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形象及其复仇的意义分析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人物塑造的最高成就。这里就如何深刻理解这一人物形象及其复仇的意义作一些简明的提示。哈姆莱特是一个人文主义思想者。我们从剧本中看到，哈姆莱特在当时新文化中心的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教育，他具有当时人文主义者所共有的思想：对人类未来有着美好理想，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无视封建规范和习俗，重视友谊、爱情，主张人们应该平等互爱，例如当友人霍拉旭称他为“大人”时，他说：“先生，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同你交换这种称呼”；他对跑码头的戏子比对宫廷大臣尊敬得多；他对土兵也平等相看：“我爱你们似你们对我一样”；他批判暴君，提倡贤明政治。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到老王时，认为“把他的一切一切总起来说，他可算得是一位人物。”“人物”应是人文主义者对“人”的最好的评价了。

而对克劳狄斯的暴行则加以批判，指斥他的统治把丹麦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从这些材料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思想起初表现为善良、乐观，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比较接近人民也受到人民的爱戴。他目光敏锐，善于思考，因而一回国很快就发现了克劳狄斯的罪恶和社会的混乱黑暗，感觉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我们还可从全剧的中心矛盾来看，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之间的冲突表面上是王子为父亲向弑君篡位的叔父复仇，我们必须分析哈姆莱特复仇的买质。

哈姆莱特之所以尊重父亲，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国王，主要在于他是一个理想的好君王，而他痛恨叔父，是看出了他是一个“微笑的坏蛋”、“一个盗窃帝国和王位的扒儿手”，一个弑君乱伦者，并且在这个集封建暴君和资产阶级两面派、阴谋家于一身的反动势力代表的统治下，丹麦宫廷荒淫腐败，国王阴谋成性，朝臣见利忘义，人民生活无着落，只要义旗一举，人民的反抗就“比大洋中的怒潮冲决堤岸、席卷平原还要汹汹其势”。面对这样的统治，哈姆莱特发出了愤怒的呼喊：“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歌德在评论《哈姆莱特》时极为精辟地指出：在这句意味深长的慨叹的话里面“可以找到哈姆莱特全部行为的关键”，我们也可由此理解哈姆莱特的复仇并不在于家族私仇，而是与“重整乾坤”紧紧联系着，是要改变“颠倒混乱的时代”。显然，他与克劳狄斯的冲突实质上是人文主义者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同黑暗罪恶势力的斗争。剧本写的虽是丹麦的历史故事和丹麦的王子，实际上揭示的是十七世纪初期英国现实社会的矛盾，哈姆莱特是一个处于王子地位的人文主义者，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文主义者。

哈姆莱特又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文主义者，剧本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发展中显示了他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他主要的特征是：深入思考人生的探索精神，思想上忧郁、行动上延宕而又勇于行动的矛盾的统一。如何从剧情的发展中来看哈姆莱特的思想矛盾和探求？他为什么会忧郁？忧郁与行动又如何统一呢？剧本除了表现哈姆莱特对周围许多人和事物的矛盾，朝臣们朝秦暮楚，同学们卖友求荣，母亲匆匆改嫁，情人被王室利用，哈姆莱特原来相信人间有高贵的人性，忠诚的友谊，坚贞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如今，这些人文主义尊重的道德和理想却开始破灭了，“快乐的王子”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忧郁，他孤独、怀疑、失望。但他又面临着父仇必报、邪恶必除，必须“重整乾坤”的重任，因而伴随着他的忧郁和痛苦，他紧张地剖析人生，冷静地思考问题，坚持为实现理想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剧本侧重于表现人物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激越不安的思绪，展示他在对社会一切隐秘的罪恶揭发过程中内心的苦闷和哲理性的思考，如他在独白中思索人生的价值、生存还是毁灭；宿命的力量，也在独白中谴责自己“胆小如鼠，缺少胆计”、“虚度了时光、冷淡了热情、搁置了严命、耽误了迫切的大事”等。他的思考越深入，心情越忧郁，对于改革现实的要求就越清醒，也越急于为完成复仇目的而行动。因此，哈姆莱特的忧郁是理想与现实矛盾、个人面对艰巨的复仇任务孤掌难鸣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也体现着时代的忧郁和悲哀。与他的忧郁密切相关的行动上的延宕则是由于一时找不到行动的有效途径，正如黑格尔指出的：“他犹疑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做”。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他无法确定复仇的正确手段，他要“重整乾坤”的决心是坚定的，因此，他始终行动着，一个计划接着一个。例如戏中表现他分析现实，装疯作傻，设计“戏中戏”，揭发克劳狄斯的罪行，寻找适当时机，误杀波洛涅斯，在放逐中机智地归来，谴责自己的“懦怯”，与克劳狄斯由暗到明地进行交锋，直到比剑中识破诡计，果断地杀死克劳狄斯。显然，哈姆莱特从未放弃过行动，《哈姆莱特》的整个情节就是这样一个要凭着个人力量探求改造现实途径的行动的整体。行动上的延宕是出于未能找到行动的正确道路，哈姆莱特的确思考多于行动，剖析偏于哲理，他要完成复仇大业而无法找到正确的手段，他急于完成复仇的目的而在忧郁的心情下缺乏必胜的信念。人物的积极探索、勇于行动，他的忧郁和行动过程中的延宕在不同阶级的表现各有侧重，但它们是彼此渗透而统一的。

哈姆莱特的结局是和敌人同归于尽，他未能完成“重整乾坤”的重任，因此他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受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影响的少数先进人物的代表，在与强大的邪恶势力的斗争中是失败了。对于他的悲剧，我们总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客观上是历史条件的限制，那个时代封建势力还相当强大，主观上则是人文主义者本身的局限性。哈姆莱特始终把复仇的艰巨事业当作个人的任务，他当然不可能依靠群众，他还害怕群众，他对于当时主客观的情势也有自我意识，因而模糊地感到自身悲剧的必然命运，他说“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说明他缺乏胜利的信心，他又把成败归之于宿命：“可见随我们怎样琢磨来琢磨去，结果还是靠天意”。歌德揭示了作者想表现的主旨：“莎士比亚的意思是要表现一个伟大的事业承担在一个不适宜胜任的人身上的结果”，“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缺乏成为一个英雄的魄力，却在一个他既不能负担又不能放弃的重担下被毁灭了。每一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我们体会到哈姆莱特的失败说明这—时代还缺乏先进人物必然胜利的社会条件。恩格斯指出哈姆莱特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哈姆莱特的悲剧具有重大意义，它反映了时代精神，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提出了现实世界不合理，必须改革的根本问题，而主人公本身也由于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性格，成了莎士比亚人物塑造上的不朽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