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的思想足迹──兼论对《游褒禅山记》的辩驳

 一、《游褒禅山记》：思想者的足迹

《游褒禅山记》逻辑严谨，析理透辟，笔力雄健，因颇能体现作者──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思想，而成为研究作者思想的一篇不可多得的资料。

开首“褒禅山，亦谓之华山”，起笔“惊兀”。如果他人来作这篇文章，肯定要说“褒禅山在含山县，其山色绝丽，峻拔幽邃，有足观者”之类的话。我们试拿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来作一比较就能明白本文写法别有一番奇妙。欧文主要在写景抒情，用语纡徐婉转而自然流畅。它虽也谈醉翁亭命名的由来，但重在文人的兴致的抒发；而本文谈山名的由来，只在“按图索骥”，探寻此山的历史，并在“褒禅山”与“花山”之比较中，表达出今人只知“褒禅山”不知“花山”而隔膜于历史的某种遗憾，此自然地间入了他的写作动向，很能启人深思。作者在游山时对即便已“漫灭”的石碑仍推敲辨析，其与众不同的探求之心，其沿波讨源的钻研精神，一个思想者的精神面貌于文已崭然凸现矣。

行文第二自然段讲游前后二洞的事。其山“有泉侧出”，“有穴窈然”也只是点其名而不作任何描述。试看欧文，谈“泉”，则“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说“穴”，则“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本文的用笔，即使是记游部分，也是“轻描淡写”，简之再简，在作者那里，他根本就没有用笔去写褒禅山的美丽风光和怡人的感受。

需要指出的是，行文没有写景，并不表明褒禅山无可观的秀色。《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７月）说：“褒禅山，并非名山胜景，它不像黄山景色秀丽，奇松怪石，云海飞瀑，令人心向往之；也不像泰山磅礴雄伟，突兀峻拔，使人襟抱顿开。然而作者游览了名不见经传的褒禅山，写了这篇游记，才使得褒禅山闻名遐迩，流传千古。”此话当真耶？“景色秀丽”的黄山，大概在明清时期才渐为人所关注，当然在王安石的视线之外了。以“名不见经传”与否来衡量，只有泰山差可与说；但泰山虽自古知名，然亦有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诸山与之抗齐。“世上名山僧占多”，从“唐浮屠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可知此山亦“景色秀丽”，并不表明它没有“胜景”；从下文“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可知它虽非有外在的“磅礴雄伟，突兀峻拔”，却也有“奇伟、瑰怪、非常之观者”在。当然应当看到“褒禅山”的闻名，确与名人效应有关；但首先该弄清王安石并非为了推销此山而写此文，在他游山之前，当是慕山之名而来的，他还没有想到他以后会名垂青史吧。

这一用笔与一般的游记记游所游历程、于山光水色中尽享天然的乐趣不同，作者自有其用意的所在。由于同伴的畏难而“怠”，使得所游之地不到“好游者”的十分之一，因而使得作者非常后悔：“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行文抓住一个“悔”字生发开去。“悔”在“随”，在“力足”“火明”的有利条件下，“悔”使作者感慨万千。从中也可见一个思想者虽有“身不由己”的“情不得已”的时候，但他的思想是“不从众”的，有作为一个真正的士人的那份“诚意”与“和而不同”的独立性。

应当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览，使他“不得极夫游之乐也”，但这种不成功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使得处于方富之年、有为抱世的思想家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不断深入的思索：反对半途而废所应有的具体态度和做法是什么；成就事业的诸因素是什么及其相互的关系如何；怎样规避诸如此类的问题或力能避免的其他失败等等；同时它还使得思想家有时间从容砥砺那百折不回、果断刚毅、敢于创新的思想作风。谈到磨练，不一定非得要像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曾益其所不能”。当然，这种思想上“探求”，对思想家来说是在另一层境界上的磨练，使其品性更加坚定，使其意志更加坚强。作者的确有“悔”，但不是如我们通常所说的“痛哭流涕”“悲痛欲绝”“悔恨交加”所形容的那样，而是诉诸理性的冷静与谨慎。作者有一种“期于古人”“追慕古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深感“吾道不孤”，深感能从古人那里获益匪浅。在他辩证地看待他所思考的问题之后，他说：“尽吾志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他是快乐的，他冷静而谨慎地思索了来路与去路，“此余之所得也”流露出来的是与古同道的恬静的神怡。

本文表面上是写作者游览华山洞的见闻与感受，实际上是在抒发他的“深思”和“慎取”，他的勇于探索事物真相的宏伟抱负与进取精神，要传递给读者的是“实现远大理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外，更需要有坚定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教参语）这样的金玉良训。

《宋史·王安石传》上记载着他的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可法，人言不足恤”，正是他坚定的思想的具体体现，所以在后来的“熙宁变法”中，他敢于同强大的保守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变法，力排众议，表现了他决心革新宋王朝百年来因循敷衍、墨守成规的积习的勇气，尽管后来变法失败了，但在他却是“尽志”而“不悔”的。

应当看到，行文于事寓理，论从事出，环环相扣，思非常之理，得必然之情；并且在字里行间，有着一种鼓荡人心、催人奋进的力量在。

［清］爱新觉罗弘历在《唐宋文醇》卷五十八中说：“李光地云：借题写己，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当为中肯之言。

从这个角度看，本文实际上是一篇用游记的形式包裹起来的极富思想的论文。（２００３年“光明书评”）

二、读不懂与妄议：关于《游褒禅山记》的一个辩驳

上文写在２００２年备课的时候，最近（２００４．１２．２８）看到了云南任玲老师贴到新教育在线的韩军语文沙龙论坛上的一篇文章《〈游褒禅山记〉不堪作教学范文》，是发表在２００２年《教师之友》第６期上的。

从原作者傅婷婷所谓选文的标准看，在这里似乎有这么几点：一是“情辞可观”，二是“事理可思，经得起推敲且耐得住咀嚼”，三是要“为青少年启迪心智、涵养才性方面发挥其他学科所无的陶冶功能”，四是解读者“对每篇课文不敢掉以轻心，授课之前，必反复讽咏，细心推究，深恐治学粗疏而教瞎范文，有负学生”。这样说来，每篇文章，经过这几个环节，在原作者看来可谓万全了。但是，只要细细一想，就可能是这位作者的主观臆测了。我们看看这四点，有三点都是出乎这位作者自定的所谓的“标准”。理据何在？不得而知。而所谓“情辞可观”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说法，所以这样一来这篇驳文还有多少的道理可言，也便清楚了。充其量往好处说，这只是这位作者的“一家之言”。至于有多少分道理，还要看她是如何论述的。

这位作者似乎还有一个发现：“有的课文名气虽大而文理多病，实不堪作为范文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而编者或囿于历代传统选目之旧框框，或慑于现代文化风潮之新成见，不能深思慎取，望名滥选。评析鉴赏者更缺少自具只眼的学养与据实评论的文德，大凡入选之篇，似乎都是尽善尽美的典范，一味称颂，不遗余力，因而连一些本来显而易见、根本无法讲通的文病，也必百计为之强说曲饰。中学语文教师若以此类陈词滥美之言作为参照宝典，教学依据，其妨教误学之害即可想而知了。每念及此，心为之痛。”在她看来，由于“大凡入选之篇，似乎都是尽善尽美的典范，一味称颂，不遗余力”，而使得“连一些本来显而易见、根本无法讲通的文病，也必百计为之强说曲饰”，所以“每念及此，心为之痛”也就不值得作怪了，而且我们还要为这位作者叫好呢。

在具体的论述时，这位作者说：“这篇游记，叙议了二事：一是为褒禅山的本名‘华山’正名纠谬，作者自以为是‘深思慎取’的佳例；二则借自己偕兄弟等四人游华山洞半途而返的扫兴事发议，教导世人要达到‘奇伟瑰怪’之境，必须具备意志、脚力、物资三个众所周知的条件。正山名与游山洞二事各不相谋，造成全篇事无中心，意无主旨，强合成篇，正如清代文论家刘熙载所指斥的‘无一不文’。”其实这篇文章只叙一事，而作“二事”，并强说“正山名与游山洞二事各不相谋，造成全篇事无中心，意无主旨，强合成篇”，穿凿已见了。（其实这位作者在后文倒说了“本文主体是记游，前面分析的给山名正音辩谬不过余事”之类的话）而断取刘熙载的话，就更见一种“为我所用，不及其余”了。

还说：“且所记之事实属庸常，记游笔墨了无精妙，本无新意可以兴感；将自己游洞‘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就跑出来的失败之游，勉强引发作旅游需要有意志、脚力、物资的议论资本，终觉事理不相应，装腔而做势，这既是做文章之大忌，又丧其与读者平等对话的诚意。事之价值在其理，理之依据在于事，理与事一脱节，即使再正确，也难教人信服；事游离于理外，就发生是否值得一记与一读的疑问，而不仅仅是文之典范与否的问题。”这位作者看不到她自己心中所期待的“笔墨精妙”，牢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嘲笑说：“将自己游洞‘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就跑出来的失败之游，勉强引发作旅游需要有意志、脚力、物资的议论资本，终觉事理不相应，装腔而做势，这既是做文章之大忌，又丧其与读者平等对话的诚意。”其实王安石已经在文中“悔”了──“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独不见这样的字眼吗？

为证明她的道理，行文主要阐释了两点。

我们先看她的第一点“不知‘华’即‘花’，妄生山名正谬之辨”。

这一点我分析下来，料想傅婷婷作者未必知道她自己在说什么了。

１、这位作者说：“高中语文教科书注释云：‘南宋王象先《舆地纪胜》写作‘华阳洞’。看正文下句，应作华阳洞（按：今此洞仍名为“华阳洞”）。据此可知作者连洞名都未弄清楚，就敢于指责他人‘音谬’，这胆子也忒大了。”将一个南宋的说法作为理据去反驳一个生活在北宋的人的“非”，当不当？

２、“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一句里，本没有什么可以引起误会的。“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其实是今天再简单也不过的强调格，这一句是“独其为文‘花山’犹可识”。而这位作者却说：“既说‘其文漫灭’──碑文笔划模糊字迹不存，又说‘独其为文犹可识’，这叫什么话？‘为文’是古代习用语，乃作文、写字之意，碑文既‘漫灭’，则‘独可识’的‘为文’无论取‘作文’还是‘写字’之意皆不可通，明属无理‘不辞’的病句。编注者无胆无识，不敢指瑕，只得含糊其词地将‘其为文’增字曲说为‘碑上残存的文字’。”这里存在着一个恶意的篡改，将“其文漫灭”（其文模糊）解释为“碑文笔划模糊字迹不存”。“这叫什么话”？？而且，“仆”字倒是有一点说头的。古代“仆”“毙”，前者前倒而后者后倒，这句“有碑仆道”是说碑的正面已不可知，而文字“漫灭”说的是其背面。

３、关于“花”“华”二字，傅婷婷作者引用了一些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见下）但不能用来批驳王安石的证据。一是王氏写的是散文，不是要做学问，只是提出他的一个看法，而这个看法并不错。二是王安石所说的“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说“今言”的“音谬”有何错？其余不值辩驳。

４、傅婷婷说：“‘花’字始于中古，就浏览所及，始见于晋人诗赋。《说文段注》云：‘华……，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谬读的岂非正是洋洋自得的王氏自己！至于中古后文字急剧孳乳，字音分化，‘华’又读为阳平，专作‘华丽’解。‘华朴’之‘华’的音义，与古代读阴平训‘花’的‘华实’之‘华’，二者有什么派生关联？无事繁琐引述，只看《说文段注》便可了然：‘古“光华”字与“花实”字同义同音。“葩”之训“华”者，草木花也，亦华丽也。草木花最丽，故凡物盛丽皆曰“华”。’简言之，‘华’为初文本字，‘花’则后起俗字，音义无二；与质朴为对文的‘华’而训华丽，变调读为阳平，其音义乃是从名词“华（花）”中引申分化而出。中国古人早以光华而高大命山，如‘载华岳而不重’之类，俯拾即是。王安石一见不知何时刻碑的‘花山’二字残文，尚不知其在文中何所取义，当即以酷吏武断、不容商量的口气宣判：民众世代相沿的名称‘谬也’；至篇末又再次自吹为‘学者深思慎取’的范例，实在看不出‘思深’在哪里，‘慎取’又从何说起？！编者必欲选此文来教人为学慎思的目的，完全落空；如用作思不深、取不慎、一意主观独断的前人教训，庶几近之耳。”

此节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仅仅就论据而言，“‘花’字始于中古，就浏览所及，始见于晋人诗赋。《说文段注》云：‘华……，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不知这位作者所取的是“晋人”说，还是“北朝”说呢？这里我有点争死理的味道，但是，既然这位作者要学着王氏的“深思而慎取”，那就不能有半点含糊了。但她接下来所说的“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显然她是采“北朝”说了，但理据何在？而这里的“固当知”云云，恐怕问题又出来了。这座“褒禅山”肯定是要早于“北朝”的，但不等于说它原来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就可以称之为“华山”的。又说：“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谬读的岂非正是洋洋自得的王氏自己！”又是一个武断了。“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是不错的，但后代如何知道几百年前的事情呢？除了史迹和有关文献，我想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记得朱熹当年寻访陶渊明遗迹，而当地的村民却茫然无知，使得那位大贤好生寂寞呢。而“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证据何在？“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并不能作为“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的当然的依据。这一节文字的后半部分几近漫骂，不值得一驳。

我们再看她的第二点“说理牵强，以失败之游作训人资本”。

这位作者说：“如果记游精彩，议论新警，仍不失为大醇小疵之佳篇，无伤其传诵价值。可惜王安石不善记游，或不屑于叙实情，只有大发高论的兴趣。只凭自逞学问、教训人世的性格冲动左右记游笔墨，以至记事过于粗疏单薄而议论延伸过远、铺张过盛，事与理不能相应相称。”看来别人不做“记游精彩”的文章，她无论如何也是不高兴的。但她所说的“只凭自逞学问、教训人世的性格冲动左右记游笔墨，以至记事过于粗疏单薄而议论延伸过远、铺张过盛，事与理不能相应相称。加以此公自视高才而‘动笔如飞，若不经意’的才子习性（《宋史·本传》），则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也就势不可免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著名的山水游记不少，随便取几篇一比读，当知此言不诬”，却也是她自己在发着牢骚。

说“加以此公自视高才而‘动笔如飞，若不经意’的才子习性（《宋史·本传》），则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也就势不可免了”，我想还又是这位作者的“发兴之笔”了。其实所引用的“动笔如飞，若不经意”在《宋史·王安石传》（卷三百二十七），原文有这样一段：“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如果真的像这位作者所说的“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那么在这位作者的眼里，欧阳修和曾巩都不足观了。我们且看她的下文吧。

她说：“先看游山记叙部分，这应该是全部议论的事实根据。只有写活写足游山的事实，使读者身临其境，后面的议论才能水到渠成地触发而出。道理必须有生动贴切的事实作基础，才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与可信性。”此只是常理，只是教师教学生作文的套路，拿来衡量王文，是不是有点以寸度丈的味道？“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学、乃至哲学之作，都极重视先摆明事实，后概括道理。”这一句可能又是这位作者的主观臆测了，这样的妄语，就不批驳了。

看来无法满足这位作者的“记游精彩”的癖好，也就无怪她要说话了：“王安石此文名曰游山，实写游洞，中间一段即记叙此游，篇幅不能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而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开始说前后洞的几句，事在入洞之先，是不必身游，只听介绍也可知的；后面‘有怠而欲出者……遂与之俱出’已是废然而返，只能算游余的扫尾笔墨。认真说，这些都不能当作身历洞景、正面记游的主体文字。全文真记身游的不过一句：‘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山洞深者，愈深入愈难行，景与洞外益殊，这是任何进过山洞的人都知道、甚至不曾游山都能想见，倒是愈深入愈易行而与洞外无异，才足称奇，值得一说。自视志高千古、才大盖世的介甫先生，却拿这点人所共知的常识当作此游的发现，为文记之，以炫示天下！而‘难’之状，‘奇’之景，却一字写不出，只给人一个不说也知道的抽象概念，读不读并无所新感受，是虽不作不读可也，此记有何可‘范’之处！瞎吹者谓‘深人无浅语’。”先是算了一下比例，真要一寸一寸地量了，得出的结论是“中间一段即记叙此游，篇幅不能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但马上笔锋一转，说“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余余云者，这里不想再引述，只想说的是，以计算文字的多少来评文，以某某教条（比如“记游精彩”以满足猎奇？）来衡文，于文到底是隔了一层了。还是清代林云铭说得好：“凡记游，必叙山川之胜与夫闻见之奇，且得尽其所游之乐，此常调也。此但点出山洞名，随以不尽游为慨。若遇此便止，有何意味？精彩处全在古人观物有得上，发出一段大议论，即把上文所以不得尽游重叙一番，惟尽吾志以赴之，若果不能至，则与力可至而不至者异矣。譬之学者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即是有得处。末以山名误字推及古书，作无穷之感，俱在学问上立论，寓意最深。”（《古文析义》卷十五）

其实这位作者心里也是明白得很──“记游的主要文字根本不在叙深入洞景，乃是在记此游浅入即出之败兴”。但她却在败露之际，又生一笔，似乎为我们揭示出王氏这位贤能的别样的用心，作另一种狡辩：“荆公可是坚毅非常之人，一生耽于‘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无论仕途出处之择、敛财治民之术、《诗》《书》《周礼》之训释、文字音义的说法、诗文篇章之命意，乃至懒洗脸、不更衣、须生虱等习性癖好，时时处处都精心自构了一副‘奇伟高古’的形象。中国有过伟大的古文明，容易崇古贱今。而荆公执政时教育神宗帝：‘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唐）太宗哉？’连唐太宗都不值一学，要学就学尧舜，真是古得没法更古了；且此事‘至易而不难！’其志大得没法更大了，连孔圣人也不敢道此。志高趣远之至，崇古的读书人于是拜倒脚下矣。荆公一生以奇论辨博独反流俗，而俗人都好奇，愈奇愈迷，且名动天下的大名人越是鄙斥流俗，俗人就越想以狂热的膜拜表明自己已非俗不可耐之流。从心理看，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率尔而为、了无新意的小文，评论家亦惊为‘虽浅犹深’矣。反复强调‘深人无浅语’，正透露出一消息：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荆公生前身后一直以志高、才大、思深、学博出大名，这篇小游记即已突出地强调‘深’‘难’‘奇’，古今评论者也多少看出‘文如其人’这一点。只是其人究竟如何？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教者学者只记住几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的空头衔，是不足以知人论文的。”这种曲意勾连的用笔，我以为颇有艰深刻薄之嫌疑了。今仅就其中的“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来破之。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贡举之法不当改，神宗即日召见。苏辙《墓志铭》里说：“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又，熙宁七年，神宗罢王安石相，等等，可知这位作者此说真是文人一气了。“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又说“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此处我想说的是，照例说“显赫声名”多为威权所至或一时蒙蔽，如在有宋当日，还可理解；但宋后文人学士，甚至对王氏的做法“持有异议者”却还拥戴此文，即使有严重偏向的《宋史》也不能没其为文，真不知这位作者所持的道理在什么地方了。

在阐述完所谓的两要点之后，这位作者说：“看过叙事，就可以按‘课文练习（一）’分析此文是否‘在记游的基础上说理，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按常理，火尚明、力尚足，入洞不到十之一，就莫名其妙地出洞罢游，这种事，除了自责，实无话可说。”不允许王安石有思考的余地，强人太甚了吧？在用她自己发明的“除了自责，实无话可说”封住别人的喉舌之后，再进一步为我们揭示王氏的在他看来是卑鄙的“辩议术”的实质。在她分析出王氏的“墨障眼之术”后，说王是“始终不肯认错之意，溢于言表”。这已经是离奇了，还有更甚者，竟然说：“举目可知，怎会误信而随？作者是三十四岁的人了，怎么会如幼儿尾随大人似的‘遂与之俱出’？即使悔随，再议论也不出韩文公‘行成于思，毁于随’，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记游基础上的说理’可发？”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将王氏换着这位作者，“五人拥火以入”，想来这位作者肯定要将王氏笔下的后洞走到底了。这点暂且埋下伏笔，我在后文还有论述。

我们再往下看，这位作者始终认为王氏只能“余亦悔”，而不能有他想。但王还是有他想的，并不能如这位作者的意了，那么，在她看来，这实在是“即以自己的错误与失败辩说成对方罪责”。我们看她的奇论：“作者撇开‘悔’字不去深思自咎，却突如其来（《教学用书》却胡说“自然转入”）地叹起古人来了：‘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时则从今溯古，地则由天及地，其事虽肤浅而所叹高大矣。下句却又放开古人，接以地夷近则游者众、险远则至者少一句，这本是妇孺皆知的废话，依据‘深人无浅语’的思维定势，则又似概括出普遍真理矣。再将‘险以远则至者少’的七字敷衍成二十三字：‘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所罕至焉。’增字不增义，又恍若思致奇丽矣。近众远少二句议论虽与‘古之观天地’不接，更和自己游‘不能十一’而出之事无关，总算靠同义反复而语意连贯，‘非有志不能至’的结论，也还顺理成章。”不懂得古文的行文思路，固不为怪，但说王氏的“于是余有叹焉”诸语是“本是妇孺皆知的废话”只能是愤激之辞了。而说王氏的推而广之之语是“增字不增义”，大概即使是西方的“三段式”怕也要在这位作者面前止步了。在前文里，这位作者还说道“先看游山记叙部分，这应该是全部议论的事实根据”，到这里，竟忘记了前面所说，故作惊状，说：“近众远少二句议论虽与‘古之观天地’不接，更和自己游‘不能十一’而出之事无关。”这真好佩服她健忘的功夫了，否则只能是一个继续着自己的愚弄读者的把戏了。至于所谓的“同义反复”，大概是要圆她的“增字不增义”吧？什么是“同义反复”呢？比如说，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这是一个同义反复。

这位作者接着说道：“‘教学用书’力言：处处照应上段叙事，突出‘有志’为中心，却是不实之赞。上段叙事根本回避自己有志无志，何处有过照应？这里首出非‘志’不能，紧接‘有志矣’，又立即叉开言‘然力不足’亦不能，再又叉到‘而无物’亦不能，步步节外生枝，何得谓‘突出中心’？至于‘志’‘力’‘物’，更被编者吹嘘得天花乱坠，三事分立并列而谓：‘阐明其间的内在联系’‘揭示辨证关系’‘从事物的规律性归结到人的主观能动性’‘逻辑十分严密’……竟连颂扬经典哲学的动听赞词都贴上了！其实略一思考就明白：游山洞先要有意（《说文》：“志，意也”），次则身体许可，再带上必备之物这点经验，游人尽知，不游也懂，何须搬弄高深哲学？与游不游褒禅山又有什么要紧关联？且王安石与四人既有意游山矣，力又足、火尚明，是志、力、物三者俱足，‘规律性、能动性’皆备，竟出而废游。此游的事实是检验‘志、力、物论’诚伪的唯一标准，废游岂非‘规律’破产、‘能动’未动，‘必要条件’实未必然也，胡吹些啥？此游成败与有无‘志、力、物’无干，议与事脱节；大书三字为了故作深思状，全属无的放矢；三字非深游亲得，纯系面壁想当然而出，乃不争的事实。这等与事无据、把常识装扮为真理的议论，无助启迪读者，作者本无实感，虽不发可也。”教学用书说“处处照应上段叙事”是不假的，在“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里，只是这位作者找不到一个确定性的“意”字而已。为什么王氏会“悔”？无“意”而“悔”？“志、力、物”在这一句里也是明白地显示着，又如何如这位作者所说的“何处有过照应”“叉开”“再又叉到”“步步节外生枝”，等等？而这位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另一番话，恰恰说明了她不懂，是这样说的：“其实略一思考就明白：游山洞先要有意（《说文》：“志，意也”），……”此“有意”非王安石之“意”也。

在议论王安石“余之所得”的时候，傅作者说：“‘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这一句很莫名其妙，力能至险远、观奇伟，反倒可讥可悔邪？与全文立意大反，语无逻辑，也算‘理性概括’？”即使不要有关注释，这一句也是可解的，因为作者已经说过“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又怎么“与全文立意大反，语无逻辑”呢？况且注释也并没有错。又说：“下句‘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按：“而不能至者”五字正当改换在上句“至焉”之后方宜。不可省而省，可省不省，“精当”云乎哉），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这是假定句──要是‘尽吾志’的话，则如何如何。这恰恰表明议论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是在反事实！这也正是‘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的真正法宝！”这句漏水的话，不评也罢。

再看看这位作者，于次尾处还是要大放宏论的：“至若篇末重提仆碑，手法与废游而叹古人观天地一样，此则借碑文而‘悲夫古书之不存’，似乎学问陡然博大了。其实古书纵然只字片纸尽存，又能怎样？许慎《说文解字》与经传汉唐古训虽在，然而不禁‘坡者，土之皮也’之类蔑弃古书古义的王氏《字说》与《三经新义》，有帝王撑腰，荆公不是照样可以将私臆胡说颁行天下，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解读吗？古书无能而权势万能，才是古书真可悲处！然而权势不可能完全禁锢天下人之思考，故王安石又说对了：‘此学者不可以不深思慎取之也。’”看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知今天在这位作者那里，我们还是不是能够见到王氏当年根据“私臆胡说颁行天下”的《字说》与《三经新义》？而“坡者，土之皮也”之类的嘲讽王氏的话，又经过了一番什么样的考证呢？

结尾说：“王安石之才学自然有其卓异于人处，诗文也有佳作。”容我狡黠一句，不知在哪里，反正在这位作者所提供的资料里找不到。又说：“然而其才性偏固之失异常突出，作为一意孤行、师心自任之士，一旦权倾天下，即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文如其人，故文章有专横独断习气，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这位作者要知道，王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权倾天下”，因而也没有“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呢，只不过是这位作者预先过分的敏感罢了。但是，这里的问题又来了，即使王氏后来真的如这位作者之所言“一旦权倾天下，即以一己之学强加天下，残酷锄灭异己，连皇帝都怕他三分”，那也是以后的事，但与此文则是无辜的，我们毕竟不能以后之行来应证先之言。又说：“令人惊讶的是，震于荆公仰仗皇帝全力维持的威名，与王氏新学为神宗后二百年赵宋昏君奸相一贯强制推行的权势，不独旧评有人吹嘘此《记》‘在王集中第一’，而且至今仍旧只见虚辞滥美的所谓欣赏不断发表，而罕见对如此明显的文理不通之病作实事求是的批评，岂非怪欤？”仰仗皇帝的威名着多矣，而荆公独幸，不能不说是千古奇观了。看来，这位作者不独要打倒王氏和他的作品，还并要一脚踩翻所有的赞同王氏作品的人。

她进一步伸说道：“评论界分明有种不言而喻的思维定势：只要其人主张‘变法’‘维新’是法家，则其文章不必读，内容必正确无误，艺术自优秀非凡，所谓‘鉴赏’实无鉴别，只有妄赏，一门心思变着法儿挑好听的说就是！连‘深思慎取’这一为人治学的金玉良言，也可以变成不思滥取者的口头禅，实在可悲！”不知这样的论断是出自于何种综述？将王氏戴上“法家”的帽子，也只有在上个世纪那个特定的年代，有宋的议论也只是道其法术之是非，否则王氏死后配享太庙之举，也只能说明当时几代朝廷的头脑发昏了。而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但悲剧是在下面具体执行时从丢失民心开始的。至于后来撤出太庙与是否法家无丝毫关系，此是支话，暂且不多谈。又说：“大中学校的文学教育，对一代青少年的素质影响至大，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可惜只知采取各种手段、耗尽师生全部时间精力在课文上，而不注意认真检验所选课文有无真正典范价值，却远未引起世人重视，更无措施让师生讨论教材本身的是非优劣，则不能不说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重要缺憾与失误。”这样的言辞可能很具蛊惑性和煽动性，只可惜，这位作者论文的基调已失，何论教育之大事呢？

还是以她在文中所反对的“旧评有人吹嘘此《记》‘在王集中第一’”者的话来回应吧：“同一境也，浅者见浅，深者见深。浅者见浅，虽深而犹浅；深者见深，虽浅而犹深。非境之忽浅忽深也，有浅有深者其境，而能浅能深者其心。心以为浅，无德非浅；心以为深，无德非深。故人之深浅，不视其境，而视其心，不视其心，而视其力。力果不足，而实出于心之有余，此狷者之有不为也；力果有余，而又本其心之不足，则不足者虽浅，而有余者自深矣。心有余，而力有适处于不足，则有余者非浅，而不足者更深矣。以心驭境，何险何夷？以力课心，何远何近？故第即境之险夷，以验力之至与不至，但即境之远近，以问心之有悔无悔。而卒之浅者见、深者见，即视浅犹深之心，及诣深于浅者之力，亦与之俱见。语云：‘深人无浅语’，余三复是篇而益信。”（[清]李扶九原编、黄仁黼重订《古文笔法百篇》卷九）

三、传统与名人：批评者应具备什么样的风度

应该说，批评名人，尤其古之名家并非不可，但要批评得在理，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不能为了挑问题而批评，更不能不问历史事实而乱加指责。批评最切忌的是不懂前贤之作而乱发议论。否则信口开河，只能是贻笑读者了。其次，批评既可丈量所读文本，其实也是对批评者的一个度量。在批评不当的地方，常常倒暴露了批评者们自己的弱点，或为偏见太深，或为深文周纳而有意为之。所以批评的声音并不可怕，怕的是失去了学术的本位，以浅薄自慰，倒见得人品的不厚道了。当然，如果我们还不至于将批评引到这一层上来，我想，倒能够见出某种社会的风习使然。但无论如何，都离真正的学术很远。

我之所以说以上这番话，是因为我们不能再动辄以不厚道的态度对待传统了。当我们将所谓的批评与历史上上演过的与离我们生活并不遥远的一段历史联系起来的时候，不能不感到问题的严重。据含山县中学的一位老师说，《含山县志》云：“褒禅山旧名华山，以唐贞观慧褒禅师得今名，山色翠霭，四面如围，中有起云峰，欲雨则云先起，春夏往往见之，又有龙洞、罗汉洞与龙女泉、白龟泉，山腰有一小塔，与大塔相望。”现在除罗汉洞外皆湮没无闻，大小塔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炸掉了。大石塔的西南坡下为褒山寺旧址，即王安石所谓“慧空禅院”。褒山寺在一九五二年前仍香火不绝。前殿匾额题有“褒山禅寺”四个镏金大字。据《历阳典录》所载：“褒山寺筑于唐贞观年间。黄庭坚、王安石、王深文皆在寺内留有文迹。寺内曾藏有玉杵、铁杖、金磐、锦帨、玻璃盘、旃枟、避尘珠、藏经椟等，寺院近旁绝壁断碑，往往有宋人题刻。”可见，当时的褒山禅寺亦是文人墨客所喜爱的游憩处。今天这些碑刻已荡然无存。其后洞确如王安石所云：“有穴窈然，入之甚寒。”这洞也非常深邃。现在只能前进到洞内的二百多米处。洞内石壁有多处石刻，因长年腐蚀，多不可辨。这与王安石所描绘的后洞“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也很相类。（陈友冰《〈游褒禅山记〉答询》）所以以为纸上谈兵就可以简单地解决问题，不说是有意为之的话，也是书生的一纸愚妄了。

９００多年后的今天再读《游褒禅山记》，却也有很多的感慨啊。因为文字思人，遥想那时侯的事情，成败利钝，真不是一句所能够说得清楚明白的。但历史究竟也这位给我们困顿难堪中的普通人带来信念支撑的人一个失败的结局，并且作者也成了历史上曾经一段时间的集小人于一身的恶集，不能不感慨历史的无情。那么，在“成王败寇”的心理定势在很多人的心中还很有位置的时候，是不能不让他们说话的，所以做文章的人单单凭借单纯的信念，不懂得世事的艰难，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篇文章总要遭到无情的批判了。甚至，像王安石这么一位他反对北宋初年淫靡的文风，主张文章应“有补于世”而以结构谨严、说理透辟、笔力雄健、语言洗炼，在唐宋八大家中独树一帜，且蕴涵深刻哲理的文章反遭批判，成了“闪烁其辞”、“非悔恨自己”、“其悔不诚始终不肯认错之意，溢于言表”，甚至“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文意“浅薄”，甚至所讲道理为“废话”了。这恰恰说明了其中深刻的悲剧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