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故事两则》有关资料

【译文】

１、惠子相梁

惠施做了梁国的国相，庄子去看望他。有人告诉惠施说：“庄子到梁国来，想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施非常害怕，在国都搜捕三天三夜。庄子前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你知道吗？从南海起飞飞到北海去，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甜美如醴的泉水不喝。在此时猫头鹰拾到一只腐臭的老鼠，鸟从它面前飞过，猫头鹰仰头看着，发出‘吓’的怒斥声。现在你也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吧？”

２、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

庄子与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是鱼的快乐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可以肯定的！”庄子说：“请从我们最初的话题说起。你说‘你哪儿知道鱼快乐’的话，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快乐而在问我。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

【契友惠施（陈鼓应）】

庄子这般旷达的心境，视富贵荣华有如敝屣。其高超之生活情趣，自然超离人群与社群。无怪乎在他眼中，“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既然这样，就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像庄子这样绝顶聪明的人，要想找到一两个知己，确是不容易。平常能够谈得来的朋友，除了惠子之外，恐怕不会再有其他的人了。他们都好辩论，辩才犀利无比；他们亦很博学，对于探讨知识有浓厚的热诚。

惠子喜欢倚在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的时候，就据琴而卧（“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这种态度庄子是看不惯的，但他也常被惠子拉去梧桐树下谈谈学问（“惠子之据梧也……”），或往田野上散步。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便是在他们散步时引起的：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

庄子说：“小白鱼悠闲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庄子回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

惠子辩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准此而推，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了。”

庄子回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云云，就是你知道了我的意思而问我，那么我在濠水的桥上也就能知道鱼的快乐了。”（《秋水》）

庄子对于外界的认识，常带着观赏的态度。他往往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惠子则不同，他只站在分析的立场，来分析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因此，他会很自然地怀疑到庄子的所谓“真”。

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如果从“认知活动”方面来看，两人的论说从未碰头；如果从观赏一件事物的美、悦、情这方面来看，则两人所说的也不相干。而只在不同的立场与境界上，一个有所断言（“知道鱼是快乐的”），一个有所怀疑，（“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显然的！”）他们在认知的态度上，便有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着重知识论的判断。这不同的认知态度，是由于他们性格上的相异；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与惠子，由于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基本立场，进而导致两种对立的思路──一个超然物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来观赏其美；一个走向独我论，即每个人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第三者的心灵状态。

庄子与惠子由于基本观点的差异，在讨论问题时，便经常互相抬杠，而挨捧子的，好像总是惠子。在《逍遥游》上，庄子笑惠子“拙于用大”；在《齐物论》上，批评他说：“并不是别人非明白不可的，而要强加于人，所以惠子就终身偏蔽于‘坚白论’”（“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德充符》上也说惠子：“你劳费精力……自鸣得意于坚白之论。”这些批评，庄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而他最大的用意，则在于借惠子来抒发己意。

另外《秋水》篇记载：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时，庄子去看他，谣言说庄子是来代替惠子的相位。惠子心里着慌，便派人在国内搜索了庄子三天三夜。后来庄子去见惠子，对他讲了一个寓言，把他的相位比喻猫头鹰得着臭老鼠而自以为美。这故事恐怕是他的学生假托的，不过庄子与惠子，在现实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距离；惠子处于统治阶层，免不了会染上官僚的气息，这对于“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庄子，当然是很鄙视的。据说惠子路过孟诸，身后从车百乘，声势煊赫，庄子见了，连自己所钓到的鱼也嫌多而抛回水里去。（《淮南子·齐俗训》）

他们两人，在现实生活上固然有距离，在学术观念上也相对立，但在情谊上，惠子确是庄子生平惟一的契友。这从惠子死后，庄子的一节纪念词上可以看出：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楚国郢人捏白士，鼻尖上溅到一滴如蝇翼般大的污泥，他请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点完全削除，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郢人站着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把匠石找来说：‘替我试试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了！”（《徐无鬼》）

惠子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在这短短的寓言中，流露出纯厚真挚之情。能设出这个妙趣的寓言，来譬喻他和死者的友谊，如此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之。

──选自《庄子浅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

【庄子及其哲学（孙以楷）】

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探索庄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哲学思想？又应当怎样予以正确地评价？

我认为，应当从庄子所处的时代，他的政治倾向、生活态度、阶级出身和其思想渊源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剖析。

先看庄子所处的时代。庄子的生卒年，历史无明文记载，据马叙伦先生《庄子年表》的考证，是生于周烈王七年（公元前３６９年），卒于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２８６年），与孟子同时。庄子所处的时代正当极其动乱的战国之世的中期，是战争最为频仍而统治者又最为骄横的时代，其时思想界又混乱不堪，儒、墨二家既各行其是，又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再加上公孙龙等的诡辩，愈益使人迷乱而莫知所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家乡宋国的情况。宋国为殷微子封地，是一个腐朽的领主制国家，庄子的大半生处于宋王偃时期，而宋王偃又是战国有名的暴君，最为荒淫无道，残杀成性。在他攻袭、撵走其兄剔成自立为君之后，对外与齐、楚、魏三国为敌，对内沉迷酒色，不纳忠言，群臣有敢于劝谏的往往被他射死，他还经常用箭射一个悬挂着的盛血的皮囊，以流血为乐，名曰“射天”，诸侯皆以桀、纣目之，最后激起各国的公愤。齐国联合魏、楚二国攻杀了宋王偃，灭亡了宋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不对庄子的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何况还有其他的种种因素呢。

其次，看看庄子的政治倾向、生活态度及其阶级出身。关于庄子的政治倾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他对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污浊寄予了很大的愤慨，已见前面对庄子处世哲学的分析。（二）他除了一度做过漆园吏这个小官以外，对宋国领主统治集团是抱着反对与仇视的态度的，他把宋国的黑暗政治比作甚于“九重之渊”，把宋王偃比作甚于凶猛的“骊龙”，他还讽喻那些“昏上乱相”的当权者和迎合统治者的谄佞之徒曹商之流。（三）他攻击儒、墨，批评当世宿学。（四）后来他也不愿出仕，不愿做大官，毅然拒绝楚威王“许以为相”的厚币重聘，宁可“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而不愿受统治者的羁束。王先谦说庄子“辩多而情激，岂真忘是非哉”，这话基本上是对的。庄子讲要忘记是非，实际上嫉恶如仇，大是大非分得极其清楚，观点也很明确，不过出之以轻松的笔墨，于平淡中抒其激情而已。庄子事实上是一个富有正义感，既不屈从统治者而又穷得有志气的风骨凛然的清介之士。关于庄子的生活态度，固然有消极悲观的一面，但也有积极乐观的一面，他不仅以愤世嫉邪的心情和嬉笑怒骂的态度去评论现实，而且他的不少寓言如《不龟手之药》《庖丁解牛》《支离疏忘形》等所描写刻画的都是劳动人民的形象，这就说明他对劳动比较熟悉，对人民也有一定的感情，否则怎么能写出这些通过劳动生活阐发哲理的作品出来。荀子认为庄子“猾稽乱俗”，不正好证明他关心人民的事情吗？也正是由于庄子这种态度的影响，他的后学才能写出在封建社会中绝无仅有的通过寓言以批判统治阶级、颂扬农奴起义的《箧》《盗跖》等著名篇章来。关于庄子的阶级出身，史书亦无明文记载，《史记》和《庄子》外、杂篇所录只有以下几条：“周尝为蒙漆园吏”；“庄周家贫，往往贷粟于监河侯”；“庄子钓于濮水”；“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系履而过魏王”；“处穷闾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外、杂篇虽系庄子弟子及其后学所著，史料价值不高，但这些有关庄子生活的资料却应是基本可信的，因为这是在写他们的老师，他们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至多有所夸张，而不可能过于失真。从这些简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只是一个做过小官吏、家境贫困的穷知识分子，毫无其他之可言。

再次，看看庄子的思想渊源。庄子的思想渊源于老子，司马迁曾指出，“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但是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老子“天道无为而自然”的思想，无论就理论的丰盈以及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来说，庄子都比老子高明。而且，庄子的学识也极渊博，“于学无所不”，因此，《老子》只类似一首长篇哲理诗，而庄子的文章则是洋洋洒洒的哲学长篇，已然形成专题论文的风格了。

总括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下面几点看法：

１、庄子是一个身处乱世，博学多才，家境贫寒而又有志节的知识分子。

２、庄子服膺老子学说，继承与发展了老子关于“天道无为而自然”的哲学思想。他不赞成儒、墨二家，尤其与儒家的仁义学说格格不入；他也知道儒、墨大行其道而终于无所施其伎，而他自己仕途既不得意，不为王公大人所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新路子。于是，只好一方面隐居不仕，拒绝与统治者合作，关闭在自己的“自由”的小天地里，另一方面著书立说，培养学生，阐述哲理，发挥老子的“无为”之道来奉劝君主少做一点坏事，人民少惹一点是非。

３、庄子的内心充满着矛盾，他的哲学思想是作为一个因愤慨之极由积极用世而走向消极应世之心理转变的古代知识分子的特性所使然的：正是由于他不是领主贵族，生活比较清贫，所以能够接触下层，深入实际，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有深刻的观察和体会；正是由于他最终走向消极，所以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的，而其核心则主要是讲人在乱世中怎样才能全身保性，不为物累；也正是由于他原有用世之志，后来也是愤慨已极，无可奈何，所以在谈哲理时常常流露愤世嫉邪之议，抨击社会的污浊和统治者的罪行，来寄托、抒写他的心声，而形成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林云铭说：“庄子似个绝不近情的人，任他贤圣帝王，矢口便骂，眼大如许；又似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庭之常，工技屠宰之术，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胡文英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无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还不失为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见解。

──选自《庄子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