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式的深情 离骚式的表述──《记念刘和珍君》艺术特点

在我的感觉中，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真是一篇至文。在同是纪念进步青年或革命者这一点上，我以为它的艺术成就远远超出了后来所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本文不打算搞对比分析，只想就《记念刘和珍君》作些艺术上的探究；但我又以为这些探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该文所独有或比较突出的。我想在艺术上有以下三点颇值得深究：

一、在创作原动上，他善于摄取“现代社会的魂灵”，他深感世态炎凉，窥熟于“世人的真面目”，尤其对那“宁蜷伏堕落而恶进攻”的国民精神深感愤怒。（人教社教参）他的写作就是以所谓世态人情为着眼点来看取社会与人生，摄取其“魂灵”给人以惊心动魄的警示。作者是浸润于中西文明的知识种子，他深感时代进步对于中国社会特殊的作用；在文明与野蛮的残酷较量中，他尤感文明的无力和孱弱，而野蛮是多么的凶残与下劣，特别是那些自甘堕落、为虎作伥的阴暗“动物”们的所作所为！他除了用笔于“始终微笑着”、“从容转辗”“干练坚决”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们，展示中国女性的勇毅和温和，“虽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的形象；还着眼于罪恶的段政府，下劣的无耻文人，以及那些庸人与“闲人”，文中虽没有勾画他们的“尊容”，但强烈的比照与暗示使那些在阴暗潮湿里的阴暗物们显得多么的丑陋！这种比照与暗示极具有战斗性与鼓动性，可以说这是该文不同于一般悼文的地方。

二、在创作的立场与原则上，有一点通常被人忽视了，就是那个在《故乡》中就已经显露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怀抱与民族之爱。我们知道作者有生计流离之忧，但他又有着中国历代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贵品质，尤其是杜甫以来的关怀政治现实与民族前途的人们身上所具有的。在意识的层面上，“我”更多的是传达出一种“叹息肠内热”的文化—政治情绪，因而读来颇能撼动人心。作者为何对“三·一八”惨案如此地表示出自己极大的愤慨呢？这不外于戮杀烈士或青年使他感到极点的悲愤。“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他仍然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而青年代表未来，知识就是文明与未来的标记。他将议论提高到民族存亡的高度，足以见出他的制高的峻拔与浑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强烈的期待。而这些都厚寄于传承文明与进步知识的人们身上。他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道义感的苛求程度是如此的强烈！因此，正如到见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我们对作者为什么尤痛斥无耻文人的阴险论调就不难理解了。

三、应当说，在本文中，鲁迅的思想情感是深刻而复杂的。鲁迅从不掩盖自己思想的复杂性，他长于解剖自己，甚至于无情，其精神尤感人与可贵。他一再强调“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却又感觉到“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他想说的，有必要说的太多，但现实的黑暗又使他出离地愤怒。刘和珍是他的学生，是他的学识热烈的求知者，他回忆起当初订阅《莽原》的情形，从这一点感觉有些写作的必要，“但我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而不仅仅是这一点点的所谓的感激。他说，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而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但他又说，“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说到这次惨案所引起的反响和意义时，他沉痛地说：“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然而在文章的结尾，他又说：“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又会依稀地看见微茫的希望……”这些几乎矛盾的语言，并非是作者逻辑上的失误，而是充分地表达出了作者的无言的苦痛、愤怒、悲哀与告祭的心情。同时在措辞闪烁与词锋隐显之中，又分明地让人感受到社会与生存环境的凶残所达到的非人间的程度。应当说，作者还有许多想表达的，要表达的，但他徘徊于“两间”，纠缠于生死，沉耽于过去、现在与将来，而他思绪纷乱，也实在不能完全地沉静于他的心去作冷静的理性思索，于是他只好将这些“奉献于逝者的灵前”，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被各种外力作用而已破碎的心灵！总之，是这样，还有什么其他的言辞呢？

关于这一点，我以为我们还可以有必要引申出三点作展开地陈述：

应当看到，在文章中，作者没有把自己摆在为师的位置上，他严剖自己，而对逝者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对于记念，他没有浮泛，更没有旁观，而是用他的心与情，悲愤与炽爱去深味惨案前前后后的以及更多的、更深广的东西。他的思想与情感渗入其中，他用他所能感受到的形诸笔墨，让人看到一个真正思想者的心灵的苦痛与挣扎的具体情状。他是真实的，感人的。这篇文章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文章中浓烈的抒情性大于其单纯的文字表述。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作者的浓烈的情感，悲愤的控诉，严厉的斥责都聚集在那议论大于叙述的篇章结构里。他的议论与抒情都是感性与理性交织着的产物，在最具有浓缩性与广延性上，又获得了无限的诗性。歌德说：“感情愈和理性结合，就愈高贵，到了极境，就出现了诗，出现了哲学。”（《致玛利亚包洛芙娜公爵夫人书》）这就是他行文的很突出的特点：一个真正思想者真诚地袒露着他的思想。“他直抒胸臆，将自己的满腔的悲痛与义愤，用烈火般的言辞喷射出来，形成诗意汹涌的感情波涛，并结情为理，化为深刻的哲理韵味和汪洋恣肆的风格，他指着反动派的鼻子怒斥：‘中外的杀人者居然昂起头来，不知个个脸上有血污……’”（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此其一。

其二，有一点也是常常被人忽视或误解的，就是“欲吐还吞，欲吞不得，吞而复吐的具体的痛苦的情状与深情叙说”。行文说“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而接下来的却是“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在于无话可说处，作者说“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后面又出现了“我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懂结尾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而接下来的又是“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而却以“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作结。对此，目前教学参考书不能给予满意的解释，而只能就事论事，显得很支离破碎。而有一种论说则是从“重复”性语句出发，认为鲁迅是用还原那荒诞而重复的历史来“还丑恶以丑恶，还荒谬以荒谬，让所有的真相裸裎”。（梁卫星：《重复与鲁迅》，北大在线２００２－０８－１６）它“在说与不说之间，鲁迅陷入了深刻的苦痛之中”，但它的解释显然是过于想当然了。如果我们对鲁迅研究魏晋时代的情况多一些了解，那么，便比较容易地理解这种“欲吐还吞，欲吞不得，吞而复吐”的具体的痛苦的情状。有兴趣的人可以仔细地聆听阮籍的古琴《酒狂》，也许会有深刻的体会的。（或许开头是欢快的率真，但往后可能就是痛苦的跋踬）

同时，其三，该文还存在着《离骚》式的表述结构。在《离骚》中，屈原天上人间，上下求索，其现实主义地对祖国与民族的爱深融于其中，尤其是最终升天临行之际那深情的回眸，简直让人涕零如雨。古人评论《离骚》时认为它没有章节，思之所至，悲戚啼苦，时断时续，天上地下，旷怨求索，一唱三叹，这正是作者内在深情在行文情节上的本质反映。在本文中，作者发情于死，但念在生前，“于死者寄生者之情，求生者之道”，作者屏弃了那些虚而不实的冥间想象式的虚无安慰，他始终把死者与性命相联于残酷、恶劣的历史与现实，并与中国的未来紧紧相系。（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鲁迅写作本文，说得非常明白，“刘和珍是我的学生”，但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鲁迅以含悲之笔，以一个“亲族、师友、爱人的心”去“深味”这浓黑的非人间的悲凉和微漠的悲哀与淡红的血色，他感受到了中国女子的“从容”“微笑”与“伟大”，他的心由此震动，他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作者的感情实在是悲哀与愤怒之至，他认为三月十八日是“民国历史是最黑暗的一天”，因为他“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有什么言语”，他几次表示该“写点东西了”但一直没有下笔。在他看来，凶残的当局，下劣的流言家便是罪恶的制造者与掩盖者，罪恶不止，则青年所流的血便无从止息。正因为如此，他要“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这种深味与哀痛真是难以言状，所以作者很难完整的叙述完有关刘和珍的详细的情节，而只能忍含深痛的，时断时续的。有时他只能说“我说不出话来”而显出秋雨般的夜哭；有时他甚至太激动，而作枯蕉似的悲哀与惨荷式的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