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沧桑而弥新──读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有感

众所周知，蔡元培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学者，但更多的情况下，他是以一个教育家的身份来面对大众的。我也更倾向于把他看成是一个教育家，尤其是当我读到这篇《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时，我的这种想法就更加坚定了。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也引发了不少的感触，让我不断地进行反思，反思之后，产生了一些想法，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我是讲不出多少高深的哲理和原理来的，所以我只谈谈我的一些切身感受和想法。

现在已经是２００４年年末，距离这篇演说发表之日已逾８７年了，这段日子不算短了，但重温这篇演说，我觉得它一点也不过时，它可谓“字字珠玑”，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我想它对今天的教育仍有良多的教益，可称得上是历沧桑而弥新。

在这篇演说里，蔡先生“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并且“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这五点要求，可谓五枝利箭射向现实教育的软肋。

首先，要“抱定宗旨”。蔡先生分析了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区别，他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为了养成资格，更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要达做官发财的目的，可入专门学校，如法律学堂等。而现在大家考入大学为的就是功名利禄，学问值几个钱？看到这，我不由想起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政法大学，理工大学，工业大学，邮电大学，农业大学等等，最典型的是最近北京广播学院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这些学校既不具备学科的普泛性，目的也不是为了“研究高深学问”，为什么叫“大学”？叫“学院”不是挺好吗？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为了面子上好看，名称好听些，可人家“麻省理工学院”闻名世界，学术成就卓越，可没有为了面子上好看而改名称为“麻省理工大学”，人家的光辉形象也没有任何的损失。说到这，是蔡先生错了吗？还是当今的教育官员错了呢？倒让我拿不准了。

“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时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我进入大学已经两年半了，所见所闻，甚觉失望，原因就是不少同学像上面所讲的。平时东游西逛，今日网吧泡一晚，明日舞厅玩一天，后天郊游，课呢？能逃就逃；书呢，能不看就不看；最热心的是球赛，最关心的明星的绯闻。不说本专业外博览群书，就是本专业内的不少必读书也是闻所未闻，摸也未摸。要说学问，确实是没有多少。到考试时，那可不得了了，天天追在老师屁股后面套题，复印大量笔记，起早贪黑开始忙。有些老师也比较慈悲，会给你划比较小的范围，你只需在考试前几天背一下，就可以轻松过关，分数甚至是比整天孜孜不倦攻读的学生还要高，让人不平。另外，各种额外的加分也让一部分同学费尽心思。

“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既可借此活动于社会。”我常常想，时光已经过去８７年了，今日某些学生之所为怎么跟蔡先生的描述是如出一辙呢？怎么就没有一点儿进步，反而愈演愈烈呢？有多少学生整日昏昏然于校园，关键时刻走后门，借以混一文凭，以求将来找份好工作，好挣大钱。“研究高深学问”之宗旨早已经被抛入爪哇国了。还有今日考研室火爆异常，而在这浩浩荡荡的考验大军里，又有几人是为研究学问呢？大多不过混一文凭而已。

而孜孜求学者，翻看其中书，大部分却是英语书，此为何故？准备过四六级，考托福，考ＧＲＥ。有调查说，现在大学生课余时间用在英语上的时间占６０％，而专业课只占４０％。这倒让我想起了蔡先生在第一次教务会议上就该英语为汉语来做为会议用语了。今日对于英语的学习是否过热了呢？假如现在鲁迅，陈景润处在现在的话，他们也必定为学英语而大伤脑筋，为过四，六级而费尽心思，哪还有时间去研究学术呢？中国也许会少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一位优秀的数学家，而多了两位平庸的人。

“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谁说不可呢？当今社会“著名”腐败分子哪一个著名学府毕业的，又哪一个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学生干部呢？现在大学里的学生会，各社团已成了准官僚的培训基地，腐败的预演场。经过校园里的“厮杀”，他们已是熟谙“官场”一道，走上政界能不如鱼得水，飞黄腾达吗？蔡元培先生的这句话可谓是一针见血。

接着，蔡先生说：“二曰砥砺德行”，蔡先生一向是温和的，可在这里他却激愤地指出“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品德教育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永远的伤痛。在中小学里品德教育就是背条条框框，根本没有实质的效果，而在大学里，又根本得不到重视，每个大学里倒是都开一门“思想道德修养”课，主旨是好的，可是又有多少学生仅仅是为了混学分。在这门课上得到了什么呢？没有人会问。前几年的时候，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学校的学生刘海洋是怎样厚德载物的吧：将浓硫酸残忍的泼向动物园几只无辜的熊身上。这种人实在是可怕，他们是社会的危险分子，谁也无法保证他们有一天不会将硫酸泼向人。但他们的头上却写这两个字“精英”，让我们是徒呼奈何？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重“智”而忘了“德”。

鲁迅当年曾经讽刺的“国骂”在大学里是极为流行的，国民劣根性在大学生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又由于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多少原本在小圈子里使用的粗俗词语泛滥。当你漫步在景色优美的校园的时候，耳边却传来一声又一声的脏话时，你的心中一定很不是滋味。记得蔡元培先生说过，英国之大学在于养成人格，德国之大学专重学问，美国之大学兼及实用。而中国的大学愣是将前二者抛在一边，专重实用，将大学办成了职业培训所，而人格之养成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蔡先生这点算是说错了。现在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学生了，大学也早已不再是理想主义的大本营，而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一个坚实的据点。普遍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是这里的特色，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娱乐圈里的鸡毛蒜皮。某地煤矿死伤几百人，某架飞机失事，某地爆发大地震，这些他们统统不关心。而某明星大腕遇车祸才上一点皮，他们却如丧考妣。生活在这样的世间真是让人心痛。每晚，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必定是ＮＢＡ球赛，是娱乐圈的八卦新闻。遥想五四先贤，向往的是国富民强，反观现实，让人泫然。

当然，确实也有一些身在校园，心忧天下的真正具有知识分子品格的老师和学生，我对他们是极为敬重的，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看成是凤毛麟角，而且他们的处境也不是很好。由于不善迎逢，敢讲真话必然会遭到某些人的嫉恨。比如余杰当年就曾经因为《丑陋的大学生》而差点被学校开除。连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都知道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敢于直言，心忧天下民众之疾苦。而现在的青年学生又有几个有这样的胸怀呢？指望这样一代会产生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实在是太乐观了？

“三曰敬爱师友”。蔡先生到北大就职的时候，向欢迎他的劳工摘帽鞠躬以表敬礼的行动仍然人深深地感动。“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驻君求学便利，驻君能无动于衷乎？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这段肺腑之言让人为现状愤然。

“同学同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孰可以收切磋之效。”切磋学问是好事，而现在同学之间切磋的是电脑游戏，娱乐新闻，ＮＢＡ新闻等等。“敬爱师友”也早已经是异化了的“敬爱师友”。与老师套近乎，为的是考试时老师能给一些面子，与同学关系铁，是为了在校园时间好社会网络。悲哉，本应是单纯的一心想学的学生竟鬼到这种程度，让人不由得脊背发凉。

“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现在已无所谓讲义不讲义，反正是有课本，按部就班，照本宣科而已。“细枝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也道出了不少治学的门径。想起了五四时北大名师云集，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学贯中西，挥洒自如，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来，而辜鸿铭，黄侃等人的学问也是深不可测，讲课更是妙趣横生。让后来我辈唯有羡慕之意。

“二曰添购书籍”。现在大学里面子工程层出不穷，而购书一事则大喊经费紧张。“将来书籍满架，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蔡先生的愿望可是不大好实现啊！现在每个大学都宣称自己的图书馆有多少多少万卷藏书，但这些书到底有多少可以被学生们利用呢？众所周知，各图书馆之书甚旧，有不少甚至是文革期间出的大批判的书，而新书则很少，有的则连一套完整的《鲁迅全集》都找不到。我曾观鲁迅《小说旧闻钞》，见先生所列参考书目甚多，于是在图书馆查找，终无所见。先生所用之书亦非冷僻之书，在其同辈学者的学术著作中也常见其名，而现在却鲜见亦。最可恶的是新书上架速度极慢，例如钱理群先生的《与鲁迅相遇》在书出版之后将近一年才在图书馆里见到，要看新书，只得自己去买。而真正的读书人一般都是囊中羞涩，节衣缩食买书也卖不了多少，况且现在书价又高，实在是让读书人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