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眼中的汪曾祺

时间:2022-09-26 02:10:18 作者:

汪曾祺认识了施松卿

爸爸在昆明一共住了七年,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时期。在昆明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结识了许多师长和朋友,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他个人生活历程中,昆明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中国建设中学时,不但品尝了不少野菜,写出了不少文章,还认识了一个与他以后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物──妈妈。

我们的妈妈施松卿,女,福建长乐人,1918年3月15日生,比爸爸大两岁。

妈妈小时候,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跟着外婆到处跑。外公的收入按国内标准看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在老家起了房,买了地,日子过得还不错。

1939年,妈妈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爸爸是同一年。在西南联大,妈妈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做过同学。但是不久便觉得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以后又得了肺结核,学业更是时断时续,难以跟上课程。于是,一年之后她便转到了生物系,想继承外公的事业,向医学方向发展。当时联大学生转系相当普遍,而且理科、文科可以互转。爸爸的好朋友朱德熙原来也是学物理的,大二时才转到中文系,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语言文字专家。如果不让转系,不知会埋没多少人才。

生物系的功课也不轻松,而此时妈妈的肺病更为严重,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因为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没想到,病还没有全养好,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攻陷香港,妈妈只好带病返回昆明。这一次,她又转到了西语系,因为学文科相对不那么吃力,特别是她小时在马来亚生活,英文基础不错,有些课比较容易对付。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毕业。

妈妈由于休学一年,学习又是时断时续,因此毕业时间相应延长到了1945年夏天。毕业之后由于当时新加坡被日本人占领,家中经济来源中断,因此妈妈当时的生活也比较窘迫。为了谋生,妈妈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和爸爸成了同事。

妈妈经过的事情比起爸爸要丰富许多。这使爸爸很羡慕。他曾经多次说过:“我要是有你们妈妈的经历,不知能写多少小说。”

谈到大学的往事时,妈妈常常很得意地说,在西南联大,人们叫她“林黛玉”,因为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又有病,一副慵慵懒懒的样子。还有叫她“病美人”的。当然,她的本意不是说自己有病,而是有病时尚且如此之美,没有病就更不用说了。一次,我们问爸爸是否如此。他笑嘻嘻地说:“是听过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个外号,但当时不熟。等到我认识你妈妈时,她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说得妈妈干瞪眼。

不过,妈妈在外面给人的印象确实不错。就是晚年和爸爸一起到外地时,也还是头是头,脸是脸的,很有风度。有人说像一个人──伊丽莎白女王。

也有人不这么看。“文革”后期,一次,邮递员到家里送包裹单,需要签字。妈妈开的门,邮递员上下打量妈妈半天,犹犹豫豫冒出一句话:“老太太,您认字吗?”那天妈妈上穿一件旧毛衣,下面是一条没有罩裤的棉裤,颜色还是绿的,活脱一个家庭妇女。她在家里经常是这样的装束。

算起来,爸爸和妈妈相识的时候,一个25岁,一个27岁,已经不算谈情说爱的最佳时期。他们以前心中是否有过什么人?不详。他们自己不说,做子女的总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刨根问底吧?不过,从他们的日常言谈中,多少也能察觉出一点蛛丝马迹。

爸爸在文章中说过,他17岁初恋,当时正在江阴上高中。暑假里,在家中写情书,他的父亲还在一旁瞎出主意。此人姓甚名谁,不清。好像是他的同学,但是17岁毕竟年龄还小一点,此事未成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到了晚年,爸爸有时还流露出对那段时光的珍惜。初恋总是难忘的。

到了大学,尽管爸爸生活困顿,没有余资向女生们献殷勤,但是他的才华仍然博得了不止一个女同学的好感。据爸爸的最好的朋友朱德熙先生的夫人何孔敬说,爸爸当时的女友后来在清华教书,一次朱德熙在清华门口还悄悄地向她指明此人,长得白白净净的。后来爸爸失恋,曾经好几天卧床不起。朱德熙夫妇不知该如何劝解,只好隔着窗子悄悄观望,以防不测。还有一个姓王的女生和他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这一点,从妈妈谈到此人时的醋调可以感觉出来。但是爸爸在联大学了几年,连毕业文凭也没有拿到,前途渺茫,做为女孩子,总要考虑周全一些,联大出色一点的女生又不乏追求者。因此,在大学时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至于妈妈,虽然很少和我们谈及她的“心路历程”,但不经意中也透露出在联大时与一些男同学有所交往,其中和一个福建同乡关系不错。此人是历史系的,毕业之后便出国留学了,走后还从美国给她寄来青霉素(当时叫盘尼西林)治她的肺病。当时这种药十分稀贵,于是妈妈转手便到黑市卖掉了,发了一笔小财,借以维持生活。但是,两个人毕竟远隔重洋,再想进一步发展什么关系难度太大,最后自然而然断了线。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往往都是这样。

爸爸和妈妈在建设中学相识之后,很快有了好感,有点相见恨晚的味道。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爸爸当时大概确实有一种才华横溢的样子,尽管背老也挺不直。一次他陪着好朋友朱德熙到乡下定亲,穿着件烂长衫,拄了根破手杖。女方就是朱德熙后来的夫人何孔敬。何孔敬家里原来是请朱德熙当她的家庭教师,两人日久生情,最后论起婚嫁来。为了这事,何孔敬把早就定下的一门亲事都退了。朱德熙与未来的岳父寒喧,爸爸就一个人随意闲逛。两人离去后,何孔敬的父亲对她说:“今天一起来的汪先生不一般,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算不上什么文化人,一个开瓷器店的老板。

爸爸和妈妈认识之后,行动便有了伴。两个人一道看电影,一道看病──爸爸当时老牙疼,妈妈陪他进城找大夫,还一道养马。朱德熙向我们描述第一次见到妈妈时的情景:“我去看你们爸爸时,在建设中学大门口,看见一个女的牵着一匹大洋马,走来走去,啧啧啧……”马是自己跑来的。当时龙云的军队发动兵变,被中央军弹压。一天早上,爸爸妈妈出校门,看见有两匹无主的军马在外面,有一人多高。他们觉得好玩,就牵了回来,养了一阵子。以后怕招惹是非,还给军方了。在建设中学,爸爸妈妈已经有了那么一点意思,但是还没有正式谈论婚嫁之事。大家都穷成那个样子,想要成家也不现实。

爸爸妈妈在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结伴离开了昆明,走上了回乡之路。就在同一个月,爸爸的老师闻一多先生便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妙笔亦有干涩时

在一般人的眼中,老头儿总是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无论何时何地,提起笔来便会行云流水,超凡脱俗,魅力无穷。没有人会想象得出,他也有瞪着稿纸发怵,对自己要写的东西充满惧怕或缺乏信心的时候。

爸爸曾经为我写过一个“病退报告”。

那时我在东北下乡,因为给一个难产的妇女输血,诱发了非常严重的哮喘病。每次回家探亲,就像带回了一个风箱,走到哪儿,气管就“嘶拉嘶拉”地鸣叫到哪儿。爸一脸痛苦地听我喘,激愤地吼叫:“他妈的上山下乡,把个好好的孩子给我毁了!”

妈问爸:“愿意不愿意为汪明做件事儿?”爸没犹豫便说:“当然!”“那就从现在起,到汪明回东北前,给她写一份‘病退申请报告’!”

我收拾回东北的旅行袋,爸缩在藤椅上,盯着一摞稿纸发呆。我逗他:“写什么呢?”他翻翻白眼:“给你写什么狗屁的病退报告!已经答应老太妈了,不写也得写!”

直眉瞪眼地坐了两天,也没有写几行字。我临走时,爸抱歉地说:“你先回去,我写好了,马上给你寄去。”

回东北没两天,连长叫我去连部,手里一封信写着“连首长收”,老远一看就是爸的字迹。连长劈头问:“有人说你父亲写过样板戏,真事假事?”我笑笑:“谁说的?瞎扯!”连长肯定道:“我也觉着是瞎扯,样板戏啥水平,这病退报告啥水平?”他把信递给我:“你自己瞅瞅,写的啥玩意儿!”

“敬爱的连队首长,我恳请您放过我们的女儿汪明,让她回北京治疗和生活……”连长说:“这叫啥语气,整得好像我绑票似的!再往下,嘞嘞了一大堆,该说的全没说!这报告,别说报到团部,打我这儿都通不过!”我仔细读完爸的报告,也觉得挺别扭。他一定是费尽心机地想与连长套套近乎,可是字里行间明显带着怨气,傻子都能看出来,而且全没说到点上。

后来我自己写了一份病退报告递了上去,连长说:“写得挺明白的,比你父亲那份强得多!”爸呕心沥血的“作品”就这样被一个最基层的领导干部“枪毙”掉了。以后我跟爸提起这件事,他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真的不会写这类玩意,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嘛!”

有两个字让爸在四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都理不直,气不壮,那就是“房子”。50年代爸做了右派以后,他单位的房子就被收了。我们随妈妈住过一间小门房,挤得几乎没有富余的地方可插针。几经折腾,搬到甘家口,也是拥挤不堪,我的朋友说:到汪明家,如果有人喊你,千万注意慢慢回头,不然的话,动作大了,肯定会碰翻一大堆什么东西。爸在这样的环境里,常常是脑子里有了文章,没有地方下笔,像只老母鸡似的转来转去地找窝下蛋。他偶尔抱怨我们挪窝不及时,浪费了他的灵感,妈都要大力回击:“老头儿,你可是‘寄居蟹’呀!住了我的房子,还要怨东怨西。有本事去弄一套大房子,大家都舒服!”爸最怕妈说这个,一提“房子”保证百分之百地瘪掉。

后来又搬到了蒲黄榆。松快了没多少日子,因为家里添人进口,很快又变得挤挤巴巴。爸“占据”了一间六七平方米大的明面房间,做了卧室兼书房。他自得其乐:“嘿,真不赖!老头儿我总算有自己的房间了!”孙女们长大了一点,经常搬着她们的“家当”进犯过来,在爸的床上、桌上到处摆战场,弄得老头儿坐卧不宁,免不得流露出对狭小空间的不满情绪。

那时似乎有点一阵风似的解决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不断地听说爸的朋友和熟人分了大房子。爸虽然总是要故作不屑,但眼神中分明有羡慕的光彩。有的海外文人来拜访老头儿,说看到“国宝”级的作家住在这样寒碜的环境里,“几乎要落下泪来”。妈妈到处奔走打问,怎样才能分到与老头儿的级别待遇相称的房子。好歹从“上面”打听到口风:可以考虑解决汪曾祺的住房,但必须由他本人写一个申请报告。

一听说要写报告,爸的眼睛也不亮了,脸也灰了。在我们咄咄逼人的目光的注视下,他用不超脱的语气很超脱地说:“算了吧,我看咱们家挺好的,就这么住着吧。”全家人,包括孙女们都反对老头儿的退缩,妈气得直说:“汪曾祺!你这个男人简直没用!”

一家人凑在一起聊天,爸总是最兴致勃勃的一位,但只要有人一提“房子”,老头儿就像被火燎了屁股似的,“噌”地站起来,急急地溜回他的蝎居里。我们哪里肯善罢甘休?要么把他揪回来,要么一窝蜂地涌进他的房间,强迫他答应写报告。我们拿话激他:国内外知名的大作家,写这么个东西,不在话下!万般无奈,他只好说:写就写。

为了这个报告,甚至免了爸做饭的任务。老头儿趴在桌上冥思苦想,妈妈假装为他沏茶,过去看了几次,对我们说:没啥进展。老头儿一脸苦涩地说,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人家给调房子,我们七嘴八舌地为他想了几条,他还是茫然,不得要领。

总算憋出了一个“蛋”。爸不负责任地叫唤:“爱成不成,就这样了!”

我们传着他的报告,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一定为汪曾祺调整住房。妈说:“算了,让人家知道咱们有这个要求就行了。”又不失时机地评论一下老头儿的“难产作品”:“写得简直是没有文彩!只有这一句还不错:我工作了几十年,至今没有分到一寸房子……”。

报告递上去以后,也听到过几回一惊一诈的消息,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下文。爸生怕我们再逼他写“狗屁报告”,一个劲儿地打退堂鼓:“咱们家的狗窝挺好,为什么非要搬家呢?”

后来汪朗的单位按汪朗的级别为家里调换了住房。老头儿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满意得不得了!有一阵子,卫生间漏水,物业部门在修理时安排我们用楼上暂时闲置的一套住房的卫生间。老头儿上去四下里看看这套四室一厅,问:“汪朗怎么没有分到这样的房子?”我说,这是正局级的标准。爸说:“哎,我儿子的官还是做小了!”

爸与他的年轻朋友们

许多作家或与文学有些缘分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管爸叫“老头儿”。爸愿意别人这么叫,觉得这样才像是朋友。对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人,爸不仅爱护,有时简直就是充满了父爱。他写大量的文章,评价他们的作品,赞赏他们的才华。这些人来我们家,不拘礼节,随随便便,有的一来二去,就成了不请自到的常客。

有一个上海女孩,为她的杂志来向爸约稿。事先在电话中联系,说不会打扰很久。爸和妈非常热情地邀她到家里吃顿便饭。一大早,爸出去采买菜食,妈妈收拾屋子,很把这年轻的客人当一回事。

女孩来了。个头不高,看起来挺精干,说起话来伶牙利齿,有点王雪纯的劲头。先谈正事,待稿子约定之后,爸很自然地问起她的工作经历,拉开了海聊的序幕。从她的大学聊到童年,从对一些作家的印象聊到对爸文章的理解,从爸的家乡聊到她老家的风土人情,她的外婆,外婆的老木床……中间唐诗宋词也有,方言俚语也有,把爸和妈逗得乐个不停。二老极有兴致地听她滔滔不绝,像长辈对自己的儿孙一样,欣赏她,宠爱她。

午饭后,聊兴不减,所聊内容从文坛转向新闻界,继而又是国家大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爸微笑着,极有耐心地陪她聊。这个女孩可能因为自己有过人的精力,完全忽略了两位老听众的年龄。妈借故悄悄溜进卧室,一脑袋栽在枕头上:抓紧时间歇一会儿。

海阔天空地聊,一直持续到傍晚。爸抱歉地说,没好好准备晚饭。女孩不在乎地说,随便凑合吧。妈把剩菜剩饭热了热,灰里咕叽地端上桌子,大失“美食之家”水准。

天色晚了,尽管意犹未尽,还是得依依不舍地告辞。女孩仍然精力充沛,高高兴兴地说,跟爸和妈聊天,又长见识又快乐。她说以后到北京还要“来汪老家”,爸和妈嘱她“说话算话”。

二老把客人送到电梯口,一脸的慈祥。电梯门关了,爸对妈说:“这个丫头,灵气逼人!真是可爱,但是锋头太露,会让人觉得她狂,容易得罪人。”妈说:“你年轻时不是也狂么?”妈扯住爸的后衣襟,俩人迤逦歪斜地挪进家门,一进屋,爸便大叫:

“坐水!洗脸洗脚!睡觉!──累煞我也!”暑假我带女儿回家小住,爸在我们的“管制”下,起居定时,生活很有规律。有一天很晚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两个小伙子。爸介绍说,一个是龙冬,一个是苏北。我夸张地看了一下客厅里的挂钟:近十点半。爸一把将我扯到一边,悄声说:“他们打了招呼要来,我答应的,只是稍微晚了一点儿。”

三人进了书房,一聊就到了午夜。爸到楼道里朝楼下看看,说院子的铁栅栏门锁了,要不要请传达室的师傅开门?两人笑着说没关系,叫爸别担心。

爸站在楼道的窗前看他们下了楼,身手敏捷地翻过铁门,一直到两条身影完全溶入楼群的黑暗中。我多少有些不满地说,这两个人,简直没有时间概念!爸朝我直翻白眼:“怎么啦?挺好!”我也还爸一个白眼,不搭理他,径自回屋里去。老头儿马上意识到得罪女儿的不良后果,换上一副讨好的笑脸,屁颠屁颠地跟了进来:“老头儿这就上床睡觉,行了吧?”

周末,三个子女的家庭热热闹闹地回家聚会。吃过午饭,收拾停当,爸爸满脸诚恳,正正经经地对我们说:“老头儿求各位一件事儿。”我们都觉得好玩,因为在我们家,无论是正经事还是非正经事儿,都不是在这样严肃的气氛中谈论的。

“你们留意打听一下,在熟悉的人当中有没有四十岁左右的出色的男人?”我们嘻嘻哈哈地说:“有啊,很多!”爸赶忙补充:“要单身的。”“做什么角色呀?”“我想给一个女孩找一个爱人。”爸很郑重。“什么人?”爸说出一个如日中天的女作家的名字。

大家都笑起来:一个男人做出点成就不容易,可是站在她面前,再出色也不出色了。对有点自尊心的男人来说,这可是老虎拉车──谁赶(敢)呀?被我们七嘴八舌地一说,爸噎在那儿,无话。话题很快转向别处。

爸坐在沙发上,沉默了一会儿,十分惋惜地自言自语:“这么聪明漂亮的一个女孩儿,真该有一个好男人好好爱她。”爸后来专门为这个女作家写了一篇印象记,他对她的祝福,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摘自《老头儿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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