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

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文学流派。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轰开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接踵而至的是租界的霸占,洋场的开辟,半封建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畸形生活,以乌烟瘴气,光怪陆离的容貌呈现于人们眼前,于是反映这种都市的作品也应运而生。鲁迅说：“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

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他们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上海文艺之一瞥》），并因此得名而成为鸳鸯蝴蝶派。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的哀情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为其主要宗旨。它们的期刊、小报曾标榜“本杂志不谈政治，不涉毁誉”，“有口不谈国家……寄情只在风花”。它们的作品也大都以“消闲”、“遣愁”、“排闷”、“除烦”为目的。在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曾严正批驳“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工具,就是针对鸳鸯蝴蝶派而言的。茅盾在1922年对这一流派的实质下过中肯的评断：他们的“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一种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庸俗口味为目的的都市文学。他们视作品为商品，为了竭力倾销这些“商品”，自然就不能不随波逐流，以适应洋场的“五方杂处，三教九流”的需求。作品的内容也不得不随着他们特有的读者层的趣味为转换：有时是言情小说，有时是“黑幕小说”，有时又转换成以“侦探”、“武侠”最为热门。因此，这一流派的作品内容极为驳杂，举其要者大致可分为言情、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等类别。早期鸳鸯蝴蝶派仅仅以言情小说为主，后来要将如此庞杂的内容塞进狭义的鸳鸯蝴蝶派的框子中,似乎不大贴切。于是有人以他们早期的最有影响的《礼拜六》杂志名之，统称之为“礼拜六派”

鸳鸯蝴蝶派的全盛时代是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之间，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这是由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掀起的复古狂潮，使社会呈现了一派沉滓泛起的颓败局面,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便泛滥充斥于市场。这时,鸳鸯蝴蝶派作者中除了不少“封建才子”和“洋场文豪”之外，又增添了一些不愿在浓重的政治暗夜中继续探索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从反袁斗争中离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辙，投入了鸳鸯蝴蝶派的圈子。五四运动以后，该流派虽然多次受到新文学营垒的冲击和批判，报刊阵地和读者面都有所缩小，但仍然在市民读者中流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才在祖国大陆上失却了他们生存的土地。因为这一流派基本上与民国相始终，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曾被称为“民国旧派文学”。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小说《广陵潮》

鸳鸯蝴蝶派从主导倾向而言，是一个消极的病态的文学流派。但也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地作具体分析。如在他们早期反映婚姻问题的作品中，就有恋人受严亲或封建信条所迫，以致酿成悲剧的内容，从反对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等封建道德而言，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在“五四”前后，曾翻译介绍了外国的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东北欧被压迫国家的作品,也是值得肯定的；该流派的部分作者如包天笑、周瘦鹃，站在清贫的市民立场，反映其要求和愿望，写了一些对社会黑暗现实和封建军阀压迫表示不满的作品。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一流派中的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作家，写出了大量的“国难小说”,宣传爱国,反抗侵略。1936年10月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也包括了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的签名。在抗日洪波的淘洗下，随着鸳鸯蝴蝶派的某些作者思想的转向，他们有些人的作品也相应地出现了新面貌，向健康的通俗文艺过渡，这些作品就不能再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来标示了。张恨水的小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变化，是这种演变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包括文艺作品上的新的成就。

　　　　　　　　　　　　（范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