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报告文学这一武器──《包身工》及其他

适应时代要求而兴起于我国“五四”前后的报告文学，是文学战线上一支有着特殊战斗力的“轻骑兵”。它那要求通过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的生动描写，迅速有力地反映时代风貌和社会重大事件，以期引起人们关注并投入反对黑暗、追求光明的斗争的特点，以及可以不拘一格、比较自由的写作方式，吸引了不少作家去致力于这一类文字的写作。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说是早期有代表性和社会影响的进步报告文学作品。随着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和“左联”的成立，报告文学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提倡。“左联”执委会曾通过“决议”，号召作家“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夏衍在１９３１年秋天，以突如为笔名写了第一篇报告作品《劳勃生路》。它是当时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一次大规模反日示威斗争集会的侧面纪实；文中写到了工人群众高喊激烈口号，痛打日本密探、工人遭杀害、受伤者发表斗志高昂的谈话等等。虽然这篇以“工场壁报号外”形式写的作品近于新闻报道，主要着眼于从政治上鼓动群众的斗争情绪，艺术性比较差，因而在以后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影响，却是夏衍当时所理解的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实践。１９３２年初，夏衍将日本川口浩作的《报告文学论》译出发表，该文除谈到报告文学与日本无产阶级文艺团体提倡的“劳动通信运动”不是一回事，还预测了报告文学的光明前景。显然，夏衍的翻译活动表明他对报告文学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同一年写的旨在报告日本士兵反对侵华战争和揭露国民党迫害抗日的十九路军的《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以及翻译、推荐报道苏联满怀信心地建设国家的《在第聂泊洛水电厂》，就是这种认识上的变化的标志。此后，因为投入电影战线的工作，夏衍大约有三年时间没有写作报告文学。１９３６年初，夏衍才在《文学》第２期上发表了旨在揭露上海某肥皂青年女工王彩云血汗被榨干、健康被毁坏、又惨遭解雇的黑暗现实的报告文学《泡》。在资本家、工头，以及有统治当局参予的残酷掠夺之下，这位女工的最卑微的求生希望，也有如肥皂泡那样彻底破灭了。作品的调子虽有些低沉，但在运用白描的手法和冷峻的笔调，控拆和揭露那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制度方面，还是成功的。

１９３６年６月，夏衍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发表了《包身工》。这篇作品的问世，意味着夏衍的报告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表明我国的报告文学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它不仅在当时引起很强的社会反响，就是从那时以来的几十年间，也被公认为中国报告文学的优秀之作。

《包身工》以大量的调查材料为基础，令人信服地写了这样一个惊心触目的事实：外国工业资本和中国封建势力是如何互相勾结，由日本资本家、工部局、国民党政府、带工头、拿莫温、警察、地痞流氓等组成了“统一战线”，在上海这座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里，为所欲为地压榨着成千上万孤苦无告的中国童工和女工。作品愤慨地告诉人们，在日本纱厂里，“包身工”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都是无足轻重、得不到丝毫保障的。她们只是一批廉价的“活机器”，“罐装的劳动力”，促使资本家钱袋飞跃膨胀的工具。什么人身自由、劳动保护、营养和健康，都一概谈不上。作品令人战栗地揭示了“包身工”所过的非人的地狱般的生活：

住宿：约十平方米的蜂房小屋，塞进十六、七个人，走动要踩着别人身体，空气里“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

伙食：两粥一饭。“浆糊一般的薄粥”，成分以农村喂猪的豆腐渣为主，每人勉强一碗，有的还轮不上；至于“粥菜，这是不可能的事了”。

劳动：早上五点进厂，一连十二小时的劳动，高度强化；不许请病假，出奇恶劣的劳动条件侵害着工人的身体。放工后还要额外替工头和老板义务劳动。

工资：“在包身工，工钱的多少，和她‘本身’无涉”，全被带工头拿走了。

体罚打骂：成为家常便饭。带工头、拿莫温、老板娘，人人都打得。凡生病、干活手脚慢，偷写家信，以及其他不顺遂工头们意旨的，毒打，罚站，罚吊，关黑房、饿饭、迎头浇冷水等“惩罚”便会突然临头，有的因此病倒、惨死。

面对这种“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尚未成年的、血肉之躯造成的“包身工”，近半数会捱不到契约规定的三年而死去。活着的，也将如作品写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芦柴棒”那样，随时面临毁灭的前景。

《包身工》的思想意义是很明显的。作者以爱憎分明的感情，把声讨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增殖资本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出于对“黎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反抗）必然会到来的强烈信念，作品警告日本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的报复。在抗日战争尚未爆发，国民党对抗日舆论钳制甚严的情况下，夏衍能公开地这样写，是难能可贵的。其次，作品也毫不容情地揭露了与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共同压榨和残害工农大众的中国封建买办势力及其凶恶走狗。它不仅包括奈何不得并纵容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实行超强度剥削的国民党当局，也包括严密地运用种种封建野蛮的手段，吞噬着“包身工”生命的工头、带工头、警察和流氓。没有他们的全力配合，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不会那末顺利的。

《包身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例如，通篇存在的不事铺张、不讲空话，只以事实来说话的白描手法；象解剖刀一样剖析反面人物和现象的犀利笔锋；形象地运用比喻和联想的方法；等等。作品收尾时有一段文字，用渔民对待捕鱼工具墨鸭的态度，同资本家、带工头对待“包身工”态度作对比，并对后者加以严厉批判，显得含蓄、生动和深刻。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象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的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的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的虐待，因为船户总还得养活它们，喂饱它们，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也已经不存在了！

１９３６年底，夏衍发表了《〈包身工〉余话》，这是《包身工》的续篇。这篇作品前半主要写了两个为阶级姐妹切身利益而奔走，热情提供“包身工”第一手材料的人物：冯先生和杏弟。从她们的言谈中，已可隐约感到“包身工”们的觉醒和反抗的迹象。后面着重揭露国民党制定的“冠冕堂皇”的法律，丝毫不能保护那万千无告的“包身工”。它虽不及《包身工》影响大，但感情甚是强烈，笔调朴素，自然，也值得一读。

随着全国性抗日新形势的出现，夏衍进一步看到了报告文学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密切反映现实的“报告，通迅，速写，报告剧”一类作品，将成为“这时代有主导力的文艺”。夏衍的看法是对的。他自己，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救亡日报》、《新华日报》、《野草》丛书等报纸书刊上，发表了大量报告、通讯和速写。例如：《战斗日志表的一页》、《血写的故事》、《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访张向华先生》（又名《张发奎先生访问记》）、《上海还在战斗》、《勇敢的东北兵》、《粤汉途中》、《广州在轰炸中》、《桂林怎样抵抗轰炸》、《香港沦陷前后》、《长途》、《粤北的春天》、《广州湾通讯》、《走险记》等。从它们的内容看，或是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包括他们对上海、广州、桂林等城市滥施轰炸、破坏蹂躏的情状，谴责了认贼作父的汉奸；或是称颂了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正义气概，以及后方人民不怕牺牲，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或是叙述，描写了自己从上海、广州、香港撤退途中重要见闻和惊险经历。这些作品的多数，由于材料丰富、翔实，观察敏税、细致，感情强烈、真挚，文笔朴实、生动，当时曾吸引了不少读者阅读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