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怎么写
人物传记怎么写
人物传记是人物志的主体，是地方志中的重要内容。人物传记的特征有二个：其首要特征是真实，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生动。(即真实性和文学性)
(一)人物传记的真实性是人物传记的生命。“志属信史”，志传和史传一样，必须真实可靠，符合历史事实。对人物的记述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过是过，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有益于人，传之久远。怎样保证人物传记的真实性呢?一、广集资料，反复考证。要使传记真实可信，首先必须全面搜集、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使传记所反映的人物生平事迹准确无误，完整无缺。这些资料一般包括五个基本方面的内容：
(1)人物的姓名、性别、籍贯、民族。
(2)人物的生卒年月。
(3)人物的学历、简历、党派、职务。
(4)人物的贡献功绩、科技成果、著作。
(5)能反映人物思想风貌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
对于收集的大量资料，又要细心鉴别，严格选材，作一番“弃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考证工作，严格坚持史实的可靠性、准确性。这样，才能为社会所公认，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果史实错了，立论也就不正确了。因此编写传记时，一定要占有丰富、翔实、真实可靠的资料后，方能动笔。梅林为了写作《马克思传》，用了几乎二十年时间，搜集并深入钻研有关马克思的资料。司马迁写《史记》，经历了十年，如果加上他搜集史料，调查研究所花去的时间，可以说一部《史记》倾注了他的毕生精力。
二、抓住人物本质，从环境中说明人。
撰写人物传记，应把所写的人物放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从表面现象深入到人物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抓住人物的本质进行记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人物传记就是要写出一定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一定的人，而这个人又怎样对当时的社会关系施加一定的影响。
马克思的论点为人物传记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真实地描述人物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也曾经指出过，编写人物传记必须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罗·卢森堡，希望梅林在写作《马克思传》时，能做到从环境中说明人，从历史中说明环境。
如果不顾人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不把人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就不能写出具有真实感的人物，甚至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即使象杰出的法国作家维·雨果，他的《小拿破仑》，由于不理解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造成一种社会局势，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路易·波拿巴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马克思说雨果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伟人了”。而这，也就是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了。
可见，要写好人物传记，必须了解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把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中，论其世知其人，才能写得典型真实。
三、从人物的复杂性中对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
历史是绚丽多彩的万花筒，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历史人物功过渗合，斑瑜互见。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地看人物的好与坏，功与过，决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劳一笔勾销，也不能因为做过一些错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贡献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司马迁写《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军事才能是满怀激情的描写，但对韩信早年的“无行”、“不能治生商贾”、“食从人寄食饮”、“俯出胯下”却并没掩盖而是直书，读者读后反觉真实可信。所以我们写人物传记，一定要从当时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记载和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二)人物传记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生动。所谓生动，就是要把人物写活。写成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能体现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栩栩如生的血肉之躯，而不是干巴枯燥的偶象或只有动作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司马迁的《史记》雄视百代，卓然独立于千古，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他刻划了许许多多个性鲜明的人物。马克思也曾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军事活动家政治家写作小传。他写的《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布律恩》、《布里昂》，生动记述了拿破仑一世时期法国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群象，其中有贪得无厌、追名逐利之徒;有渴求官职、封号和王位的野心家;有愿为任何制度效劳的不择手段的钻营者。这些小传，既描述人物的特有个性，又提供了拿破仑一世帝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本质特征，成为传记文章的典范。
恩格斯也写过不少人物小传，恩格斯写人物传的杰出之处和马克思一样，在于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同时突出人物所代表的阶级特征。所以，在他笔下，马克思、燕妮·马克思……等人物形象，被活生生地再现出来。所以一部成功的人物传记，既要体现人物的阶级、职业、文化素质、信仰、经历、遭遇及其产生影响等方面的不同，又要体现同阶级、同职业、同素质、同信仰、同遭遇、同影响而在性格上的差异。
要突出人物个性，体现人物个性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只有这样，写出的人物才能鲜明生动。要达到上述要求，一要选材典型。编写人物传要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时，选择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详细记述，把不能表现人物特征的事件摒弃或一笔带过。从各种素材中加工、提炼，选择最能表现人物主要性格特征的典型事件来写。这些典型事件，往往是人物一生的关键所在。写好这些关键之处，不仅可以表现人物一生的主要功罪，而且可以显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和蔺相如都是赵国封建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司马迁为了要表现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不是给他们各开一张履历表，而是选择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件事来写。这三件事反映了两种矛盾，一是秦赵两国之间的矛盾，一是廉蔺两人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发展的后果，是构成后—个矛盾的原因。通过这两对矛盾冲突，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秦赵争夺和氏璧以及渑池之会两件事，实质上是秦赵两国统治阶级两次实力较量，是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的前奏，所以选择这两件事情，也显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特点。
写大事固然重要，但对细节描写也不可忽视，有时人物的性格特点往往在一些细节中表现出来。茅盾税：“善于描写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恰当地记述小事，能见微知著、增强传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甚至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如《史记·陈涉世家》，开头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陈涉为人佣耕时，曾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并十分自负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个细节，看来或许并非必要，其实对描写人物来说，却有助于展示人物思想脉络，写出人物前后一贯的性格史。写陈涉少时就有鸿鹄之志，所以后来才发展到大泽乡起义。写陈涉少时就把别人比作微不足道的燕雀，所以称王后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把早年同过患难的老朋友也杀了。这是他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思想根子却早就种下了。
二要叙行录言。思想支配行动，行动表现思想。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行动也就不一样。记叙人物行动，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的重要方法。因此记叙人物，要选择那些最典型，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行动来写。例如在《吉鸿昌传》中，作者记述吉鸿昌在1931～1932被迫出国期间，为了反对美国歧视华人，特意在自己胸前佩带“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这个细节的描写，表现了吉鸿昌高尚的民族气节，也体现了他的个性特点。又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在巨鹿之战的巨大胜利之后，叱咤风云，诸侯惧服。作者通过项羽召见侯将，侯将“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动作描写，反衬出项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性格。可见动作的描写对记叙人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了具体的行动，才能生动感人。“言为心声”。人物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无不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中，因此选择人物的典型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见秦始皇出游的壮观时说：“彼可取而代之”。而《史记·高祖本纪》写刘邦看到这种壮观时却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尽管他们两人的话意思都是羡慕帝王，但却体现了两种不同性格。
人物的诗作、著述(包括文章、书信、日记)和话语一样，是人物思想境界的高度凝结和表露。无不凝聚着人物对客现事物的认识、主张以及所持的态度。恰到好处的引用一些人物的诗作著述，对写活人物，突出性格也是不可少的。
三要讲究文采。人物传虽不能偏向华丽的词藻，繁琐的描写，多余的形容，曲折的情节。但语言生动形象，用词精当贴切，句子流畅，层次分明，布局合理，一句话，文采还是必须讲究的。
虽说史志中的人物传记与文学中的人物传记有区别，前者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不允许任何虚构，后者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是，在需要生动因而需要文采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共同的。因为传者，传也。立人物传记就是为了传于后世，为了“记一方之言，激千秋之爱憎”为了“鉴人明事”。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讲究文采，也是史志中编写人物传记应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马克思要求人物传记应当写得有“强烈色彩”、“栩栩如生”。恩格斯认为人物形象应当“光芒夺目”。《史通》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致”。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史志崇尚文彩，文史并茂，引人入胜，还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在写人物传记时，应当重视文字锤炼，讲究艺术手法。
一我国人物传记不仅起源很早，而且体裁多样。归纳起来，人物传记体裁可分为四类：一是纪传，二是文传(即传记文学)，三是史传，四是志传(指方志中的传说)。我国人物传记的写作，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处于萌芽状态。《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中都出现了相当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时期可以看做是人物传记的滥觞时期。到了西汉中叶武帝时期，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出现了。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标志着我国人物传记走上了成熟的阶段，并且达到了高峰。司马迁不仅首创了以人物记传来代替历史事件的叙述，通过传人来记事，同时，他还以文学的手段，来描写历史人物，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而又形神具备的人物形象，不仅为我国文学和史学的兴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对史学、文学、戏剧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史记》以后的所谓正史，一般地说都是学习或模仿《史记》的笔法，以纪、传作为主体。到了魏晋以后文史开始分流，文学和史学各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特点向前发展，以至于越来越泾渭分明。文学家注重辞藻和形象，史家则注重史料的真实及表述的准确，而对文采方面却顾及不多了。东汉以后特别在唐代以后，杂体传记的发展很快，如碑铭、传状、自传之类，也出现了许多高手佳作。
这类传记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而且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它们在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忠于史实，但其笔法都属于文学性质的。所以类似这些作品只能属于文学著作——传记文学。方志撰述人物由来已久。据《隋书·经藉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见《隋书·经籍志》982页)此后，到了晋代，常著的《华阳国志》中，从卷五至卷十二都是关于人物的记述。从此之后，地方志记述人物就成为定例。宋代以后，我国地方志的写作，已渐趋成熟，从体例到内容的设置更加完备。“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又以地区而编入姓氏人物，并因人物而详及官爵与诗词、杂事。宋代方志记人物及有关史事与文献者更多。”(见傅振伦：《论人物志的编撰》)。到了明、清之际，是方志走上大盛的时代，不仅数量多，而且设置的门类齐全。每种方志大都记述人物。清代方志，人物志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仅占据篇幅多，人物的类别也多，只要是被统治阶级认为有利于当时社会的人物都进入志书。
综上所述，我国人物传记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文史不分的纪传体，到文史分流的史体传记，又从纪传和杂体传记发展到传记文学，以及一方之志中人物传记的出现。说明了我国人物传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二属于人物传记性质的作品在古代名称很多。诸如传、箴、铭、碑、表、颂、赞、哀等等，细分起来，更为复杂：如“传”指传记，以其内容有全传、大传、小传和传略之别，以传者与传主关系而言，又有他传和自传之异，此外还有别传、外传、评传等名目。再如“状”有行状、事略;表有墓表、阡表、墓志和墓志铭等等，都是记述和颂扬死人的生平事迹，多数是颂扬历史上有地位的人物。现存最多的作品是传记和碑文。这些是我们编史修志的珍贵资料。
人物传记，虽然形式多样，但是大体上还是前文提到的那四种形式。它们在写作方法上千差万别。然而一切优秀的人物传记，仍是具有共同性的。
其相同之处是：1.人物的真实性。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变革，出现过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既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伟人，也有逆历史激流而动的罪人，并有出身、地位、经历、思想、性格等方面的不同。这些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有过一定影响，就会在历史上留了他们的影子。作者，为这些人树碑立传的目的就是要抑恶扬善，“表彰以劝世道，贬斥以戒人心”，两千多年以来，传记作者把崇高的荣誉给予那些热爱祖国，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同时对奸臣逆子也进行了无情地诛伐与鞭打。一切优秀的人物传记在内容表达上都力求真实，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并且是非明断，褒贬准确。
2.人物的时代性。优秀的传记作者由于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以留在传记中的人物都具有时代的特色。例如同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由于时代不同，传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是不相一致的。《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即陶渊明)，他那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精神，与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点——尚清谈和以清高自愉相一致的;而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则是一篇奇人的传略。尽人皆知，明代社会黑暗，特务横行，文字狱大兴，知识分子“动辄得疯”，所以徐文长的一生只能是从不得志到疯，从疯到坐牢至死。他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以上二例，传主同是文人，由于时代不同，他们的性格不同，遭遇者不一样。
3.人物的个性。读优秀的人物传记，犹如参观罗汉堂。众多泥塑，面目不一，神态各异。一些传记所以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是由于传记家们懂得和善于处理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的结果。传记在内容表述上忠于史实和抑恶扬善，是我国人物传记写作的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各种形式的人物传记的共同特点。但是，各种传记在表述方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志传和纪传不同。一是“纪传”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别是在“词藻”上下功夫。有大量的形容词和修饰语，以增强传记的文学性;二是“纪传”在撰写人物时虽然也以事实为根据，同时它又偏重于文学形象的刻划。使历史传记同文学传记合为一体，这就不能不使人物历史的真实性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三是在“纪传”文章的最后都要加上一段评语，如“太史公曰”、“赞曰”等等。作者公开站出来对人物进行评价。以上三点在“志传”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其次，志传与史传不同。有一些权威专家从“志属史体”出发，进一步指出方志传记与历史传记是一样的，属于同一种体裁——史体。此说，笔者曾想之再三仍不敢苟同。史传可以史论结合，有史有论，志传不能议论，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史传手法多样，可以夹叙夹议，也可以先议论、后记事，或者先叙述后议论。而志传只能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功过。人物的善、恶、美、丑则需要通过叙述反映出来。应该说志传别于史传，因此在志传的写作中，文字运用就要仔细地斟酌，对传主的是非不能明断，但又要让读者从字行间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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