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中生存的悲剧

一、一种新的悲剧观

曹禺的《雷雨》是中国戏剧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悲剧类型，或者说它表述了一种新的悲剧观，这就是“生存的悲剧”。

我之所以认为《雷雨》创造了一种新的悲剧类型，原因就是这部戏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叔本华提出的悲剧情形之三──由于不同的地位和关系造成的彼此间的损害。它完全超越了“命运的悲剧”和“性格的悲剧”两种模式，从而把对悲剧性的根源转向了生存本身，这是《雷雨》以悲剧的形式艺术化地表现出来的。所以我将其称之为“生存的悲剧”。

国教育报传统的研究大都认为《雷雨》属于“命运的悲剧”，认为其中人物的悲剧结局，全都是“命运”的安排，任何人都绝对无法逃脱。这种观点起源于古希腊的“命运”观。而《雷雨》中的“命”的概念与古希腊的“命运”观是完全不相干的。古希腊时期的“命运”是指在世界之上的神的力量和主宰，人的悲剧都是神所预先设计好了的。而《雷雨》里侍萍所说的“命”却只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习惯的口头托词，是由于对悲剧现实无法解释又无法摆脱而发出的一种并无确指的无可奈何的呼喊。这里并没有古希腊悲剧时期的那种哲学的内涵。《雷雨》的意义绝不是像古希腊悲剧那样，要人们相信有一个外在于人的主宰的力量在制造着人间的悲剧。因为现代哲学早已使曹禺认识到，悲剧就在于人的生存本身。《雷雨》能由自己的全部剧情和艺术结构把这样一个现代哲学命题表述出来，不能不说是戏剧史上一个重要的贡献。

《雷雨》中的人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是穷人还是富人，也不在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更不分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家都处在悲剧之中，全都无可逃脱地承担着悲剧的命运，上演着悲剧的角色。全剧中八个主要人物，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性格与情感追求，并为自己的目标而行动，但又必然与他人的追求目标相矛盾，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冲突。这样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简直可以让人感受到萨特《禁闭》中“他人就是地狱”那样的哲学意味。

二、周朴园的悲剧

在以往对《雷雨》的评价中，人们几乎普遍把其中的周朴园看作是悲剧的制造者，是一切祸患的根源，然而，周朴园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大的悲剧命运的承担者呢？他“制造”了悲剧也好，承担了悲剧也好，都是他有意为之或是他主观上愿意的吗？对此，我们不妨作一简单的分析。

首先，作为悲剧的起始，可以说是周朴园与女仆侍萍的相爱。而这样的相爱，用当今的眼光来看，不但无可指责，而且还有着大胆反叛封建礼教的意味。一个大家公子，一个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现代青年，能与一个女仆真正相爱，这本来是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文化意义的，而且，我认为这样的相爱也是完全真诚和真挚的。如果仅仅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周朴园只是对女仆进行玩弄、欺侮，那么，怎么可能把恋情持续得那么长久，并有了两个孩子？

其次是周朴园几次移家搬迁，甚至从上海搬到安徽，却几十年一直保存着侍萍的遗像、遗物，甚至保留着侍萍喜欢的家具以及摆放的位置，连闷热的夏天不开窗子的习惯都不准任何人破坏。试想，一个人对于一个他确认已不在人世的旧情人留恋到这种程度，这能说是虚伪的吗？他这样“虚伪”要给谁看呢？可见，他只是以此在内心深处来祭奠和怀念他真心所爱的人。而这种爱却又只能以这样的悲剧的形式存在。

有人也许会提出，他既然真爱侍萍就不该把她赶走。试想，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一个家族，是周朴园一个人能主宰得了命运的吗？他爱而不得所爱、不能终其所爱，这是多么可悲的呀。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爱的结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成了他的阶级敌人，带领工人反对他、打击他；而另一个则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他却毫无察觉，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

三、其他人物的悲剧

侍萍的悲剧是显而易见的，她不仅失去了所爱，且经历了那么多生活上的磨难。繁漪在生活上是安定舒适的，但她照样感到“十八年生活在这活地狱里”，她无所顾忌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却又绝对不可能得到，最后连自己惟一的儿子也丧了命。至于周萍，他不仅偷了自己的继母，又阴差阳错地与自己的同胞妹妹发生了关系，他也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那最痛苦的灵魂的煎熬。剧中的四凤和周冲应该说是最天真纯洁的，他们本意不想给任何人带来伤害，他们或许只想得到自己最应该得到的一份非常微小的心理慰藉，但是，生存的悲剧却并不会放过他们，最善良纯洁而又弱小的他们最后都只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雷雨》就是这样把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展示给人看，它的悲剧是发生在每一个最普通的人身上的，它时刻让我们感到悲剧就在生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