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有关资料

【译文】

鱼是我所喜爱的，熊掌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放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大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大义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如果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哪一样不可以采用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逃避灾祸的坏事，哪一桩不可以干呢？采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某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见，他们所喜爱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事（那就是“不义”）。不仅贤人有这种本性，人人都有，不过贤人能够不丧失罢了。

一碗饭，一碗汤，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会饿死。可是轻蔑地、呵叱着给别人吃，过路的饥民也不肯接受；用脚踢着（或踩过）给别人吃，乞丐也不愿意接受。

（可是有的人）见了“万钟”的优厚俸禄却不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这样，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大小老婆的侍奉和熟识的穷人感激我吗？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大小老婆的侍奉却接受了；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熟识的穷人感激自己却接受了。这种做法不是可以让它停止了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羞恶廉耻之心。

这篇文章选自《孟子·告子上》，它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什么是“义”呢？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告子上》）又说：“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万章下》）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是怎样提出和论证他的主张呢？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在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为什么要舍生取义呢？孟子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

！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以上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不过，上面的论证只是讲道理。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

！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可见，孟子写这段话是有根据的。“所恶有甚于死者”，当面忍受别人的侮辱比死亡更令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钟”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六斛四斗为一钟，“万钟”指丰厚的俸禄。为什么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现在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不是可以罢休了吗？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以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朱熹的评语很有道理。有些人在民族存亡和革命成败的危难之际，能够宁死不屈、舍生取义，而在革命成功、天下太平的宴安之时，却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甚至违法乱纪为亲戚朋友谋取私利，这不就是“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吗？他们确实是丧失了原来的立场和品德。因此，孟子指责“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不但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贪官污吏有揭露和批判意义，而且也提醒后人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和反省自己，不要贪图爵禄而干不合礼义的事情。不过，孟子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他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心，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是后来“失其本心”，这样解释没有强调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他的唯心主义性善论的表现。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见《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孟子在本篇中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孟子》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