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尔与《昆虫记》

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自法文本的《昆虫记》十卷全译本，为这出“昆虫总动员”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至此，距周作人、鲁迅最初的介绍已近８０年了。

在法布尔那个时代，研究动物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木盒里，浸在烧酒里，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上颚、翅膀、足，对这些器官在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却很少思考；他们给昆虫工人命名，却不知道这个工人生产的是什么。昆虫生命的重要特征──本能与习性等等，登不了昆虫学的大雅之堂。法布尔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昆虫的生活，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他的这种研究方法遭到了正统势力的责难，他辩驳道：“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昆虫记》卷二）

在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昆虫们坚忍不拔地为个体与种族的生存而斗争。法布尔也一如他所挚爱的昆虫一样，百折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当法布尔从他的“荒石园”中捧出浓缩他一生研究昆虫的成果──《昆虫记》，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将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世界震惊了。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正经，“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昆虫记》卷二）

这也遭到正统派的指责，说他的文字不庄严。法布尔说：“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这个问题的学者、哲学家们而写，我也为，我尤其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１７世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编者注）的语言中借来的。”（《昆虫记》卷二）更何况那是一个“风格即人”的时代。当布封喊响“风格即人”以后，整个１８、１９世纪，博物学家大都热衷于将研究成果写成文学性著作。法布尔也不例外，也刻意在文章风格上下功夫，但《昆虫记》没有一般文学作品花里胡哨的俗态。法布尔的风格就如他的人格一样：朴素而真实。

请看法布尔描写宽厚的蝉在七月的一个下午钻了一口水井，却被侵略者抢占的情景：

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东张西望地转悠着。它们发现了这口井，井边渗出来的汁液把它暴露了。这群家伙一拥而上，开始还有一点儿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我看到匆忙赶到甜蜜的井口边的，有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龟，最多的是蚂蚁。

那些个子小的为了走近清泉，便钻到蝉的肚子下，蝉宽厚地抬起爪子，让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过；那些大一点儿的昆虫，不耐烦地跺着脚，迅速地吸了一口就退开，到旁边的树枝上去兜一圈，然后更加大胆地回来。它们越发贪婪了，刚才还有所收敛，现在已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开源引水的凿井人从泉水边赶走。

在这群强盗中，最不罢休的是蚂蚁。我曾看见过它们一点一点儿地乱咬蝉的爪尖，逮着正被它们拉扯的蝉的翅尖儿，爬到蝉背上，挠着蝉的触角。一只大胆的蚂蚁就在我的眼皮下，竟然抓住蝉的吸管，拼命想把它拔出来。

这个巨人给这些小矮子烦得没了耐心，最终放弃了水井。它朝这群拦路抢劫的家伙撒了一泡尿逃走了。（《昆虫记》卷五）

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观照虫性，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

贫穷和偏见困扰了法布尔的一生，他完全可以利用化学和数学天赋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赢得掌声和荣誉，过上梦想中的好日子。他之所以执著而艰难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那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说：“我是圣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亲手触摸耶稣伤口始信其复活。──编者注）难于对付的弟子，在对某个事物说‘是’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铁证下归顺听从为止。”（《昆虫记》卷七）求真，使他把昆虫研究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必须通过反复的观察和实验来探究昆虫世界的真相；求真，使他如孩童般天真，敢于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实验质疑权威理论。法布尔在研究树莓桩中的壁蜂时发现，他观察到的事实与优胜劣汰的理论相悖，于是，他戳了进化论一针：

如果优胜劣汰这个据说是支配和改造着世界的著名规律言之有据，如果最有天赋的真的把最没有天赋的从世界这个舞台上排除掉，如果未来是属于最强者、最有技巧者；那么壁蜂家庭自从它们在树莓桩里挖洞以来，它们本应该就让那些固执地要从通常的出口出去的弱小者死掉，而全都由善于从侧面凿洞的强有力者来代替的。……可是，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优胜劣汰规律的巨大意义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是每当我想把这个规律应用于观察到的事实，它却使我空忙一场而得不到任何证据来解释实际的情况。这个规律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在事实面前却是装着空气的球。 （《昆虫记》卷二）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１９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１９世纪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行其道的世纪，法布尔发出这不合时宜的声音，正是求真的精神给了他勇气。

洋洋洒洒二百万字的《昆虫记》，不仅详尽地记录着法布尔的研究成果，更记载着法布尔痴迷昆虫研究的动因、生平抱负、知识背景、生活状况等等，尤其是《阿尔玛实验室》《返祖现象》《我的学校》《水塘》《数学忆事：牛顿二项式》《数学忆事：我的小桌》《童年的回忆》《难忘的一课》《工业化学》这几章。如果换一种眼光看，不妨把《昆虫记》当作法布尔的自传，一部非常奇特的自传，昆虫只不过是他研究经历的证据，传记的旁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