷刷的雨声中结束。

而这雨声，是否带来了一种救赎？

显然，这是一种对康拉德的著名小说《黑暗的心》的改写。在威拉德的神秘行旅中暗含了一种他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使命”，即“认识你自己”——有的时候，还需要在你的对手、敌人或一个相反的人那里认识你自己。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比如，那些奉上天的使命开化别人的人是不是还没有发现自身的黑暗的本性？那些号称为信仰和正义而战的人是否正离这种信仰和正义愈来愈远？同样，在我们这里，那种“唯我独革”式的绝对性话语是否仍在支配着人们？那些总是以为自己“正确”总是要去“改造”别人甚至判决别人的人又是怎么一回事？总之，如果说这样的电影包含了一种震动人心的历史反讽和戏剧性的自我省悟，中国知识界包括诗歌界最缺乏的是否正是这种自我追问、自我反省的精神？这一切问到最后——我们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没有答案。一切都在刷刷的愈来愈大的雨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