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争人权地挽歌──《孔雀东南飞》主题再探

考稽历史文籍不难发现，人们追求幸福健康的生存状态，无不是在实践着对人权的追求。虽然我们国家人权地位的确立只是新中国近几年的事，但中国历史文籍中一些争人权的事实是掩不住其光辉的。南朝时《孔雀东南飞》中的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就是其中的代表。

所谓人权是指人应享受人身自由和各种民主权利。《联合国人权宣言》认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权在当今之世，许多时候都要去争取，在此遑论封建时代的人们争人权，显然不合时宜，但笔者意在说明争人权的事实自古有之，以及封建社会反人性的制度、礼教是如何扼杀人权的。

在“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辱，但也可以凌辱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鲁迅《灯下漫笔二》）的封建时代，人们为了争取应有的人权，想避免“被吃”或“互吃”的命运是多么难啊！刘兰芝不愁吃喝，身体健康，生存权、健康权本可自由享受的，但在婆婆“吾意久怀忿”的情况下，大打了折扣。可想而知，她所追求的人生更高级别的人权──爱情权、家庭幸福权、个性尊严权的结局了。但她那种士可杀不可侮的斗争精神，足可光耀日月。

刘兰芝是个十分了得的女青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女青年在当今尚要搜寻时日方可得见，在古代更是要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女青年。刘兰芝正是这样的女青年。她知书达理、多才多艺，内质饱满丰硕，超凡脱俗，十分了得。这些内质犹砌屋的砖，四季的春，朴实承重，丰茂芬芳。

刘兰芝还是个赛秦罗敷的美女。“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从动作到打扮，从姿态到气质，犹如飞来之瀑，直挂眼前，气势非凡，晶莹剔透，无不令人神清气爽，心生爱怜。应该说，刘兰芝这些十分优越的先天条件，是怀春男子理想中的妻子，是大户人家理想中的媳妇，是自己获取爱情权、家庭幸福权、个性尊严权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优越的条件却成了她争取“三权”的绊脚石，灾难的起因。为了剔除身心的桎梏，刘兰芝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直至为“三权”的树立而殒身青池，真乃天下无双的奇女子！

刘兰芝为了维护爱情权、家庭幸福权、一直在婆婆家忍耐和勤勉中度日。面对“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她尽管“心中常苦悲”，但更多地是理解和支持（正因为如此，她才相中焦仲卿），在“鸡鸣入机织，夜夜不作息”的劳作中化解思念，打发日子。当然，“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不只是为了化解思念，打发日子，也是为了取悦婆婆，使本不完整的家庭能在机织声中和谐地运转。刘兰芝虽然可用裁衣、弹箜篌、诵诗书的方法排解苦悲，但衣为谁裁？无男无女，只落得婆婆好笑，不是徒增伤悲？弹箜篌、诵诗书是风花雪月之事，让婆婆得见，一者对牛弹琴，自找没趣；二者更招婆婆“故嫌迟”，再伤和气。弹不得，诵不得。真是“知音弹与知音听，不是知音没与弹”。刘兰芝这“昼夜勤作息”的机织声是报答焦仲卿“守节情不移”的爱的诉说，是想沟通婆婆心灵的纽带，是“供养卒大恩”的心声。可怜的刘兰芝，这机织声就是她争取爱情权和媳妇权，极力维护这个表面幸福家庭的唯一凭借和依靠！

尽管刘兰芝“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辛苦”、“女行无偏斜”，但“仍更被驱遣”。究其因，刘兰芝超人的内质和美貌及与丈夫“相见常日稀”是祸根。寡居多年，以把儿子视为生命的焦母，岂能让人夺己所爱？在无力与刘兰芝抗衡的情况下，性情被强烈地扭曲──坚遣刘兰芝，要眼不见为净。黑格尔“恋子情结”理论在此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刘兰芝对焦母无端驱遣也表现出强烈地不解和忧愤。在刘兰芝“请遣”一席话中，充分地表达了对自己能做个好媳妇的自信，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现状亦愤慨伤怀，无儿无女的责任本不该她一人承担，最后她激愤地说：“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刘兰芝这一抗辩既是促使焦仲卿再明己况，迅速想办法弥合家庭中的裂痕，也是抒发自己强烈的忧愤。没想到，刘兰芝忧愤的抗辩换来了更快更坏的结果──“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当然，这一结果焦仲卿的软弱和迂腐又要负相当的责任。

当刘兰芝争取爱情权、家庭幸福权失败后，出奇的冷静：整理物品，早作准备──“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穿戴艳丽，与嫁时同──“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拿作一般媳妇遭遇此劫，当疯癫撒泼，寻死觅活，哪管身份不身份，人格不人格。刘兰芝此举着实表现了她超人的修养，良好的人格。她认为“人贱物亦鄙”，但人格不可丢。她明媒正娶，严妆地来，亦当堂堂正正，严妆地去。质本洁来还洁去，去则去也，亦是快哉！这种大丈夫般的行事气概，着实叫人钦佩。当阿兄逼嫁时，“兰芝仰头撼人心魄。真是不幸，这高贵的个性尊严，就在阿兄的煎迫下，随着刘兰芝美丽和宝贵生命的陨落而亦香消云散了。被封建社会所“吃”了的焦母、阿兄终于把刘兰芝“吃”了，封建势力“吃人”的本质，到此被暴露无遗。刘兰芝的死也证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常人要想争得些应有的人权是很难的。

焦仲卿先“堂上启阿母”，后长跪告阿母，再默无声息的言行，证明了他为爱情权、家庭幸福权也作过斗争，但终因软弱迂腐的个性而枉然。他的“守节情不移”、“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以及“贺卿得高迁”的一通气话，只能说明他是个诚实近于迂腐，厚道近于傻瓜的男人，他既无远见的卓识，又无敢作敢当的气质，是个十足的“老实人”。话说回来，尽管焦仲卿软弱和迂腐，但他毕竟为爱情承诺过、抗争过、等待过，最终“自挂东南枝”，亦算得个忠正之士。在封建社会孝仪天下的现实里他不软弱又能怎样？因此，他“自挂东南枝”也应该算是对爱情权、家庭幸福权的捍卫，是对刘兰芝知遇之恩的报答。

焦母虽说是恶人头，她的霸道和被扭曲的灵魂，不仅剥夺了刘焦夫妇的爱情权、幸福权和宝贵的生命，而且也剥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家庭幸福权，使本不完整的家庭雪上加霜。焦母一开始是赞成儿子的婚姻的。这一点就有刘兰芝“受母钱帛多”的自白为证。自从刘兰芝的能干和美貌在焦仲卿面前确立地位之后，焦母被儿子移情别恋所激怒，于是“槌床便大怒”。焦母这种变态的嫉妒，实质上是自己情无所托，得不到自己的爱情权、幸福权和个人尊严权的一种报复。多年的寡居，使她失去了妻性、媳妇性和母性。于是她就干脆以抹杀别人享有的爱情权、幸福权、个人尊严权来换取对这“三权”的满足感。焦母无疑是很毒的、自私的，完全充当了封建社会“吃人”的工具。假如，焦母不遵循“烈马不吃回头草，好女不嫁二夫人”封建论理道德，不再守寡，情由所托，她还会这样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焦母也是在追求“三权”。但焦母在实际中，却用了一种反讽的追求方法：一旦得不到，“河岸里的鱼，吃不到戳也戳死它”。这种妒忌心态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实在不划算。

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在封建制度礼教的毒害下，为实现应有的人权均作过抗争，方法不同，可结果都一样──唱一曲人权的挽歌，最后连起码的生存权、健康权都失掉了（焦母身后的结局可推知），这是怎样的悲哀啊！而今正在争取某种人权的人们当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