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柳人家》有关资料
【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刘绍棠)】
我在阔别文坛22年，重新恢复创作权利，第一次出席北京文艺界聚会的讲话中宣告：“我要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并且仍然要保持我的“田园牧歌”风格。1979年我创作和发表的《芳草满天涯》等八个短篇小说，便是将这个诺言化为行动的作品。1979年底，面对当时五光十色的文学主张和创作现象，我总结自己的得失，认识自己的短长，选择今后的道路，决定致力乡土文学的创作。
乡土文学这个词儿，我最早见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而不是像某位理论家责难我是从台湾趸来的。但是，我并没有现成的乡土文学创作理论可循。我的学识和兴趣，也难以研究出一套理论来。因此，我只是满怀感恩、孝敬，为粗手大脚的爹娘──哺育、爱护、救助我的乡亲父老画像的心情，踏上这条虽然前人早已开端，却又久已荒芜的道路的。
《蒲柳人家》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近两年来，我创作和发表的十三部中篇小说中，自以为《蒲柳人家》《渔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绍棠中篇小说集》)《瓜棚柳巷》(《当代》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花街》(《十月》文学丛刊1981年第4期》)《草莽》(《新苑》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水龙吟》(《科尔沁文学》1981年连载)《荇水荷风》(《长江》文学丛刊1982年第1期)等七部，可算乡土文学之作。而发表在《北疆》文学丛刊1981年创刊号上的中篇小说《鱼菱风景》，则是运用乡土文学的艺术手段，表现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试作。
《蒲柳人家》等7部中篇小说，写的都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京东北运河岸上农村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我从自己的乡土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出了自己对乡土文学的认识，即：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与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这当然不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成龙配套”的理论，还有待于真正的理论家的科学总结与概括。
有人说，我提倡乡土文学，而对其他文学创作品种采取排他主义。这是误解。有关乡土文学创作问题，我曾零零碎碎发表过不少短文，述说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毫无废黜百家，唯我独尊之意。因为，我读过文学史，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能够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牡丹虽然贵为花中之王，也不能扼制百花齐放;何况乡土文学不过野花而已，更不可能在文坛的百花园中取缔其他的奇花异卉。
进行乡土文学创作，必须深入生活，从生活出发，热爱和熟悉劳动人民，热爱和熟悉家乡的土地、风习和一草一木。我在《蒲柳人家》等7部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劳动人民，各自都有生活的原型，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时代有恩于我，对我怀有深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先后作古，因而，我更加怀念和感激他们，也就文思潮涌，写个不止。现在，我准备告一段落，是因为我想进行一次总结，将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写一部人物比较多些，生活画面比较丰富多采，篇幅比较长一点的作品。同时，也因为农村现实生活题材强烈地激动着我，文思的潮头向这方面奔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农村政策的左倾错误，落实两项决策，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与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但亲眼目睹生产在发展，产量在提高，农民的日子在一年年富起来，而且深切感受到农民的精神面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风尚和家庭生活，都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新气象。家乡大地上的新的风土人情，为我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我并不想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中图解政策或粉饰太平;而是要以饱蘸色彩的笔写人，写人情，写富起来的农村风光。还是搞田园牧歌和乡土风俗画，但却是现实生活的田园牧歌和乡土风俗画。深入到农村中去，深入到农民中去，便会发现，人情和风景，都美不胜收。但是，如果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鼻梁上又架着左视或右视眼镜，便只能“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人家娶媳妇你吊孝。
因为是创作，所以每写一篇小说都是重新开创，没有一整套的经验可以照搬套用;否则，下一篇只不过是上一篇的复制品。因此，我面临着许多想到和想不到的难题，有待于通过创作实践进行解决。
我仍然是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但是粗手大脚的爹娘已经眉梢生喜，面带春风，目光中充满了希望，因此，我的作画必须具有新意和亮色，否则便会失真，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
《鱼菱风景》是我跨出的新一步，我将沿着这个方向，奋然前行。
1981年9月
【漫评《蒲柳人家》(唐挚)】
刘绍棠同志，从被放逐的精神荒原上归来，便回到了他那充满了眷恋之情的运河两岸，这魂牵梦萦的故乡的热土，这抚育过他难忘的童年的乡亲，这长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的运河滩，这铺满翠藤碧叶的瓜田，这蓬蒿茂草、蒲柳小屋，无处不牵动着他的种种思绪，缕缕诗情……
于是，从《运河的桨声》开始，穿过曲折漫长的航道，现在又给我们送来了《蒲柳人家》。
童年的印象总是最新鲜的，犹如晨露新月。童年自然也是各式各样的，但即使有辛酸、苦难和眼泪，在回忆中，童年仿佛也总是被涂抹上了某种迷人的、天真的、无邪的色彩，动人魂魄。因此在作家的艺术世界里，童年似乎常常占有一席地位。何其芳同志曾诉说过：“说起‘故乡’两字，总连带地想起许多很可怀念的事物来，我的最美的梦，也就是我的幼年的故乡之梦了。”孙犁同志的《铁木前传》有一个散文诗般的开端，描摹着童年的一星欢乐，也透露着作者自己童年最深切的感受，甚至如今已七十高龄的他，不久前在和来访的记者谈话时还说：“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啊，神奇的、迷人的童年的岁月!
读《蒲柳人家》，给我最强烈印象的就是这种渗透于全部构思中的、带着童年情趣的真率之情;就是这种赤子之心，真率之情，使我们时而怦然动心，时而莞尔而笑。我们分不出究竟是从小说中那个剃个葫芦头、光着屁股的小满子的眼睛里，还是从作者的眼睛里，在三十年代充满物质贫困、精神苦难的简陋朴质的农村生活中，竟看到了这么多给人以希望的美好心灵，这么多给人以抚慰的巨大温暖。也许我们可以说，对于当时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冲突，作者观察得还不够深刻，揭示得还不够深入，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作者满怀真率之情，十分真实地描画的这三十年代北方农村的生活和他们的悲欢，是有巨大的感染力的。雨果曾经精辟地指出：“真实的暗疾是渺小，伟大的暗疾是虚伪。”在作者笔下的这一角水乡，不仅一切都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同时渗透着率真美好之情。这些朴实的农民，生活是贫困的，精神却是富足的，物质是匮乏的，感情却是丰满的。而这正是这篇小说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之所在。清人袁枚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对于绍棠同志这部真率之作，似也可作如是观。
有的同志认为这部中篇是一幅风俗画，这是真确的。在这里，作者对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边上农村的人情世态、生活风习，写得历历如绘，情致缠绵。像望日莲在七巧之夕，拜月乞巧，穿针引线的插曲就写得异常真切动人。按照古老的风习，七夕之夜，年已及笄的姑娘，半夜时分，要给垂挂中天的月芽儿焚香叩拜，然后引线穿针，如果一穿而中，便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儿结成良缘。作者那支善于抒情的笔，就从这风习的描绘中透露了这个受尽苦楚的闺女内心对于幸福的强烈渴求。而特别富于情趣的是，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何满子偷偷“听歌”发现的，并且因此，他真正听到了两颗年轻热情的心的互相倾诉，使这小小的插曲，喷洒上一层微妙的喜剧色彩，荡漾着诗情画意。又如在运河边上，何满子和周檎这叔侄俩，坐在柳荫下的沙地上，追忆周檎与望日莲在儿时玩“拜花堂”的往事时，小满子充满好奇心的追问和周檎动情的回答，把农村孩子按照古老婚俗玩的游戏，在一问一答中表露得情趣盎然，别具乡土风味。像这类人情世态的生动描写，在作品中比比皆是，诸如何大学问请老秀才教书，柳罐斗摆渡为生，引来沦落风尘的云遮月的传奇式的热恋，都是十分精彩的篇章。字里行间，我们不仅听到了北运河淙淙的流水声，呼吸到瓜棚豆地的泥土气息，饱览着北运河两岸恬美秀丽的风光，而且也体察到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质朴农民的欢乐和忧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作者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从生活风习到人物内心，都熟习得有如熟悉自己的指纹。而这正是因为作者本来就是从农村深处走来的一员，血管里流动着农民的血液，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乡亲们有着刻骨铭心的热爱，所以他下笔有情，能把他们的心、他们的脉搏摸得那样准确，表达得这样贴切。
善于真切地再现人情世态、生活风习，把我们引入一个我们不完全了解的天地，当然会使我们觉得新鲜，饶有生趣，这不用说是一种可羡的艺术才能。但是，仅仅忠实地描绘生活风习，却不一定能使我们引起感情的共鸣，不一定具有扣打人们心弦的强烈艺术力量。这里还应该有更深厚的社会内容，还应该有穿透那表面的生动现象，而表达出人民灵魂中的渴望与追求的更本质的东西，才能使我们进入更高一层的艺术境界。在《蒲柳小屋》的构思中，有一种使我们从感情上流连忘返的吸引力，有一种使我们为之动心的东西，那就是透过一幅幅往日的风俗画，处处洋溢着、浸润着蕴藏在朴实淳厚的劳动人民中间的纯真热忱的感情，那种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一丈青大娘嫉恶如仇，抢救望日莲;吉老秤莽撞戆直，痛打小管家;柳罐斗抚养亲人，终生不娶，却又传奇式地结交了风尘女子云遮月;何大学问为望日莲、周檎完婚，慷慨割舍两亩祖传土地，都闪射出一种耀眼的、足以澡雪精神的光采。世世代代受压榨、受剥削，在惊人贫困的物质生活煎熬下的农民，积压着多么深重的苦难、哀伤、痛苦和叹息，但是深知这些质朴农民性格和内心的作者，却相信什么也扑灭不了他们精神上的火光，斩伤不了他们淳厚的美德，践踏不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作者的感受和发现下，他所刻画的老老少少的劳动者身上，都有着那么丰富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你不能不为蕴藏在劳动人民中间的无与伦比的精神美而感叹!这里面凝聚着他们朴素的爱憎感、是非观和道德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力量支持着、伸张着一切善良的、正直的、美好的事物;而在非常的生活中，这种精神美就会爆发为伟大的斗争力量，抗击一切来自旧世界，从陈腐的社会制度中滋生出来的种种不公正、残暴和邪恶。我以为，这就是这部小说令人动心、令人神往的地方。
当然，作者提炼自己的艺术构思，表现某种艺术上的追求，决不是说，作者在创造他的作品时，就是在专注于某种观念，或是通过某些生动的生活例证去注解或图解某种“思想”。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家的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某些按照所谓主题先行或从概念、从逻辑推理去炮制的艺术品，往往就是如此这般地违背了艺术的基本法则，丧失了艺术的生机而陷于失败。就艺术创作过程而言，常常是由于作者自己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敏感，而对于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震动，于是孕育于心头，缭绕于胸际，点燃起创造的激情，并且就在捕捉和把握，那饱含社会内容和典型意义的具体形象的同时，也捕捉到了思想──从形象中、从形象的冲突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思想。由此可见，艺术创造终究要落脚于人的把握，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反映社会。正是人的命运和人的心灵世界，才是艺术家活动的领域，才是艺术家活跃的故乡。
《蒲柳人家》正是以独特的角度，通过充满稚气、机灵伶巧的何满子的眼睛，为我们勾勒出了几个世代栖息于北运河边上的农民的性格和命运。他们的义侠血性、慷慨豪宕和博大宽厚的灵魂，被写得情真意切、淋漓酣畅。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读了《蒲柳人家》，浮现于我们眼前的人物，不论是一丈青大娘、何大学问、望日莲、周檎，还是吉老秤、柳罐斗，都那么热忱，那么浑朴，那么富于乡土色彩，那么独具丰姿。他们朴素，同时他们单纯;他们忠厚，同时他们刚强;他们爱得深沉细致，同时他们恨得果决分明。应该说，作为一部中篇，出场的人物也许过多了，也许还有些可有可无的枝蔓，但是作者似乎并不在意，他不刻意追求严谨的结构，不拘泥于完整的情节，通篇作品似乎只是在激情的推动下，任凭形象仓库中蜂涌而来的印象、感受、性格，行云流水般地自然发展。而作者勾勒性格特征，探测人物内心状态的本领，竟使他用寥寥几笔，就准确地刻绘出几个主要人物的音容笑貌，喜怒悲欢，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你看小满子的奶奶一丈青大娘，个高脚大，有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提得起放得下，直肠直性，是非分明。为了年轻纤夫不说理，她可以大打出手，赶得纤夫纷纷落水;为了花鞋杜四和那歹毒婆娘豆叶黄欺侮童养媳望日莲，她不惜跳过篱笆，抢救这可怜儿，而且干脆认了干闺女，担当起保护神的角色;她也有点迷信，为了小满子不肯穿那花花草草的花红兜肚，她气得咬牙切齿，但在她那威吓咒骂声里，却浸透着对孙子的一片爱心，因为她怕阎王爷来勾魂索命，夺走她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她也许不能识文断字，但她那刚直不阿、如火如荼、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性格，都透出了一股庄稼人的凛然正气。
再看何满子的爷爷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和一丈青大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有个“好戴高帽儿，讲排场，摆阔气”的毛病，但他却是仗义轻财、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硬汉子，因此他不见容于地主，只得去口外赶马。口外的风云变幻，使他没有赶成马，却差点被当成共产党赔了性命。他个人命运的浮沉正是那多灾多难的时代的反映。而最出色的，是他为了干闺女望日莲和周檎的婚姻大事，和粗犷鲁莽的吉老秤一同去力斗花鞋杜四和豆叶黄的场面。在这里，几个人物性格真是色彩斑斓，光彩夺目。
不同人物的神态，不同要求的心理，不同个性的语言，剑拔弩张的气氛，和为了夺回望日莲被控制的命运而形成的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犹如紧锣密鼓，环环相扣。作者仅仅通过这一个场面，竟把吉老秤的粗犷简单、义侠血性，何大学问的慷慨豁达、博大胸怀，杜四的贪婪狠心，奸滑无耻，全部淋漓尽至、以一当十地凸现无遗。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艺术是以艺术家的感受感染广大群众的一种方法。”但要达到这种强大的感染力，不仅要有披肝沥胆的激情，而且还要有洞察人物性格特征、对人物心理情绪的戏剧性变化的精确把握。在这方面，作者不仅对几个主要人物，就是对柳罐斗、云遮月的勾勒也是轮廓分明、独具特色的。
作品所选取的这段生活的时代背景是1936年。
作者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写到了党所领导的冀东抗日活动在农村中激起的反响，也生动地描写了周檎在党的领导下和几个乡亲秘密安排下计谋，依靠柳罐斗的水中绝技消灭了河防局的麻雷子，揭开了北运河农村抗日斗争的序幕，透露了人民中间正在聚集着、运行着的地火。但人们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正是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风云变幻，山河易色，一场为夺取民族生存权的大搏斗迫在眉睫，作品既然在一些章节里点染了当时的气氛，却为什么不作更正面的描写，更深入地揭示出时代风云在农民内心深处所激起的矛盾变化，从而力求作品对于历史面貌作出更深刻的、更有分量的概括呢?我想，这或许可以说是作品的一个弱点，但同时我设想，这也有作者自己的理由。一方面这是因为任何作者都有自己生活体验的局限和自己经验感受的局限，作者只能扬长避短，写自己最熟悉、最激动、感受最深切的生活，并且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能。就目前作品所已达到的成就来看，作者从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出发，对于当时的时代气氛、特定环境以及人物性格的描绘和开掘，都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另一方面，从作者构思来看，作者不仅致力于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人情美的抒发，而且也努力于揭示出深深植根在劳动人民内心中的精神力量和精神美。这种精神美，不仅是我们这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伟大民族迭遭侵凌而不屈的根基，也是我们在坎坷险阻的历史道路上，不折不挠、克敌制胜的源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面临深重的民族灾难的时刻，我们党正是依靠和组织千百万劳动人民，调动和激发起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入侵的寇仇。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虽然没有能正面去描写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却从侧面真切地表达了这场民族斗争胜利的精神源泉。
《蒲柳人家》在刘绍棠同志的作品中是一部力作。在当前有些作者不从生活出发，不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出发，却十分热衷于编造离奇的、矫饰的、不自然的情节，追逐那种决不能激起人们美好感情的陈腐的、庸俗的情调的时候，这部作品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人神清目爽。作品的独特的艺术角度，富于诗意的抒情笔法，鲜明生动的人物个性，以及语言的性格化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都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优秀中篇小说。我在欣喜之余，写下了这拉杂的感受，恐怕也远远未能传达出它真正的妙谛之所在。
──选自《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创作与局限──刘绍棠创作道路得失刍议(赖瑞云)】
一
关于刘绍棠作品民族风格的内涵，撰文立论者已经很多。方顺景首先提出了“传奇色彩”的分析。作家本人，后来也多次以“传奇性与真实性的结合”来表明他所独特继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艺术。我认为，准确一点说，平凡中的传奇或说传奇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才是刘绍棠独到的从古典小说中首先继承的优秀传统。
《蒲柳人家》临近高潮时，面临掉进火坑的紧迫危险的望日莲奔跑到河边，向她干爹何大学问和诸位长辈求救。望日莲“噗通”跪下，惨然决绝以“投河”相逼。这时作品写道：
何大学问哈哈笑道：“那是麻雷子的下场!”
“莲姑娘，不必急火攻心!”吉老秤笑咪咪地说：“我保你七天之内，跟檎哥儿完婚。”
望日莲惊呆了，抬起头，满脸泪光，睁大眼睛望望吉老秤，望望何大学问，又望望柳罐斗。……
柳罐斗一直没有开口，朦胧的月光中，他站在船头，像一尊古代勇士的石像。
接着，这幅传奇画面展开了，作品的传奇情节达到了高潮。柳罐斗们果然在七天之内，巧计淹死麻雷子，智斗挫败杜老四，易如反掌使莲、檎顺利结合。侠肝义胆，出奇制胜，神乎其神!不禁使人想起“智取生辰纲”的掌故，想起我们民族中多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
这段传奇，是《蒲柳人家》中最接近某种重大政治斗争的了(除掉麻雷子也是为了捍卫正在进行的秘密抗日活动)，然而，情节的重心还是儿女之事。至于作品中大量的传奇笔墨：一丈青大娘大闹运河滩，何大学问威震古北口，柳罐斗与云遮月的渡船幽会，吉老秤与牵牛儿的忘年交友谊，无不取景于日常生活、男女之情、家庭悲欢。堪称壮阔传奇画卷的《渔火》，本为抒写京东抗日活动，可其传奇色彩最浓、最动人的部分却是围绕春柳的婚姻命运，尤其是各路好汉“虎口救佳人”那场斗争而展开的。柳叶眉“劫掠”放鹰女人花三春，强迫她嫁与穷教书匠吴钩(《瓜棚柳巷》);叶三车两度勇救落水女人，且与她们结下的苦恋奇情(《花街》);陶红杏与叶雨夫妇，桑家父子的奇缘巧遇(《草莽》);一切历史篇章的大量传奇莫不为此日常生活现象。
显然，刘绍棠的传奇，不是《三国》《水浒》主要取材于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英雄传奇;它走向人间，与日常生活结合。正是这平凡与传奇的结合使刘绍棠小说产生了独特的魅力。而这，首先正是典型的古典传统的继承。
我 国古典小说，在内容的构成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英雄传奇(包括神魔小说)，其代表作品就是《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第二类，即古代小说理论的所谓“寄意于时俗”一类作品，《金瓶梅》《儒林外史》和伟大的《红楼梦》就是其成功之作。这类作品的出现，是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但是日常生活，琐细平凡，市井下民，业迹不著，要写得引人入胜，须有较高的艺术手法;而在当时，难度是大的。《红楼梦》所以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空前绝后，恐怕离不开这个因素。于是有了第三类作品，传奇与人间日常生活的结合，诸如婚姻悲欢、善恶报应。它比之第一类，更接近生活;比之第二类，更易于得手。其高潮出现的《三言》《二拍》时代，小说家凌初以“耳目前怪怪奇奇”的命题论述了这一重大划分。“五四”以后的文坛对这三类小说的继承却是耐人寻味的。“英雄传奇”，至今生命力强大，革命战争题材和反映当代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作了现实主义的改造)。“寄意于时俗”类，则从鲁迅一代引进外国表现手法，创立“五四”民族新小说后，古典小说表现手法的局限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开辟了。于是，写日常事件中的重大矛盾，写几乎无事的悲剧，成功者不绝。而第三类作品，命运迥然不同。在古典小说时代，由于向现实靠拢的需要和表现手法的局限，它们应运而繁盛，充斥于白话篇。然而，只见泛滥，不见改造，这类作品，特别是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后走向了粗制滥造，乃至不堪入耳的末路。直至“五四”之后，继承这种表现体系的，多是失败之作。至于表面取材于日常琐事、生活浪花或者儿女之事的沈从文、孙犁小说，并不着意结合传奇去取胜，而更多是向《红楼梦》靠拢，以主题深度的含蓄征服人。而刘绍棠，才是这一“平凡中的传奇”的表现体系明显而成功的继承者。这一继承的直接效果，就是作品的通俗化、民间化。我们知道，《三言》《二拍》式作品，尽管明末后走向粗俗，但它以奇巧为中心的为人喜见乐闻，其“语语家常”的明白晓畅却使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群众性、通俗性正是我国古典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色之一。刘绍棠是认真研究过了这种情况，是特别注意从古典小说，包括民间说唱中吸取了这种营养的作家。似曾相识燕归来。当作家使这种平凡中的传奇，使这类婚姻悲欢、善恶报应的旧小说在几百年后重放异彩时，确实给人亲切、欢欣之感。有人很为刘绍棠部分作品被称为“新才子佳人小说”抱不平。其实，这不过是形式，重要的是寄托的内容和主题。刘绍棠并没有滥写艳情，就是和古典中这类作品的优秀篇目比，也高出一筹。当时的杜十娘、白素贞们主要是为了个人争自由、争幸福的斗争，而刘绍棠的男、女主人公的行动更多是为了他人，乃至大众的幸福。即使花碧莲，云遮月，花三春这样性格较为复杂的女性，不仅有为心爱的人勇于牺牲的义举，而且正跟上革命新生活的潮流，在冲刷着自身的污泥浊水。更不用说蛾眉，青凤，水芹，蓑嫂，柳叶眉，关青梅等等侠骨柔肠，深明大义的优秀女性和周檎，柳岸，叶三车，叫天子，俞文芊，蔡椿井等等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的多难才子了。总之，正如人们评价的，它的主题是歌颂扶危济弱，多情重义，造福他人的美德。没有这样的创新和发展，刘绍棠的“才子佳人”小说当然只能步明末后末路传奇的后尘。刘绍棠赋它以新的生命，使这一有着强大通俗力量的表现武器，古为今用。这不能不是他在民族传统继承上的独特贡献。
如果仅是上述“平凡与传奇结合”的再现，刘绍棠作品的民族特色和独创性，还未必能那么鲜明饱满。重要的是，它还继承了我国美学传统中最富民族色彩的部分。我国古典美学的基调偏重和谐，渗透“中和”原则。即使阳刚之美也显著地区别于西欧那种完全悲剧式的，着重展现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的，以痛感为基础的“崇高”。固然，中国的“阳刚”同样喜欢展现如长风如闪电的狂澜巨涛的斗争，但它的重心是歌颂英雄(或正面人物)走向胜利的历程，它着重表达一种英雄的气概，掺和着乐观型的理智;而不是像西欧式的“崇高”去着重渲染不幸、失败、痛苦、悲惨、恐怖和迷妄性的思虑。这一美学现象在文学(这里指古典小说)上的体现就是作品的基调乐观、奋发、高昂，即使是悲，也是悲壮为多;作品结局总难以逃脱大团圆，等等。在精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崇尚和睦，富于理想，勇敢勤劳、善良的民族美德。刘绍棠作品的美学内涵充分继承了上述传统。当然，自有它独特的角度。在民族美德上，它摄取了扶危济困、多情重义这一侧面，尤其是讴歌了燕赵之士的慷慨豪侠;在文学上、更多地溶进了光明、昂奋的基调和突出了大团圆结局。所以其大量作品洋溢着胜利的欢笑和颂歌，叙述着一曲曲驱霾逐雾“人间喜临门”的故事。即使现实篇章中最为有“血泪”“苦难”的、反映1957年问题的《两草一心》等，不仅结局是夫妻完聚，“恶梦醒来是早晨”，而且篇中字里行间透逼出正义必胜的乐观和希望。正如刘绍棠后来说的：“……没有着重渲染苦难，而是讴歌人民给受难者以爱护、救助和激扬向上。”刘绍棠这种独特角度带着多少有点浪漫的笔调，因而光明的色彩更加艳目，美好的调子更加悦耳，胜利的步伐略显轻松;这可能带来某种片面，但他强调了我们民族美学观的精华，并由此生发，加上乡土气息，才形成的它清心畅肺的田园牧歌笔调。其实，这种光明和胜利的偏重，已经不止是“继承”了，它充满了历史进入新中国、新时期才有的时代气息。作为多数作品主旋律的“造福他人”的美德，就已经超出了“燕赵古风”的积淀，而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华，饱含着“拨乱反正”的今天所要努力造就的时代新风。刘绍棠光明、胜利的作品，在一拨接一拨的伤痕、反思、朦胧文学面前，又显示了他的独特本色。
民族传统的继承创新上的独创性当然还表现在语言、结构、手法等其他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主要特点，刘绍棠充分继承了它的行云流水的叙述笔法，具相生动的言、行白描以及引人入胜的情节描绘。然而，却不以故事为重构局，而以人物为中心，枝蔓横生，漫写性格，造成了《蒲柳人家》式中篇──总故事粗线简约，题材一般;人物却众多饱满，小故事琳琅满目的新颖而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他既像他的不重故事的老师孙犁，又像他运河家乡善于说书的京东艺人们。这种新型“说书”，在民间文学和当代小说中都是独具一格的。
刘绍棠发掘、融汇了那么多优秀民族传统，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潜流若隐若现于当代文坛时，无疑树起了一面异军独起的鲜艳旗帜。而和现代、当代许多努力造就具有强烈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作家相比，他在探索作品通俗化、民间化以及新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审美情趣上所作的努力，又有别人所不企及的独到之步。他的独创是鲜明的。正如好几年前，其风格初展的第一部长篇《地火》写成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一位种菜姑娘说的：“你写的跟别人不一个味儿。”
“不一个味儿。”这就是人民对其独创性的评价。
二
与上述民族特色紧密相连，也是刘绍棠独特风格的重要部分，就是众所周知的乡土色彩。文学的形象思维特性使得文学更强调个性。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情节会增强作品民族气息，增添亲切可信感。刘绍棠作品，充斥其中的蒲篱苇舍、瓜田绿柳、水气花香的运河图景，尤其是紧紧与人物行动个性，与作品主题、矛盾融汇在一起的风俗画──诸如何满子偷瓜，柳叶梢开园，别有风味的“榆钱饭”，奇特神秘的放鹰船以及运河当午，裸体纤夫，芦港薄暮，穷家浴女，最给我们这种留连于民族习俗的瑰丽殿堂的无限魅力。大凡伟大的民族作家其作品都少不了鲜明的地方色彩。甚至异国风情，异域色彩，反而更引起不熟悉彼地彼情的读者的注意。正如鲁迅说过的，现在的作品，越具有地方色彩，越能够打到世界去。于是，一类“极致”的作品就产生了，把地方乡土色彩强调成文学的一种风格，一个流派。刘绍棠就是当今突出一例。其浓郁乡土特色是作为它独具内涵的民族特色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一起构成其独特风格的。甚至，“乡土特色”的成熟是其风格形成的最后标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蒲柳人家》之前，作家重返文坛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众口交誉的《芳草满天涯》，就以主人公碧桃用少女的乳房哺育“叛国犯”的遗孤小沉香等动人之幕大量闪现了后来风格的种种特色。然而，风格形成的代表作品不是它，其主要原因就是远没有《蒲柳人家》那样，形成贯穿始终的，紧紧与性格、主题交融在一起的大量乡土风俗，风景画。所以，作家后来出现的文学主张要叫“乡土文学”理论;其一切民族传统的继承发展的观点要统一在这面旗帜之下，就不无道理了。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试图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初步探讨了这一风格的一些内在要素的形成原因。现在，我们有了“乡土”这一条，就比较好从具体的创作道路，看看这一独创性的造因了。在这方面，刘绍棠提出了“一口井”创作观。这口井，主要是指生他育他的“乡土”──儒林村。作家说：“儒林村是我的创作源泉”，“写这些小说，完全依靠我在儒林村打‘深井’”，“每一个人都是一口泉，……泉源不竭。一个作家能有几口泉，就很富有了。我不主张云游四方，泛泛而交，因而不离热土，眷恋乡亲，在自己的生身之地打‘深井’，无非是不愿舍近求远。”这样的观点，刘绍棠是作为其“乡土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讲到的。“一口井”当然是相对的，多少有点夸张意味的比喻说法。但其创作源泉囿于一点，创作路子着眼于封闭式而不是开放式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而正是这一封闭于乡土，造成了刘绍棠的高度独创。
儒林村位于古运河岸边，天子脚下;积燕赵古风，开风气之先，得田园秀色。义和团的呐喊，革命战争的炮火，京东大鼓的说书乃至南来北往的船夫曲都熏陶着这个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形成了其民族传统的丰富深厚和水乡特色的浓郁。刘绍棠1957年遭难返乡后，一直处于父老乡亲的保护之下，没有遭受一句恶言恶语，此“得天独厚”，就是见其伟大民族美德的光华。就在这个“运河明珠”之村，作家度过了他生活、包括创作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加上他有意识的在“一口井”中挖掘，这造成了他在创作追求上的一致性，连贯性，重复性和稳固性，因而先于许多同辈作家形成了他的强烈民族特色的作品风格。这几年，刘绍棠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四十来部中、短篇，三百多万字的乡土篇章接踵问世，而且还以六十多篇短论散文阐述着他颇有体系、特色的“乡土文学”理论。这种当代作家中少见的情况，就是他“一口井”文学活动的实迹。
──选自《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