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时代和生活的良心
刘 歌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裂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公元七三六年第一次游历齐赵期间，杜甫写下这首《望岳》。这首诗，一二句说远望之色，三四句写近望之势，五六句写细望之景，七八句虚摹极望之情志，处处突出一个“望”字，全诗色调对比强烈，造语奇崛，气象阔大，体势飞动，音韵铿锵，显示出青年杜甫非凡的诗歌艺术功力，和对于生命、生活及前途，充满了乐观和自信，洋溢着积极向上、一往无前的乐观主义精神。杜甫的准备看来是充分的；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位以如此阔大的胸襟和气度“望岳”，并誓言“会当凌绝顶”的人，才有资格要求以诗人的名义进入他的时代。事实上，正是从《望岳》开始，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诗人终于用一生的时间穿过时代的黑暗走廊，登上了“一览众山小”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高峰。
读这首诗，每每感慨系之：我们似乎很难将这样一位杜甫，与另一位忧国忧民、终生辗转流离、吃尽苦头、最终贫病交加、不得不在一条破船上悲惨死去的老年杜甫放在一起。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零年，享年五十九岁。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所谓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大体看来，三十五岁以前，是一段相对平静的读书和游历的时期。但由于这一段快意生活，在现存不到三十首诗中，还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佳作。从三十六到四十四岁，渡过了一段长安困守的时期。由于奸臣当道，这段时间，杜甫不仅不能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反而不得不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写下《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现实主义杰作。四十五至四十八岁，正值安史大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历尽艰辛，在身陷叛军、后又只身出逃的过程中，看到了叛军焚掠屠杀的社会惨象、亲身经历了家破国亡的巨大痛苦，接连写出《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自四十九岁起，杜甫辞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到达成都，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漂泊西南的生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岁晏行》《秋兴》等，即为此一阶段所作之代表作。公元七七○年冬，在“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哀吟中死在由长沙至岳阳途中的一条破船上，直到八一三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把停在岳阳的灵柩运回故里，归葬偃师。
在有唐灿如群星的诗人群里，只有李白堪与杜甫比肩。在李白的年代，社会安定，万国来朝，人民安居乐业，国力达到极盛，整个社会充满信心，从唐僧取经的故事看到，边疆蕞尔小国无不以大唐为尊，诗人们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蒸蒸日上的盛唐气象。从诗人一面看，由于全社会呵护和供奉诗歌，朝廷以诗取仕（唐的中国，恐怕是全世界惟一以诗取仕的国家），诗人居于社会明星地位，李白仅凭诗名，居然能壮游天下，待招翰林。李白的诗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反映了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而杜甫则完全不同，安史之乱沉重打击了李唐王朝，诗歌的声部从此让位于杜甫那沉郁顿挫的悲怆之声。前人认为，李白的诗才得自天授，率意天成，不事雕琢；杜甫的诗学养丰赡，法度严谨，扎实硬朗，更多锤炼功夫，乃人力之极致；青年时把玩李诗，到老年转而把玩杜诗，这些说法都颇有见地。李白和杜甫，乃是同一诗心在不同时代发出的不同声响。诗歌的声音变了，因为时代的现实变了，对诗人研磨的力度变了。如果说李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使气任性的诗篇，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后世读者个性张扬的白日梦，那么，杜甫的诗则沉潜到时代生活的最深处，深深地触及了生活坚硬的河床，容纳了他那个时代最为深广的生活内容。杜甫的诗艺，题材广阔，纵横挥洒，炉火纯青，达到了化境。有论者认为，古典诗到杜甫这里就到头了，本人深以为然。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集大成性，从两方面说：一是从题材，杜甫诗歌的题材是最宽泛的，在杜甫那里什么都可以入诗，除了那些抒情诗的传统题材，举凡老吏捉人、新婚夫妇别离、向前线开拔的军队、朝廷里的政治事件、公孙大娘舞剑、曹琨画马、个人的生活事件等等，都得以撷取入诗，并在杜甫的诗里化为绝唱。诗歌的题材对杜甫而言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大凡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在他之前，七言律诗多为歌功颂德和赠答酬别之作，杜甫却用来抒写现实。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的写作手法，直接开启了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其次是各种诗体，在杜甫这里全面成熟，几乎每一种诗体，杜甫都写出了好诗。诗歌作为一门技艺，在杜甫这里不再成为困难。杜甫是以自己的实力登上唐代众诗人之上的一座高峰。三是从作品的量看，杜甫既有众多脍炙人口的抒情短章，也有许多长篇巨制。打开杜诗全集，各类诗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大部分诗人穷其一生，都只是在诗歌的某一个倾向上挖掘，不惜将这一倾向推向极端，只要在某一个向度上挖掘得足够深，开掘得足够远，就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也很重要的诗人了，很少有人像杜甫这样在全方位的向度上挖掘，几乎在每一个向度上都挖出了富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时代对每一个人是公平的。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时代，只有杜甫以那样阔大的胸襟拥抱了自己的时代。更可贵的是，哪怕是在一生最困难的时候，他都能把这种爱保持到底，使他的诗歌拥有了史的坚实内容和诗美的灿烂外观。杜甫的艺术实践表明，只有那些准备充分、并且意志极为坚定的诗人，才有可能格外有力地从时代内部穿过，从而触及到生活的谷底。诗人的成功，取决于诗人个人生活经历的深度和广度，与一个诗人进入时代的姿态密切相关。诗人的成就是时代合力的结果，那些自然的情境、社会政治运动、甚至个人经历的重大事件，都像是一把把重锤，时时刻刻以不同的力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合力打造诗人，诗人杜甫以自己一生的苦行，恰好通过了诗歌的极为苛刻的遴选。杜甫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著名学者葛晓音这样写道：“他一生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难，执着地关怀现实政治，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优秀篇章，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广阔的社会现实，因而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歌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表现变化多端。被后人尊为‘诗圣’的杜甫，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树立了忧国忧民的百世楷模；为中国的诗歌艺术树立了沉雄博大的最高标准。”（引自葛晓音：《唐宋诗词十五讲》，９０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
到了晚年，在漂泊西南的时期，杜甫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七律《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肯定是我在古今中外诗歌中所读到的有关秋天的最动人的作品。这首诗写作的时候，诗人远离了政治中心，几十年的时间过去，早年《望岳》的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如今已是老而且病，穷病交加，与早先已经判若两人，以至我们只能从这首诗强大的情感急流深处，才能隐隐看到当年那位诗人的模糊面影。这首诗前四句写景，在笔法上，通过密集的音节和风声、猿啸、鸟飞种种写景的急速变换，渲染出一种肃杀和悲凉的气氛；二三句通过对仗的手法，突出和放大了落叶的规模和江水的流速，通过万物代谢而宇宙永恒的对比，强化了时间和空间的意识，将人的思绪引向无比悠远的浩莽时空。在大自然的无尽时空之中，五六句烘托出诗人悲凉的身世，将诗人一生在动乱流离中悲秋、在贫病交加中走向生命终点的艰难苦恨和盘托出，从而抒写出诗人感时伤怀、无比深广的满腔忧愤。“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生逢乱世，一生辗转流离，老来穷病交加，江风浩荡，吹乱了诗人的花白的头发，看到的是无边的落木和滚滚的长江，而个体渺小的生命正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终点，一个“独”字，写尽了诗人孤独、落寞、穷病交加、身家性命的沉重浩叹，充满了悲凉到无以复加的人生况味。长歌以当哭，境界壮阔，雄浑高远的意境中，回荡着飞扬流转的旋律，不是悲哀，而是悲壮；不是消沉，而是激动；不是眼界狭小，而是心胸阔大，无边宇宙人生尽入诗人心中。且语言精警，对仗自然，在句法的变幻、用语的熨贴、境界的壮阔、意绪与情境的浑然等抒情诗的各个向度上，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读过《望岳》，再来读《登高》，我们常常不能不扼腕长叹：时代之与他的诗人，何其逼人太甚，残酷如斯！
诗人的命运，足以让所有企图进入诗歌的人望而却步！
但诗歌仍然是人们所热爱的，即使是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都不难找到对诗歌执迷甚深的人群。诗歌之为人热爱，首先还不在于诗人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多么精致的文本，而在于这些文本反映着诗人怎样的态度，诗歌是诗人在面对世界时候的一种态度，这正是诗歌所以迷人的地方。从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怎样面对生活。这态度，包含着对生活的评判，和对生命价值的永恒追问，包含着情感的热量，包含着诗人生命的丰富信息。正因为诗人与众不同的态度，诗歌才是令人羡慕的，甚至是令人尊敬的。毫无疑问，诗人必须在自己的作品里抒写真理，不过这真理不同于哲学家的真理，也不同于一般学者产生在书斋里的经过多次论证的真理，而是热的真理，有情感的热度。诗人之难为，不在于一个人是多么聪明，智慧，更在于一个人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良心和正义的化身。从杜甫我们看到，即使过了几千年，人事繁复，地覆天翻，产生诗歌的那些基本原则仍然有效。在诸多条件中，诗人的纯正性都列在首位，没有这一条，诗人没有资格要求读者尊重。因为诗歌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纯技巧问题。杜甫的许多诗，都是大白话，未必有什么高深莫测的道理，可是在历史上只有杜甫把它说出。不是诗歌多么爱杜甫，而是惟有杜甫能够将爱进行到底，这种彻底性、无保留性，使他占据了有利的地势，能够比别人更多地发现诗歌。当然，诗歌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边缘化的声音。在杜甫五十九年的诗人生涯里，社会运动的脚步只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推进，并将时代所有人群的生活裹挟其中，如此艰难的情势，当然不会有人停下来耐心听取诗歌的声音。诗人自以为时代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其实时代并没有真正听到，所有伟大的诗歌都是为后世的人们写的。只有后世的读者，才有可能真正回过头来，像回忆天堂里的事物一样，准备公平地对待诗人，重新打量诗人。即使是在诗人圈子里，杜甫一生也是边缘化的。杜甫作诗礼赞了同时代的李白、高适等许多诗人，为他们鼓吹，可是同时代人却鲜有鼓吹杜甫者。如果出选集，我相信杜甫的名字未必能够名列其中。但是千百年之下，当我们打开这些诗篇的时候，丰富的生命信息却扑面而来，为我们复活了一位诗人的形象。
一个诗人能不能最终成就，既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更取决于时代，即时代分配他承担了什么样的苦难。诗的荣耀将许多人吸引到诗中，可是绝大部分都中途退出，最后留下的种子选手往往不超过最初的十分之一。另一面，惟因在当世付出太多，诗人也才有理由要求取得艺术的生命，以便垂之久远，作为事后的补偿。诗人的产生只能顺其自然，人们决不会为了诗人的荣耀，而心甘情愿自蹈苦难。因此音乐家、画家、政治家、书法家子承父业的所在多有，而诗人文学家子承父业则一向鲜见。古人言：诗穷而后工。这个“穷”字，意义在于，只有有了这个“穷”的人生现实，才足以给诗人人生体验以刻骨铭心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另一方面，也只有这个“穷”字，才从一开始就适时地劝退了那些在诗歌的大门口左顾右盼的身影，从而为真正的诗人在诗歌运动的现场留下空间。
杜甫的存在表明，技术、技艺是永远需要的，但在诗歌艺术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格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