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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雎不辱使命》有关资料

小编: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可要答应我!”安陵君说:“大王给予恩惠,用大的交换小的,很好;虽然如此,但我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愿意始终守护它,不敢交换!”秦王不高兴。安陵君因此派唐雎出使到秦国。

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不听从我,为什么呢?况且秦国灭亡韩国和魏国,而安陵君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是因为我把安陵君看做忠厚长者,所以不打他的主意。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是轻视我吗?”唐雎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的。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而守护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何况仅仅用五百里的土地(就能交换)呢?”

秦王气势汹汹地发怒了,对唐雎说:“您曾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未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死人百万,血流千里。”唐雎说:“大王曾经听说过平民发怒吗?”秦王说:“平民发怒,也不过是摘掉帽子赤着脚,用头撞地罢了。”唐雎说:“这是平庸无能的人发怒,不是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尾巴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道白光直冲上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扑击到宫殿上。这三个人都是出身平民的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愤怒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征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连上我,将成为四个人了。如果有才能有胆识的人要发怒,就要让两个人的尸体倒下,血流五步远,全国人民都要穿丧服,今天就是这样。”(于是)拔出宝剑站起来。

秦王变了脸色,长跪着向唐雎道歉:“先生请坐!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我明白了:韩国、魏国灭亡,而安陵国却凭借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的原因,只是因为有先生啊。”

专诸,春秋时堂邑(今江苏六合县北)人。吴王诸樊的公子光欲谋杀王僚(光的堂兄弟),善待专诸。乘吴对楚用兵国内空虚之机,公子光设宴请王僚,使专诸刺杀他。王僚戒备极严,“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夹道排班站立着),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

要离,春秋时吴国人。公子光既杀王僚以自立为王,王僚之子庆忌逃往卫国。公子光使要离去刺杀他。要离诈负罪出奔,使吴戮其妻子,而见庆忌于卫。与之俱渡江,至吴地,乘庆忌不意刺杀之。要离后亦自杀。

聂政,战国时韩国人。杀人避仇至齐,以屠为事。严仲子(韩国的大夫)与韩国相韩傀(一名侠累)有仇怨,严仲子恐被害而逃离韩国。得知聂政是个勇士,即以重金聘之。聂政以侍养老母为辞。其母死后,去见严仲子愿为他杀仇人。聂政独行仗剑至韩。韩傀方坐府上,戒卫森严,政直入,上阶刺杀傀,并击杀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暴尸于市,购问莫识。其姊闻而往哭之,后自杀于尸旁。时人称其姊为烈女。

《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的题目为后人所加,“劫”不是“劫持”,这么讲不符合原文,应讲为“胁迫”。内容是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保全了安陵国土的故事。当时,靠近秦国的韩国、魏国相继灭亡,其余山东六国中的赵、燕、齐、楚,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早已被秦国日削月割,奄奄待毙了,又过几年,秦就统一了天下。安陵在它的宗主国魏国灭亡之后,一度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这一次,秦王就想用欺骗的手段轻取安陵。出小饵而钓大鱼以骗取利益,是秦君的故伎。秦惠文王曾派张仪入楚,把商於之地六百里许给楚怀王,条件是让楚与齐断交,结果傻头傻脑的怀王上了当。秦昭襄王以十五城请易赵惠文王的和氏璧,结果骗局被蔺相如识破,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些事距唐雎出使,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这一次,秦王嬴政又故伎重演,安陵君和唐雎是重蹈楚怀王的故辙,还是学蔺相如的榜样,与虎狼之秦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呢?唐雎选择了后者。作为区区五十里的小国之臣,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面对强大凶恶的敌人,居然临危不惧,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折服秦王,不辱使命,这种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是一篇记叙文,写唐雎忠于使命,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揭露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虽不假修饰,却十分鲜明生动,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开头一段是秦王使者和安陵君的对话。使者转达秦王要求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纯属诈骗。“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秦王先设骗局,以强凌弱,以大欺小,首开祸端。安陵君婉辞坚拒,有理、有利、有节,不失明君风度。“秦王不悦”,矛盾趋于激烈,安陵前程险恶。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作者剪裁材料的眼光和胆识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个回合,基本内容貌似是第一段的重复,其实不然,细细读来,有三点不同:其一,地点不同了,是在虎狼之秦的朝廷上;其二,背景不同了,是在秦王碰了钉子,生了气之后;其三,人物不同了,作为区区小国的使臣所面对的却是汹汹然不可一世的秦王。三点不同,使得唐雎比起安陵君所处的境地更加百倍地难于应对,国家命运,个人生死,全在此一举。我们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接着再用一句,提要复述安陵君的答辞,但却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矛盾发展了,尖锐了,唐雎如何应付呢?于是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斗争。

第二个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这段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还在于唐雎采用了完全正确的斗争策略。无论是以秦国和安陵,还是以秦王和唐雎来说,如若较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只可斗智。从总体上来说,秦国和秦王当然是强大得多,但在某一个小的局部,在秦王的朝廷上,又是二人面对面,近在咫尺之间,秦王的一切有利条件都无济于事了;反之,秦王怕死,而唐雎舍生取义,敢于斗争,这时的优势在唐雎一边。唐雎抓住了这种优势,并且懂得这种优势稍纵即逝,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胜于秦王。作者也是十分聪明睿智的,他深深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台词的重要,于是全力以赴,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痛快淋漓,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风过气清,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个回合(第四段),是事情的结局,其实已没有什么斗争,只不过是在风过气清之后,于众目睽睽之下,让秦王来请降。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则会画蛇添足;实写秦王,让他自己把自己灵魂中长期被骄横凶残掩盖着的另一面──卑躬屈膝、懦弱无耻展露给人们看。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做;“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一方面,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又一方面,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这种自相矛盾之中,真是奴颜卑膝之态可掬。秦王的这种两面性表现无遗,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站起来了,文章也就戛然而止。

《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的写作特点之二,是用多种形式的对比和衬托来刻画人物。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秦王和唐雎一会面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秦王是大国君主,盛气凌人,又是质问,又是威胁,却偏又摆出一副关心弱小之邦的虚伪面孔,力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唐雎。唐雎是弱小之邦的使者,却是从容镇定,据理力争,你有强权,我有正义,处在矮檐下,偏偏不低头,丝毫不为秦王的威胁所屈。一个先倨而后恭,“使人谓”──“不悦”──“怫然怒”──“色挠,长跪而谢之”,这是秦王在事件全过程中态度的变化过程;另一个先恭后倨,临危出使──沉着应对──针锋相对──“挺剑而起”,这是唐雎在事件全过程中态度的变化过程。处境不同、态度不同、结果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一个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个是临危不惧、机智果敢的伏虎英雄。唐雎先恭后倨,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胸有成算,但由于处境危险,不可鲁莽草率,故意含而不露,待机而发。秦王先倨后恭则根本不同。先倨,是因为自己是大国、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恭,是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再看本文中衬托手法的使用,突出地表现在用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有了唐雎才称得上是锦上添花。“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这种话只能出自安陵君之口,他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一篇六百余字的短篇记叙文,同时写了三个人物,故事首尾完整,人物形象生动。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当然不只这两个方面,其他诸如剪裁的功力、情节的紧张曲折、人物语言的简洁和个性化方面,本文都有很高成就。但只要掌握以上两个方面,这几点由读者自己仔细领会,大概是不太困难的。

唐雎为什么能不辱使命?这是他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

在这场斗争中,唐雎十分讲究说话的技巧,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巧”在言辞委婉,言之有“节”上。秦王要求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纯是诈骗。当遭到安陵君拒绝后,“秦王不悦”,于是当着唐雎的面露出威胁之意,并盛气凌人地责备安陵君“轻寡人”。对此,唐雎先用屈从的口吻说:“否,非若是也。”这一回答,既缓和了秦王以强凌弱的气势,使会谈能够继续下去;又强调了不肯易地的原因。然后从容地说明安陵君不肯易地是因为“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并非故意违背秦王的意愿。这一句答得委婉,言之有理,言之有“节”,一个“守”字,含义丰富;既说明愿忠于先王的遗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宁“守”不“易”,这是一种崇仰先王、不为利诱的明显反映;又表明安陵国并无扩张之意,倒有御敌之心,这不仅婉言拒绝了秦王的易地要求,还暗暗告诫秦王不要轻举妄动。“守”是一种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具体表现,显示出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这一反语,十分有力,表明安陵国非但不想易地,而且根本不愿意易地。因为安陵君明白秦王的“易”即是“抢”的同义语。可见,“守”是不畏强暴、坚守国土的具体表现。由于唐雎坚持原则,言之有“节”,从“道义”方面暗刺了秦王的不义,触犯了他的尊严,难怪他要“怫然怒”了。

二是“巧”在针锋相对、言之有“据”上。秦王见诈骗不行,便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所谓“天子之怒”进行威吓。唐雎正气凛然,针锋相对,用“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士之怒”进行回击。在这场围绕天子与布衣之“怒”的交锋中,唐雎很快就由被动而变为主动。当秦王以“亦……尔”的口吻鄙视“布衣之怒”时,唐雎立即驳斥:“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提醒秦王正视“士之怒”。接着用语势强烈的排比句,列举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史实,对“士之怒”加以渲染说明。这三个史实,犹如锃亮锋利的匕首,直刺贪生怕死的秦王心窝;又好似撼天动地的警钟,警告秦王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不要自蹈死地。但是,这些有根有据的“士之怒”,毕竟是历史上的事,已经过去了,它对秦王虽有所触动(威胁),但还不足以使利令智昏的秦王幡然悔悟。于是,唐雎又逼近一步:“此三子者”,“与臣而将四矣”。这是暗示他将效法三人,刺杀秦王。这样就把血淋淋的史实,变成对秦王的直接威胁,迫使秦王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危急处境。

三是“巧”在以行证言,言之有“力”上。倘若唐雎只用文战,不辅以武攻,秦王势必会存侥幸心理,绝不会轻易折服。以行证言,就能使“言”更富于慑敌的威力。唐雎辅以“挺剑而起”这一义无反顾的行动,来证明“今日”欲刺秦王之“言”的实在性和尖锐性,这就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秦王的一切幻想,迫使秦王不得不“长跪而谢之”。

总之,在这场斗争中,唐雎的说话技巧是十分高明的。他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从“道义”和“威力”两个方面,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从而震慑论敌,不辱使命。当然,如果唐雎手中没有真理,没有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态度,那么,说话技巧再高明,充其量也只能是诡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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