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历史简介（总述）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8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

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篡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

两汉时期是当时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一段历史，汉高祖至汉文景时期的汉朝，经济实力直线上升，成为东方第一帝国，与西罗马并称两大帝国。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匈奴帝国战败而向北狼狈逃遁。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中国从此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直到一千多年后蒙古人的叛乱。正是因为汉朝的声威远播，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而汉朝人也乐于这样称呼自己，“汉”从此成为了伟大的中国华夏民族的永远的名字。

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根据五德始终说，定正朔为水德，到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

汉代为汉高祖刘邦建立的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前期定都长安，又称西汉、前汉；后期定都洛阳，又称东汉、后汉。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个强盛、富饶的王朝，它继承和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间，中国一直以世界强国的面目屹立于世界之林。因此，西汉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西汉共传十四帝，前后经历210年。

西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华各民族的核心汉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战国时各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从此中华地区的各族就出现了统一的汉族。汉族和周边各少数族都是汉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汉族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在中国各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历代的朝代名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

【国号释义】

楚霸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改国号为“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又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西汉

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和刘邦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在手下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在垓下之战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于公元前202年正式称帝，定国号汉，汉朝就此开始。虽然公元前202年刘邦才称帝，但因史学界计算西汉年数时，为了与秦朝灭亡时间相接，则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算起，并以十月为汉高祖元年的首月。

吕后死后，诸吕之乱被以周勃为领袖的大臣铲除，众臣迎立汉文帝刘恒。他和儿子汉景帝即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虽然景帝年间(前154年)发生了此时期唯一的动乱―“七国之乱”，但是仅经历数月即为周亚夫所平定，并未对汉朝带来实质影响。这段时期，匈奴虽然几次入寇中原，但大多数时间里和南越一样，出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汉朝方面则不断积蓄国力，透过马复力等措施来积极备战。这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称羡的盛世时代。

景帝死后，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在位期间（前141年-前87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文化上，废除了汉朝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治国的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重用儒术。尽管武帝时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汉朝也一直“霸王道杂之”，但武帝时期对儒家的采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并在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军事上，积极对付汉朝的最大外患--匈奴。在这期间，汉朝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天才将领，终于击败匈奴单于，使得“漠南无王庭”。又吞灭南越国，征服朝鲜，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霸主，世界第一帝国。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经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因此有了“丝绸之路”的美称。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这是今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统辖的开始。但是，汉朝经历多年战争，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导致汉朝国力衰弱，前朝积蓄被挥霍殆尽。为此，汉武帝晚年曾发表著名的轮台之诏，希望不再穷兵黩武，也使汉朝不至于败亡。为抢救经济，武帝在位期间曾采取一系列政策，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与民争利，加强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东汉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号为“明章之治”。期间，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车骑将军窦宪领军出塞，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从此基本扫除了数百年来匈奴对汉朝北方边境的威胁。佛教在这时也传入中国。但是，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为东汉的衰落埋下伏笔。

汉朝疆域与政区

汉朝建立初期，各地叛乱不断，高祖连征叛乱而无暇顾及边防。河南地复为匈奴所有。南越，闽越，黔中地区趁机与汉朝脱离，后来文帝派人说服南越王和各国归顺，又恢复了一统的局面。但不久南越就因为荆州两湘地方不肯开关通商而肆起发动进攻。此时恰值汉武帝时期，汉朝的文治武功已到极盛，遂彻底剿灭了南越王政权，南越也首次直接归中央管理。西元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西汉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阴山以北。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又分割为张掖、敦煌、武威三郡。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城河西五郡。前138年，东瓯王迫于闽越王的威胁，举国内迁到今江淮流域。前110年，汉朝又灭亡了闽越国。前111年，汉朝平南越，又占有了海南岛，在该地设十郡。在西南地区，汉朝征服了诸国，边界推移到云南哀牢山和高贡黎山。东北地区灭亡了卫满朝鲜，设置了东北四郡。汉帝国的国土已基本成型。而在西域设郡也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

西汉末期，由于帝国的衰落和皇室的动荡，疆域萎缩。东北撤销了真番、临屯二郡。西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了海南岛与象郡。王莽篡汉时期已经仅剩秦朝时的疆域，西域各国因为汉帝国的衰落而逐渐脱离管制。东汉王朝末年，中原战乱不断。遂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

汉朝初期，刘邦封异姓王七人。但因各地叛乱不断遂而消清大部分异姓王，仅留长沙王吴柄。同时大封同姓诸侯，这些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谮于天子”。地方王国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区域萎缩。吕后时期，增加外戚诸侯王。到文帝时期又纷纷铲除，增加刘氏诸侯王。但是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文帝接受贾谊的建议，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直接缩减王国的封地，引发诸侯王的强烈反弹，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但未几就宣告失败。景帝借此缩小各王国的辖地。武帝时期则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余子皆分一县或一乡的土地。因此王国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加上边郡的开扩，汉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强。同时，政府将大量面积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共有郡国103个，辖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

州作为行政区划，在西汉时期萌芽发展，到东汉宣告形成。自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十三个州为：司隶（治雒阳）、徐州（治剡县）、青州（治临淄）、豫州（治谯县）、冀州（治高邑）、并州（治晋阳）、幽州（治蓟县）、兖州（治昌邑）、凉州（治陇县）、益州（治雒县）、荆州（治汉寿）、扬州（治历阳）和交州（治龙编）。兴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则至汉亡，全国有十四州。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

汉朝人口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西汉初期人口数据估算在1500万―1800万之间。此后由于奉行黄老政治、与民生息，以及汉武帝时期的领土扩张，人口数量大幅提升。根据《汉书》的记载，公元2年西汉的户数为1235.6490万，口数为5767.1401万。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西汉人口密度分布极不均匀。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人口约八成，南方人口不足两成。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烽火遍地，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数再次锐减。东汉明帝时，全国人口数量仅3500万左右。后人口开始恢复。永和五年（140年），全国有户969.8630万，口4915.0220万。至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万，口5648.6856万。已大致恢复至西汉极盛时期。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之后由于三国时期的战乱，到晋朝初期，全国人口又只有1600万人。

政治制度

汉朝实行三公九卿制，宰丞相具有较大的权利。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禄勋（掌门房）、卫尉（掌卫兵）、太仆（掌车马）、延尉（掌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宗正（掌皇帝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皇权，皇权开始大幅膨胀，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覆核；覆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武帝时期设置大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我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包围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

汉代军职：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牙门将、骑督、部曲督等-别部司马（军司马）-都尉（骑都尉）-校尉（但五校几乎成清贵武职，偏文）-中郎将（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类同五校）-裨将军-偏将军-杂号将军（裨将军、偏将军应该就是杂号将军之末，但与其它两字将军地位有别）-四征、四镇、前后左右将军-卫将军-骠骑、车骑将军-大将军

[编辑本段]7、汉朝经济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让然略显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亦间接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

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特别是四川地区。蜀锦更价值连城，在三国时期甚至成为蜀汉一大财源。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随著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

科学文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

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卅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卅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在科技方面，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其真实性现在受到陈寅恪等的质疑）。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汉朝也是中国宗教的勃兴期。佛教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宣告形成的。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汉代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初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注13］，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注14］，行夏时［注15］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

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治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即帝王集权之义。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注16］，诸侯不得专地［注17］，3．诸侯不得专讨［注18］。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注19］，2．大夫不得专执［注20］，大夫不得专废置君［注21］。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

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

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注22］。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

汉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随便造谣；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独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学，而行德教治国。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知孔子之教显然是：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汉儒家之主张，未尝不是。第二，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盐铁论》卷十《刑德》对以春秋断狱，批评如下：“《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诛心之论，即春秋之义也。春秋所谓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级之伦理观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不能治，社会何由安宁。汉代以春秋治狱，颇不乏人。《汉书·食货志下》：“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汉书·兄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最著者为董仲舒，《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即为其例。

然则武帝尊儒学，用儒生，果出于至诚，合于儒学精义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蛊，已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合，其用张汤、杜周等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国，非以德教治国，大背儒学宗旨。故宣帝即位，尝谓其子元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本人行动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谓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谓尊也。所以，余谓秦皇焚诗书，系禁私学，专任吏治；汉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学，杂行霸与王道，两者虽有激烈和平之异，但目的皆为思想统一、帝王集权。为功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誉汉而毁秦，谬矣。（摘自黄现璠撰《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

汉朝外交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被冒顿单于统治，国力非常强大，多次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200年冬，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匈奴军队佯装后退，汉军则迅速北进到平城白登山。却在白登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锐骑兵包围。刘邦与汉军被包围七天七夜。最后刘邦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逃出重围。由于长年战乱，国家初定，经济残破，汉朝采取和亲政策力求与匈奴暂时维持和平。到了景帝时期，汉朝一方面继续和亲，另外也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在国内则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加强士卒训练并大量制造兵器，这些都是预备反抗的准备。汉武帝年间，派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将领对匈奴进行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朝占有了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关系，为汉朝与西域之间开辟通道，而匈奴则狼狈北徙漠北。汉朝虽一举将匈奴击溃但自身也元气大伤，武帝遂轮台悔过下令休养生息。后来，在汉匈大战中战败的匈奴帝国分裂为五部，其中一部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要求与汉和亲，结为亲家。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是为昭君出塞。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又分为两部，分别为南、北匈奴。其中南匈奴立呼韩邪之孙比为单于，与汉朝关系友好。北匈奴立蒲奴为单于，在明帝时期一度侵扰汉朝边境，被击退。章和元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单于被杀，其中五十八部降汉。永元八年，汉车骑将军窦宪等征伐北匈奴余部，单于遁逃，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此后，一些北匈奴南降汉朝，另外一些则向西迁徙改变了欧洲历史格局，而欧洲的罗马帝国竟然被逃遁的匈奴残余势力所颠覆！可以说汉朝的这场胜仗实际是间接毁灭了罗马帝国。

西域在汉朝早期是指南疆一带，后来扩展到天山以北和中亚东部。西汉中早期，西域地区为匈奴所控制。汉武帝时期，于建元三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以联合夹击匈奴。张骞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并在匈奴娶妻，十余年后逃出，经大宛等国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夹击匈奴的答复。后来张骞东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才返回长安，回来时只剩他和随从堂邑父三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并来到长安。元狩四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虽然张骞未能说服乌孙国王夹击匈奴，但是张骞却与其使节先后游历了大宛等国，后来亦由各国使节陪同，返回长安，从此以后，汉朝与匈奴反复在西域地区争夺。元封六年，汉武帝以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细君死后，汉又在太初四年以解忧公主续嫁。同年，汉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国都转投汉朝。汉武帝在乌垒设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到宣帝时，汉又驱逐匈奴驻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西汉末期，西域各国又因汉朝衰落而脱离汉朝的控制。东汉明帝初年以后，汉朝又恢复了西域的关系，并于永平十六年在乌垒设西域都护，派班超负责西域事务。永元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经条支、安息等国，到大秦西界而还。随著西域局势的稳定，商旅往来日益频繁，丝绸之路在汉朝形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

东汉中后期，西羌先后三次进攻汉朝。第一次是在永初元年夏，持续了长达十二年的时间。第二次在119年，战事主要发生在关中地区。直到建康元年才告结束。第三次发生在延熹二年，主要战争在陇西一带进行。汉朝基本以全胜收场。

汉朝初期，与东瓯、闽越、南越等国关系尚友好。后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三国的越人国家先后被灭。武帝时期，汉朝多次派使节经略西南夷，并在这些地方设立益州等郡。到东汉时期，汉朝与这些地方联系更加紧密。汉朝与朝鲜和日本也有密切联系。东汉光武帝时期，古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汉赐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至今是日本的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