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考实

糜华菱 滁州醉翁亭因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而名闻遐迩，四季游人络绎不绝。但是读过《醉翁亭记》的人到实地一看，却不免产生一些疑问，感到文章写的与实地情况有出入。我作为滁州居民，在琅琊山下、醉翁亭畔寓居了二十余年，愿就个人考证所得，对几个问题作点解答，以飨读者。

“环滁”并非“皆山”

《醉翁亭记》一开头就说：“环滁皆山也。”但是站在滁城高处一看，除西南方向有群山起伏，西北方向有山峦隐现之外，其余方向皆看不到山，所谓“环”只是半环而已。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方面的情况，我曾专门走访过绘制《滁县地区地图》(一九八二年版)的工程师王福林同志。他摊开了一大卷几种比例尺的、都划有等高线的滁县地势图，向我指出：从滁城到来安的公路以南以及从滁城到全椒的公路以东，在这一大片属于滁河流域的低丘陵地区内，只有一些矮小的土包子，最高的也只有四十多公尺(折合当地“比高”只有二十多公尺)，根本不成其为山。(见附图)在这大约140的扇形地区内没有一座山。

会不会是宋时的滁城原在另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后来迁移到现在这个半面环山的地方呢?不是的。古今滁城的位置并没有多大变化。据滁州市地名普查办公室余炳华同志(他撰有《滁州地名录》一书，可算是“滁州通”了)说，欧阳修时代的滁州城，仍然在如今的滁州市区内。

但是也有人为了坐实“环滁皆山”之说，竟把这个“滁”解释为整个古滁州，即包括当时清流(即现在的滁州市)、来安、全椒三个县。这样一来范围扩大了，自然周围都有山可数了。但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醉翁亭记》说：“山行六七里”就到了醉翁亭，如果这个“滁”是指整个古滁州，那么这“山行六七里”又从哪里算起呢?如果这个“滁”指的是滁州城，那么从滁州城到醉翁亭恰好是“山行六七里”，上下文就能解释得通了。

也曾有人说，欧阳修作文历来反对“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而又“鲜事实”的文风，并且引证了《朱子语类大全》里的记载，说“欧公文多修改到妙到，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原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其实欧阳修写文章绝非不用艺术夸张手法，远的不说，仅在《醉翁亭记》这篇文章里，他就曾把自己描写成“苍颜白发”，而事实上他当时只有四十岁，根据这一年龄，何至于就到了“苍颜白发”的地步呢?类似的艺术夸张，在他的诗文中是并不少见的。至于《朱子语类大全》里的那段记载，只能说明他写文章“多修改到妙处”而已，并不足以证实他修改后的“环滁皆山”依然指的是整个古滁州。

“酿泉”与“让泉”

《醉翁亭记》有两次提到泉，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这两处都用“酿泉”。据课本编者注，这篇课文是按《欧阳文忠公文集》排印的。其实两处都用“酿泉”的版本还有，如《古文观止》便是。

但到醉翁亭边实地一看，泉边的石碑却题作“让泉”。这块石碑是清康熙年间重立的，会不会是后人标新立异，将“酿泉”改成“让泉”的呢?不是。因为走进醉翁亭的院子里一看，苏轼所写的《醉翁亭记》碑刻，文章前边也是写成“让泉”只有后边才写为“酿泉”(即“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

那么，作为泉名究竟以哪一种写法为可信呢?我认为应以“让泉”之名为可信，其理由如下：

1、此泉的出现必先于醉翁亭的建立，在醉翁亭未建之前绝不可能有人未卜先知，预先附会醉翁亭名而将此泉取名为“酿泉”。相反地，“廉泉让水”之说早已有之，在醉翁亭建立之前，人们已将此泉取名“让泉”，倒是很可能的。

2、醉翁亭里的碑刻《醉翁亭记》，是苏轼在宋哲宗祐六年应当时的滁州知州王君诏之请而书写的，苏轼不仅与欧阳修是同时代人，而且是欧阳修的门生，当不至于将老师原文里的“酿泉”误写成“让泉”。因此我以为“让泉”乃是原名，当是可信的。

那么，文章前边称“让泉”，而后边却又写成“酿泉”，岂不自相矛盾吗?不矛盾。前边的“让泉也”是称述泉名，而后边的“酿泉为酒”，则是“酿(动词)让泉之水以为酒”的意思。这仍然是讲得通的。

欧阳修是“太守”吗?

《醉翁亭记》九次提到“太守”，并且在最后明确点出：“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这样说对吗?又对又不对。说它不对，是因为宋代并无“太守”这一官名;说它对，则是因为他当时的职务相当于以前的太守。

太守职称始于汉初，本为郡一级的长官。当时地方行政区划只有郡、县两级。后来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部州，地方行政区划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州设“刺史”。隋初废郡存州，以后就没有“太守”这一官职了。因此在宋代，州官并不叫“太守”，而应该叫“刺史”。

但是，宋代官职还有一奇特现象，就是官职分离，本官不管本职。因此州刺史也只是虚有其名，而实际负责一州工作的乃是由朝廷派去的中枢官员，叫做“知军州事”(军指兵事，州指民政，简称“知州”)。因此“知州”只是一种临时差遣，并不是正式官职。此如范仲淹在宋仁宗皇祐四年以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去知颖州事，“知颖州事”虽然是他的实际职务，但只是一种差遣，而他当时的职称却是朝中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

同样，欧阳修到滁州来做官时，也只是受朝廷的差遣，来“知滁州军州事”，而他的正式职称还是朝廷的“右正言(谏官)、知制诰(主管起草朝廷的诏令)”。对于这点，朝廷在给他的任命《制词》中就说得很清楚：“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诰，就差滁州军州。”另外，他到滁州以后，还写过一篇《丰乐亭记》，在这篇文章的后面，他也自注有“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记”的字样。(见商务印书馆版《欧阳永叔集》)

由此可见，欧阳修当时正式职称既不叫“太守”，也不叫“刺史”。他在《醉翁亭记》里之所以自称为“太守”，仅仅是借用前代的习惯称呼而已。历代文人作文赋诗，喜欢借用前代的官称，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苏轼就曾有过“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今人赵朴初在悼念周总理的诗中也有过“相业谁与俦”(将总理比作宰相)的句子。

“滁县”依然是“滁州”

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将“环滁”注释为“环绕着滁州城”，这是对的。但又说“滁州，现在安徽省滁县”，这却有问题了。

首先，宋时的滁州包括清流(即后来的滁县)、来安、全椒三个县，这是个大范围;而后来的滁县只是古滁州的一部分，是大范围里的小范围。因此，将当时的滁州说成在滁县，并不确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滁州城(或古滁州治所)在现在安徽省滁县。

其次，这本教材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的，而国务院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就已作出决定，将滁县改为滁州市。因此，现在给“环滁”作注释，应该写成：“滁州城，在现在的滁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