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教学设计之二

目的要求

一、理解思想内容，学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二、结合课文学习，进一步掌握常见的文言实词、虚词和句式，培养文言标点和翻译的能力。

三、体会课文的写作特色，提高鉴别欣赏能力。

要点难点

一、要了解战国末期燕国与秦国的斗争形势，从整体出发，再来观察燕太子丹遣荆轲刺奏王的意义。

二、要历史地看待古人，看待英雄人物，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

三、要理解学习本文历史的真实性和表达的艺术性。四、要理解掌握古汉语的特点。

教学建议

一、大体读懂全文后，由学生根据文中的情节，归纳出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个阶段，并加以简述。

二、因历来对荆轲刺秦王之举评说不一，教师可在介绍有关观点后，引导、组织学生讨论，根据观点的不同组成两个队或三个队，有准备地进行辩论。

教学步骤一、板书课题，导入新课关于《战国策》的知识：

课文节选自《战国策·燕策》。初中语文第六册的基本课文《唐雎不辱使命》节选自《战国策·魏策》。

高中语文第一册（必修）自读课文《邹忌讽齐王纳谏》选自《战国策·齐策》。《战国策》又称《国策》，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的史料编订的，全书共三十三篇，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和社会面貌，着重记载了策士谋臣的策略和言论。这部书记事写人十分生动，语言犀利流畅，既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原书没有标题，课文题目都是后加的。背景介绍公元前228年（秦王政19年），秦王政派其大将王翦攻赵，杀掉赵葱，遂克邯郸，虏赵王迁。

王翦随即奉命率兵驻扎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准备向燕国进攻。燕国这时处于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困难境地。事实是：“燕弱小，数困于兵，今举国不足以当秦。”（《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这时好象热锅上的蚂蚁，在秦军压境的危急时刻，不得不采取派人行刺这种恐怖政策。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背景强敌压境，燕国危在旦夕，燕太子丹访得荆轲，即尊为上卿，然后派他到秦国行刺，其目的是要荆轲“劫秦王，使悉返诸侯侵地”，如不成，使“因而刺杀之”。荆轲具有义侠的性格，又受太子丹的厚遇重任，明知身入不测之秦是极其危险的事，还是毅然前往，当事败后，荆轲身被八创却“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壮烈而死。本文记的就是这件史事。通过“私见樊於期”，“易水送别”，秦廷行刺等情节，塑造了荆轲这位敢于扶危济困、助弱御强、有勇有谋、视死如归的古代侠士形象。荆轲刺秦王并不能真正挽救燕国的危亡。

荆轲千百年来，被受压迫的人们敬仰的原因，在于他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去反对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进攻和挽救燕国的危亡，本文揭示了弱小燕国和强大秦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秦燕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战国末期燕秦两国的斗争形势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当时，秦已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又在公元前228年破赵，秦统一天下的大局已定。燕国是一个地处北方的小国。当初燕王为了讨好秦国，曾将太子丹交给秦国作为人质。秦“遇之不善”，太子丹于公元前232年逃回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赵以后，引兵向北，直逼燕境。燕太子丹为了抵抗秦的大举进攻，同时也为了报当初在秦被凌辱之仇，决定派荆轲劫持秦王，想要挟秦王归还秦侵占的各国土地；如果要挟不成，便刺死秦王，造成秦国内部的混乱。但事与愿违，荆轲刺秦王失败，秦大举进攻燕，公元前222年灭燕。

二、整体感知课文课文评点荆轲刺秦王

《战国策》

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

[写秦军势如破竹，说明故事的背景。]

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太子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地图事此处仅一语带过，便不再提，而奥秘尽在其中，至“图穷而匕首见”，真象乃白。如此章法，妙！而“得樊将军首”，难啊！更何况太子又不忍伤长者。]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荆轲诉说秦之惨无人道，激发了樊给期复仇的怒火。]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照应上文“诚能得樊将军首，……秦王必说见臣”。可见非此不足以见秦王。]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

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乎？”[再晓之以义，驱使樊给期下定以死报仇的决心。一举两得，但代价惨重。]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樊於期见义勇为，杀身图报，坚毅果断，不愧为将军，不愧为义士。]

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乃为装遣荆轲。

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先扬一笔。]乃令秦武阳为副。

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已有武阳，还“有所待”，荆轲实感人手不敷，没有得力的助手，就没有成功的把握，预示了失败的可能。伏下一笔。]

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荆轲发怒辞决，赌气欠沉着。]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知其“不复还”也。]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易上送别，击筑而歌，触景生情，千古绝唱，垂泪渧泣，何等英雄气，何等悲壮风！预示此行凶多吉少，生离死别，凄楚悲怆。从容赴难，义无反颈，易水一别，扬名千古！]

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

[非“宠臣”不能代言，除“厚遗”焉能进殿。荆轲深谋远虑，早见及此。打通关节，为“刺”铺平道路。一缓。]

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兴兵以拒大王，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头，及献燕之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

[果如荆轲所料！秦王贪婪之心得到了满足，轻狂之极，可惜高兴得太早。再缓。]

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

[波澜突起，为什么“荆轲有所待”，担心即←—此。一个“怪”字，可见败露。荆轲一“顾”一笑，沉勇机智，相机应变，化险为夷。]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把“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的用心所在。]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果如所言，“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大功即可告成。然一波三折，“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绝袖”，出乎荆轲意料之外，但却免了秦王一死。真是巧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

[岂止群臣“尽失其度”，秦王又是何等地狼狈不堪。荆轲逐秦王，武阳安在？“卒惶急无以击轲”者，秦王也。何人“乃以手共搏之”？不知也！]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ｄǐ）轲。[这也是“急中生智”。秦王论功赐黄金百镒。]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什么真龙天子，吓昏了头脑，“惶急不知所为”，也和常人一样，甚至还不及常人。]左右乃日：“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孤注一掷。]秦王复击轲，被八创。

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笃”，真是蔑视强暴的豪壮的英雄本色。]

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秦王惊魂未定，反衬出荆轲超人的智勇的英雄形象。]三、段落大意《荆轲刺秦王》各自然段的大意

1.本段记叙了荆轲入秦前的危急形势：燕国的紧邻赵国已被秦国吞灭，战火已燃至燕国南部边境。

2.本段开始写了太子丹在万分紧急的形势下渴望荆轲即刻赴秦的焦急心情，接着写了荆轲虽理解此事紧迫，但也提出“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的关键性问题，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献上秦国正在出极高赏格缉拿的樊於期的头颅，以此作为信物到秦国。而太子丹对此种办法不能苟同，不忍心伤害投奔自己的长者。

3.本段的中心内容是写樊将军自刎献出头颅的壮举。但作者采用的是层层逼近的方式写出这一结果的。荆轲得知“太了不忍”后，便私下会见樊将军，作了一番恳切的谈话。他首先交代了秦王对其父母宗族的残暴处置，而后又说明了对他自身的悬赏追购，新仇旧恨，致使樊将军燃起了更猛烈的仇恨之焰，而只恨报仇无计。在这样的火候下，荆轲提出“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的计策，并详细描绘了实现计策的未来情景，即以樊将军头颅为信物见秦王而报仇，樊将军因而自刎。这些，为荆轲赴秦作了重要准备。

4.本段记叙了太子丹听到樊将军献出头颅的消息之后的悲痛状况，但为了完成赴秦刺杀秦王的大事，也只得承认现实。

5.本段叙述了太子为荆轲赴秦所做的准备工作：这是从“物”方面，即备匕首一事做的十分细致的准备。

6.本段继续叙述太子丹为荆轲赴秦所做的准备工作，是从“人力”方面，即从派助手一事写如何做准备。

7.本段叙述荆轲实际感到秦舞阳一个小孩子，人力不敷，约请远方朋友而又未到，只得留待。

8.本段叙述了荆轲因“待客与俱”迟迟未能成行与太子丹急于事功间的矛盾，太子“疑其有改悔”，故说出“先遣秦武阳”的打算，荆轲说出迟行的道理后，愤然辞行赴秦。

9.本段点出为荆轲送行。

10.在上段叙述荆轲匆匆告别的基础上，又十分真切而生动地描绘了易水送别，慷慨悲歌的壮烈场面。

11.这一段写荆轲入秦以后，为完成刺秦王之大事而采取的有效办法：首先“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以打通关节。

12.本段写蒙嘉在秦王面前为荆轲见秦王铺平了道路，他先讲明燕王对秦国十分畏惧恭顺，再进一步讲明燕王如何诚心诚意侍奉秦国。这样，就满足了秦王的骄傲心理，同时，由于是宠臣所言，也增加了对荆轲的信任感。

13.本段记叙了秦王被诱决定以九宾大礼迎接燕使者荆轲。

14.自本段起，故事进入高潮。作者叙述了因秦武阳“色变振恐”而引起“群臣怪之”，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荆轲应付自如，巧加掩饰，致使秦王未识破破绽，事情得以进行。

15.本段记叙了壮士荆轲初与秦王交锋，因“图穷匕首见”，荆轲必须抓住时机勇刺秦王，但初遇挫折。

16.本段记叙了荆轲虽遇挫折，但仍勇敢地追逐秦王使其狼狈地“还柱而走”，并使秦国群臣及侍卫全处于惊惶、被动的地位。

17.以上两个自然段记叙了由于秦王侍医在关键时刻以“药囊提轲”，使秦王得以拔剑砍伤荆轲，荆轲在英勇奋战后，身受重伤，但仍表现了他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箕踞以骂”，并说明事败的原因是为了生擒秦王。

18.这一自然段交代了故事的结局：荆轲壮烈牺牲。

最后这一自然段是尾声：秦王惊魂未定。情节曲折有效

一、序幕（“秦将王翦破赵”——“至燕南界”）：简介背景，秦军大兵压境，燕国危在旦夕。

二、开端（“太子丹恐惧”——“愿足下更虑之”）：太子丹请荆轲商量对策，荆轲提出办法，太子丹又不愿执行。提出行刺秦王，故事开始。

三、发展（“荆轲知太子不忍”——“终已不顾”）：从准备“信物”到寻制凶器，从配备助手到易水送别，故事一步步向前发展。

四、高潮（“既至秦”——“被八创”）：荆轲廷刺秦王未遂，断左股，被八创。

五、结局（“轲自知事不就”——“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荆轲刺秦王彻底失败。

六、尾声（“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秦王被荆轲震慑。

《荆轲刺秦王》的结构

第一部分（从“秦将王翦破赵”到“愿足下更虑之”）行刺的缘起

燕国危亡之际，太子丹就请荆轲谋策，荆轲想用樊於期的头取悦秦王，以便行刺，太子不忍，引出下文。

第二部分（从“荆轲知太子不忍”到“遂发”）行刺的准备

1.荆轲私见樊於期，樊於期慷慨陈辞，毅然自刎。

2.入秦行刺的第一件准备工作：函封樊於期首级。

3.入秦行刺的第二件准备工作，求徐夫人的匕首。

4.入秦行刺第三件准备工作，令秦武阳为副。

5.荆轲迟发缘由。

6.太子丹见荆轲迟迟未发，“疑其改悔”。荆轲怒斥太子丹，告别赴秦。

第三部分（从“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到“终已不顾”）易水送别

1.以“白衣冠”送荆轲，为易水送别，创造悲壮、凄怆的气氛。

2.易水送别，有力地突出了荆轲义无反顾的刚毅性格和英雄气概。

第四部分（从“既至秦”到“秦王目眩良久”）廷刺秦王

1.秦武阳脸色大变，引起秦国群臣的怀疑，荆轲谈笑而饰，足见超人的勇气、胆量和智慧。

2.秦王被逐狼狈不堪，荆轲行刺一无所惧。

3.写在极短的时间内，秦王殿庭上下混乱，秦王惊起拔剑不出，环柱而逃，群臣惊愕，左右呼喊，有动作，有表情，有高呼，有怒骂，组成一幅惊心动魂的场面。

4.身受八处创伤，事败还能“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荆轲凛然无畏的性格刻画无遗。

5.荆轲被斩后，威震六国的秦王仍因惊惧而“目眩良久”，其紧张慌乱情状如见其人。内容分析

《荆轲刺秦王》是节选自《战国策·燕刺》中的一篇深受人们喜爱的名篇。本文反映的事件是重大的，文字十分精炼生动，情节发展波澜有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本文通过记叙荆轲刺秦王的始末，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与燕国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强秦同其他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

本文从荆轲将入秦作准备工作写起，接着写他在太子丹的催促下启程赴秦，及至到秦国后巧用“打开关节”的办法“拜见”秦王，最后记叙了刺秦王的壮烈举动及其惊心动魄的场面。对这一复杂的事件，作者不但写得精彩、生动，而且文字十分洗练，有很强的感染力。

作者尤其着力刻画了荆轲这一侠士形象，对这一形象作者持敬仰、歌颂的态度：他反抗强暴、有胆有识、大智大勇、视死如归，是一个英雄形象。

作者一直把荆轲这一形象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描写，使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文章开头，仅寥寥几笔，便交代了秦国已经“破赵”并“虏赵王，尽收其地”，而且“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这说明燕国已危在旦夕。在如此急迫的形势下，燕太子丹必须选用最理想的人来解决这最急难的问题，他选定了荆轲，并向他求教对策，这说明荆轲这一人物不同凡响。事实完全证明了荆轲非但是个“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而且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很勇敢果断，思想深邃，计划周密，深谋远虑，他决不以“匹夫之勇”贸然闯入“不测之强秦”，而是事先提出“行而无信，秦未可亲”的关键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要投秦之所好——即使秦得到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肥沃的地方督亢的地图，而燕太子丹从人情考虑不能接受以樊将军头颅作信物这一建议。在这一内部次要矛盾中，荆轲从大局出发，私自会见了樊於期。他的勇敢果决，城府之深，擅于辞令，在这对话中都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表现。他先向樊将军报告了秦国对他及其父母宗族的惨无人道：“父母宗族，皆为戮没”，“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这激起了樊将军对秦王的刻骨仇恨。他仰天太息流涕”而又苦于无法报仇雪恨。在这火候中，荆轲提出了“一举两得”的办法，樊将军急不可待地上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才乘势说出：“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并生动地叙述了如何刺杀秦王的打算，紧接着发问：“将军岂有意乎？”樊将军立即“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于是自刎。对于樊将军的自刎，太子丹十分悲痛，但为完成刺秦王的重大使命，所以又从人力和物力方面为荆轲赴秦作了准备。文章写到此处按常情荆轲应立即去秦完成使命了，但却“顷之未发”，这里不但情节曲折，而且主要是为了表现荆轲的计划周密，“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的秦武阳作为他的助手，他或许认为人力单薄，或许担心秦武阳有勇无谋，因之在等待一个自己了解的朋友，共同完成使命。而太子丹心急如焚，“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甚至想“先遣秦武阳”。荆轲虽与太子再次产生矛盾，但他忠诚大度，虽然心情沉重，但仍“就车而去”，为太子丹赴秦完成大业。至秦后，表现荆轲智慧超人的第一件事便是“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使之替他在秦王面前美言，而达到“秦王闻之，大喜”、“见燕使者咸阳宫”的效果。表现荆轲勇敢、机智的另一件事是：当“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时，他突然“色变振恐”。他的这一表现立刻引起“群臣怪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紧张的场面啊！而荆轲应付自如，镇静机敏，他“顾笑武阳”，似乎在安慰和鼓励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小孩子：“不必紧张，一切都会好的！”另外，一面又替武阳向秦王道歉：“他因为是个粗俗之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有些害怕请大王原谅他些。”这一席话，既替武阳的异常举动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也抬高了秦王的身份，秦王因此消除了对燕国使者的怀疑。

文章自“图穷而匕首见”开始，正面展开了秦王及其群臣与荆轲的尖锐矛盾。荆轲的勇武刚毅、重义轻生、威武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生擒秦王，他“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使毫无准备的秦王大惊失色，荆轲进一步追得他“还柱而走”，群臣及侍卫都帮不上秦王的忙，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秦王威信扫地，而荆轲气吞山河。如果情节就此直线发展下去，荆轲便会生擒秦王，回报太子，出色地完成使命。但至此情节又一跌宕，秦王侍医夏无且的出现，使事情朝相反方向发展。侍医以“药囊提轲”，使秦王得到缓机，在一片“王负剑”声中，秦王击伤荆轲，并“断其左股”。此刻壮士仍坚持斗争，“引其匕首提秦王”，在受八处剑伤的情况下，荆轲傲视敌方，笑骂他们，显示了英雄本色。荆轲被斩后，秦王“目眩良久”的表现，从反面衬托出荆轲的行动之壮烈。作者就是这样以自己的传神之笔刻画自己所敬仰的英雄形象的。

对于荆轲刺秦王的举动，历来是毁誉参半的。当强秦吞并六国，惨无人道之际，六国志士反抗暴秦，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意义的。因此，荆轲刺秦王这一举动，是不能予以否定的。但是，他的行刺手段，他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言行，特别是在统一趋势下，还是有着一定局限性的。

其他次要人物，作者也塑造得十分生动形象，太子丹，樊於期、秦武阳、蒙嘉以及秦王群臣等都是如此。掌握情节

文章开端，突出燕秦势不两立的紧迫形势。太子丹之于秦王，有“见陵之怨”，而秦兵临易水，弱小的燕国十分危殆。加上秦国大将樊于期的“亡秦之燕”，更加剧了燕秦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紧迫的情势下，太子丹向鞠武求对策。鞠主张不“批其逆鳞”，要“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都被否定。太子丹明知燕秦力量悬殊，但又不甘屈服，必欲力求对策。为此，才有鞠武的推荐田光。

太子见田光，“跪而逢迎，却行为导，跪而拂席”，“避席而请”，用此种种表现，特殊礼遇贤者，泻染太子的报仇情切。可是田光非“盛壮之时”，“精己消亡”，又转而推荐荆轲。太子丹嘱他不要泄露机密，田光“俛而笑曰：‘诺’”。这笑中有不负重托以身报国的许诺，与后来的“自刭而死”相呼应。田光于生命火花短暂闪烁之中，告诉读者，他是一个重然诺，爱国家的忠厚长者，要用自己的死来激励荆轲。

太子丹见荆轲，一段长的谈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秦贪得无厌，步步紧逼；二是为此采取或生劫或刺杀的两种对策。荆轲许诺后，“恣荆轲所欲”，此时秦兵压境，荆轲未行，原来要取樊将军头作信物。文章至此，掀起又一波澜。

荆轲说樊于期，首先挑起樊内心仇恨，再指出已处绝境，最后提出献首刺秦的计划。这里，荆轲沉着精细，善于体察对方情绪，了解对方心理，指出报旧仇、雪耻辱的途径。

这段对话，在说明荆轲智慧特征的同时，又突出了樊于期的形象：“吾每念，常痛于骨髓”声泪俱下；“此臣日夜切齿拊心”，痛恨仇雔，愿意赴死。加上“偏袒扼腕”的描写，更加突出其来自心底的愤恨和怨怒，于是自刎，便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了。

已得信物，且有准备，太子的促行，与荆轲的“待吾客与俱”，形成矛盾。荆轲的缺乏助手，应是刺秦的不利因素之一。

易水送别，是刺秦的前奏，是一曲悲壮的颂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他们用凄厉的歌声，唱出生离死别的苦情。送行人们，垂泪涕泣，唱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赞歌，瞋目发指，满怀仇恨；从容赴死，慷慨悲壮。这是在感情极为复杂的颂歌中突出荆轲的形象。读后，萦回于心，响亮于耳，浮现于目，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染。

荆轲贿赂蒙嘉，得见秦王，深思熟虑，计划周密。咸阳宫中，“秦武阳色变振恐”，更加衬出“荆轲顾笑武阳”的从容沉着。“图穷而匕首见”以后，极力铺写秦王的窘迫惶恐，狼狈不堪。如：“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秦王环柱而走”，“秦王目眩良久”。而主动出击的荆轲，却是把袖持刃，逐赶秦王。左股被斩断，“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重创之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最后壮烈牺牲，无比英勇。秦庭的这一场生死搏斗，形成故事高潮。

荆轲的性格，是在情节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展现出来的。取樊于期头，触动樊的怨愤，可见荆轲的“深沉”；易水告别，送行者的高歌，可见荆轲的“激昂慷慨”；咸阳宫中，秦王的惶恐狼狈，更衬出荆轲的“英勇壮烈”。文章对这几个主要环节的描写，笔触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四、

写作特点人物栩栩如生

荆轲，粗犷豪迈，沉着勇敢，见义勇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千载以下，还令人感到凛然而有生气。行刺秦王虽然失败，但他那种刚毅不屈，慷慨赴难的精神，千秋万载令人感奋。

秦王，贪婪，专横，凶暴，但又外强中干。秦是崇尚暴力的国家，长平之战，坑赵降卒四十万人。秦王在东方诸国人民的眼中是一个极大的暴君。樊将军的“父母宗族，皆为戮没”，还以“金千斤，邑万家”悬赏捉拿樊於期。何等刻毒。一旦得樊於期首和燕督亢地图，立即“大喜”，多么贪婪。当荆轲逐时，秦王狼狈不堪，威严扫地。斩了荆轲，还“目眩良久”。

太子丹，不以燕国弱小无力抵御秦国的侵略而坐待灭亡，急起奋发，图谋保卫国家。孤注一掷，诚不得已也。但急于求成，“始速祸焉”。欲速则不达。

樊於期，身为秦将，但因得罪秦王，“父母宗族，皆为戮没”，逃亡燕国。他对秦国之恨，是刻骨铭心的。但是为了报仇，能不能献出自己的头，这确是一个考验。樊将军为解燕国之患，为报自己之仇，毅然决然自刎。不失为一个反抗强暴的英雄。

高渐离，是荆轲的朋友。易水送别时，他只是“击筑”。从他击筑的情调，可以看出他是相当激奋的。荆轲刺秦王失败，五年后，前二二二年，燕国为秦所灭。秦兼併天下之后，下令捉拿太子丹和荆轲的客人。高渐离逃到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给人家做傭工。一天听到堂上客人击筑，他在旁批评，主人命他击筑，才露出本相。秦始皇知道后，命人用马粪燻瞎他的眼睛，教他击筑给秦始皇听。高渐离把铅放在筑里，举筑击秦始皇，替燕国报仇，没有打中，被杀。这都反映了六国人民反抗强暴的要求。

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但毕竟是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所以“至陛下”，“色变振恐”。这是一个少年的性格特点。

五、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

本文在写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表情、神态，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形格。

如：

太子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一句话，太子丹仁慈之心可见。

荆轲与樊於期的一席对话，荆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之以谋，大智大勇；樊於期，痛于骨髓，切齿拊心，复仇之心，溢于言表。樊於期的“仰天太息流涕”的神态，“偏袒扼腕”，“自刎”的动作，使他的语言形象化了。

“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似乎“万事俱备”了，但荆轲迟迟不动，不动也是一种行为。太子迟之，荆轲叱之，但均未名其妙处。直到“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方才省悟到荆轲为何“留待”。这就是通过行为来表现荆轲的性格。

荆轲易水一曲，名垂千古。人物的神态、表情，慷慨悲壮。

“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色变振恐”的神色，写出武阳的年幼胆怯；“群臣怪之”的神态，说明荆轲一行行迹可疑。荆轲一“顾”，一“笑”，一“谢”，竟然化险为夷。

秦王“还柱而走”的狼狈，以剑击轲的残酷，以行动说明秦王是一个色厉内荏的暴君。

荆轲被断左股，虽然，仍“引其匕首提秦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还“倚柱而笑，箕踞以骂”，通过荆轲的行动、语言，塑造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秦强燕弱，矛盾尖锐，斗争复杂。作者把人物放在这一矛盾斗争中通过人物自身的活动来展现人物的性格。

六、荆轲的形象

荆轲形象问题。通过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歌的场面，行刺时的短兵相接的惊心动魄的情景，不仅富有戏剧效果，而且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作者是怀着敬慕的感情，塑造了荆轲豪爽不羁，见义勇为，不惜牺牲这一人物形象的。通过“行刺”这一特殊事件，也揭示了燕、秦誓不两立的尖锐矛盾。对于秦统一中国的是非功过问题，西汉时贾谊《过秦论》以及三国时诸葛亮《答法正书》有着详细的论述。我们对此不必再纠缠它。但还有人指责荆轲是亡命之徒，这是对荆轲的错误理解。至于“四人帮”之流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那是站在法家立场上，别有用心的阴险邪说。今天我们已洞悉其奸。

历来歌颂荆轲这一人物不乏其人。除司马迁外，例如东晋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就写有《咏荆轲》一诗，对荆轲敢于和秦王政拼搏，就作了大胆的肯定。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要回避历史的真实。本文成功地塑造了荆轲的形象。对荆轲其人，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认为荆轲是怎样一个人？速读课文，根据课文谈谈你的看法。

提示：可从思想、性格、才能、精神方面分析：u

思想：为国分忧，雪耻报仇，报效太子。他对樊於期说，刺秦王的目的是“解燕国

”，“报将军之仇”，除“燕国见陵之耻”。行刺失败，他仍宣称欲生劫秦王，“必

得约太子也。”u

性格：深沉，刚毅，慷慨。准备信物，深谋远虑。迟发见疑，他怒叱太子。取道易

水，慷慨悲歌。u

才能：工于心计，善于言辞。事前胸有成竹，周密策划，义激樊於期。临危从容不

迫，遮掩搪塞，机智过人。u

精神：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明知“一去不复

还”，仍然一往无前，“终已不顾”，行刺不就，身受重伤，仍拼死一搏，英

雄气概，值得称道。

对荆轲刺秦王的不同评价

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但肯定荆轲的人更多，第一个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刘伯承将军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当年唐雎当廷怒斥秦王时曾经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战国策·魏策》）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荆轲刺秦王》简说邱少华

《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司马迁作《史记》，把它收入《刺客列传》，并别采异闻，对荆轲的身世经历作了些补充，说他是卫国人，卫人谓之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还写了他两件小事，一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又一次“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两次都是荆轲忍让退避了。看来，这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也很理智的人，并非意气用事、一味争强好胜之徒。司马迁的这些补充，虽稍嫌简略，对我们了解荆轲其人，却很有用处。

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出了一些很著名的刺客，都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角色。我认为，不妨简单地把他们分成两种类型。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出于单纯的报恩思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算做一类，如刺赵襄子的豫让，刺韩傀（《史记》作“侠累”）的聂政。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不是一己之私，而是所谓“公义”（比如说国家之事）的，算做一类，如曹沫劫齐桓公于盟坛之上，“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刺客列传》），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和他的力士以大铁椎“狙击秦始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史记·留侯世家》）无论事之成（曹沫）败（张良），其精神或有可取之处。荆轲如何呢？我想可以归入曹沫张良一类。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这时候，秦国大军大举东进，所向披靡，山东六国风雨飘摇，朝不谋夕①。燕太子丹面对这个严重局势，深感力绌计穷。军事政治外交诸般手段大概都难救燃眉之急了，又不愿意坐待灭亡（难道他应该坐待灭亡么！）终于想到了行刺。他想得很天真：无论是生劫或刺死秦王，都可以使大局顿时改观。其实，这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存侥幸于万一罢了。荆轲说：“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除了一般的谦让和点出任务的艰巨性以外，把行刺看成“国之大事”这一点最重要，它说清了荆轲对这个计划的思想认识，强调了行为的根本目的和这个目的的正义性和严肃性。②

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争取一个能够接近秦王便于行刺的机会，荆轲做了细心的准备，一是要了“督亢之地图”，二是要了樊于期的首级（加上田光的自杀，尚未出发就赔进了两条人命，代价是高昂的，古人的某些道德志操观念，对于我们是有些隔膜了，不必细论）为了行刺的成功，他还要等待一个得力助手。可惜，急不可耐的太子丹催他上路，“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一句话把荆轲激怒了。大凡这种人，最讲究一诺千金，把信用看得比性命还要紧，“岂无意哉”简直等于说：您翻悔了么？就荆轲来说，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莫甚于此！又可惜，平素懂得隐忍、不争意气的荆轲，在这个节骨眼上竟不能自制，一怒之下，带着个不中用的秦武阳走了（后来秦武阳果然误了事）。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品格的半点怀疑，一时间忘了“国之大事”不能意气用事的，是荆轲；明知道这么走法是“往而不反”，却斩钉截铁地说“请辞决矣”的，也是荆轲。人的性情脾气，就是这么复杂。

易水饯别，大约是秋天吧。“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白衣冠是丧服，它暗示着国破家亡的大难就在眼前，它暗示着荆轲的一去难返，这情景是多么凄楚！“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古人说，变徵为商，其音悲。沉痛悲凉的歌声深深打动了送行的人们，“士皆垂泪涕泣”。他们早就把保存国家，保全自己的一线希望系在荆轲的那把匕首上了。荆轲完全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进而“为慷慨羽声”，明确地表示了必死的决心：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羽声，其音怒。这激昂而愤怒的歌声，在萧瑟的秋风中回荡，在呜咽的秋水上回荡，然后如一腔热血，洒向这白衣冠群中，使在场的人们由“垂泪涕泣”变得瞋目怒视，发上指冠。荆轲这个普通的血肉之躯的精神力量，竟能如此震撼人心。送行者和被送者的情绪，相互感染，如风水相激，很快推向高潮，“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多么刚毅，多么壮烈，即使千载之下的读者，也会为之动容。

在秦廷上，荆轲的表现既令人遗憾之至，又令人钦佩之至。

荆轲的剑术和武艺实在太不高明了。在献图时，他和秦王的距离不过咫尺之间，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③一个处心积虑，图谋已久；一个事出突然，猝不及防。然而，这一刺竟不中，后来一掷又“不中，中柱。”在群臣“尽失其度”、卫士不敢上殿的最初时刻，行刺者与被刺者处于一比一的局面，即使徒手相搏，也该是你死我活不可开交，而荆轲竟不能得手。经过一番追逐之后，众寡殊势，荆轲身被八创，腿被砍断，秦王则毫末无损。我一直怀疑荆轲不仅剑术不精，武艺不高，甚至连人们常说的“蛮力气”也不大，要不，怎么会输得如此之惨？他临死时辩解说：“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但是，看他一开始的动作，左手把袖，右手进刀，分明是要一刺置对方于死地，一点儿也没有“生劫之”的意思。荆轲不怕死，但怕别人笑话他无能。上边的这番表白，就荆轲来说，是万万不可少的。在我们看来，就颇有些“欲盖弥彰”的嫌疑了。

话又说回来，荆轲毕竟不失英雄本色。秦王设九宾大礼以迎燕使者，仪仗如林、钟鼓雷鸣的壮观场面和森严气象，连十二三岁时就杀人不眨眼的秦武阳也“色变振恐”、精神瓦解。这样的描写，与其说是要把秦武阳当作一个银样蜡头枪式的假好汉来讥讽，倒不如说是要借武阳的失常，来渲染秦廷上足以褫人心魄的赫赫威严，说明荆轲能够旁若无人，谈笑自如，需要超人的胆量。他一个人，一把匕首，搅得偌大的秦廷上下惊惶，乱成一团。不可一世的秦王惊恐得连身边的佩剑也拔不出来了（当他终于成为胜利者，面对已死的刺客，还“目眩良久”呢！）群臣惊恐得尽失其度，莫知所措了，侍医惊恐得连不能伤人的药囊也当作武器扔出去了；在数十百人之中，不惊不恐不怕死的，唯荆轲一人而已。行刺不成，死到临头，他“倚柱而笑”、“箕距以骂”的精神气度，也决不是可以装出来的。总之，荆轲履险不失态、临难不变色的勇气与豪气，值得钦佩。作者用紧凑短促的语言节奏，描绘了一个紧张惊险的场面，秦廷的威风震慑了秦武阳，荆轲的威风又震慑了秦廷；荆轲的动作带动秦王、群臣、侍医的一连串动作，急促、曲折而连贯，有如机轴之骤转，有如湍流的奔突，真是惊心动魄，使后人读了，也难免有些目眩。

这个故事的笔墨极为集中。写太子丹，写秦武阳，写易水边的白衣冠，写朝廷上的秦君臣，都是在映衬对比中写荆轲。在写荆轲的言语行动的同时，又注意揭示他的内心世界。形象是有血有肉、丰满感人的，在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占有很醒目的一席地位。古往今来，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咏荆轲》），到近代著名女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宝刀歌》），吟咏荆轲的诗章累代不绝。大体说来，后人提及荆轲事，除了叹其大功不成而外，更重要的是美其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民族多事之秋，敢于挺身而出、勉力为之的精神和气概。明末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作《易水歌》，“白日苍茫落易水，悲风动地萧条起，荆卿入秦功不成，遗憾骊山暮烟紫。……呜呼，荆卿磊落殊不伦。”显然，荆轲磊落不伦的形象，给了夏完淳很大的激励和鼓舞。毫无疑问，关于历史的进程和规律，关于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荆轲这样的古人，懂得不如我们多。但是在世界并不太平的今天，一旦国家有事，仍然需要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气概。这，也许就是荆轲故事给予我们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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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公元前二三○年，秦灭韩；前二二八年，秦破赵，虏赵王迁；荆轲刺秦王的同年（前二二七年）秦军已进逼易水，燕国已岌岌可危。

注②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国，都可以理所当然地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反对他国的暴力兼并；就山东六国而言，反对素以“虎狼之国”著称的秦国，更具有某种程度的正义性。限于篇幅，不详论。

注③《史记》司马贞索隐：“揕，谓以剑刺其胸也。又（徐广）云，一作抗。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义非。”

如何认识评价荆轲其人？

正确分析评价荆轲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有人说，秦统一天下既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应如何认识这一点？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战国后期，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安定的国家。因而，秦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而对统一天下起着重要作用的秦始皇，我们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凡是曾进行过抵抗的国家和个人都应予以否定呢？当然不能。因为，秦国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统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战争，而这种战争充满了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给被兼并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而亡者大多是农民。在战争中，“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之为臣妾。”（《战国策·秦策》）战败国则对战胜国还要徼纳贡赋，人民承担着更重的负担。因此，对于秦国的兼并，六国人民往往是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进行坚决的抵制。总之，历史的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因而，我们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高度评价屈屈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也充分肯定荆轲反抗暴秦的正义行动，肯定他大义凛然的英武气魄。

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应肯定秦的功绩；而从对侵略者的反抗，代表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这个角度看，又应充分肯定荆轲的行动。

二、有人说，荆轲刺秦王只是为了报答太子的知遇之恩。所以，荆轲这个人是不值得肯定的。这个看法是否正确也应作具体的分析。

荆轲的甘愿冒死入虎狼之强秦，刺杀秦王，其中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是无可否认的，直到临死他还念念不忘：“必得约契以报太子。”然而，能否把荆轲刺秦王的行动的意义都局限于此呢？当然不能。太子丹初见荆轲时，是希望荆轲为挽救燕国之将亡，反抗暴秦之兼并而出力的。荆轲当时的回答是：“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这说明荆轲主要是想报效燕国的。后来荆轲激励樊于期自刎献首时说，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也说明荆轲主要还是从国事来考虑的。因此，在荆轲刺秦王的行动中虽然有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为了反抗暴秦，挽救燕国以至于六国的危亡。也可以这样说，荆轲报答太子是建立在抗暴秦、救弱燕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报答太子是通过反抗暴秦，挽救燕国来实现的。而这样的行动有其正义性，所以，荆轲这个人物，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感佩，所称颂。因而，将荆轲报答太子的思想与反抗暴秦挽救燕国的愿望割裂起来分析问题以至于否定荆轲其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不客观的。

三、有人认为：荆轲劝樊于期自杀过于残忍。那么是否如此呢？荆轲赴秦刺杀秦王就必须先接近秦王，因而，信物就成了关键。所以，激励樊于期自杀献首实属为刺秦王之举得以成功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方案。而且，对于樊来说，燕国若亡，不但无法为“父母宗族”报仇，连自己也无处栖身了。因而，想苟且偷生已无出路，而献出生命可就大义，很显然，这对于樊将军而言也并非绝对不良之计。再者，荆轲的行动并无丝毫自私的的成分——“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更何况他自己也将“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因此，荆轲之举无可厚非，而且，由此可看到荆轲的深谋远虑，精明多智。

总之，荆轲这一人物不仅义薄云天，视死如归，而且能深谋远虑，机智沉着，堪称豪侠！

“荆轲刺秦”的现代解读及其他

柳宗元谴责荆轲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匹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促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

陶渊明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後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荆轲刺秦王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今人的眼光看去看，荆轲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杀手，说不定还可以被扣上“恐怖主义”的罪名呢。依笔者看来，燕太子丹雇佣荆轲去刺杀秦王，以为刺杀了秦王就可以阻拦住秦军的西进步伐，真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一种太幼稚的想法，根本解决不了当年的政治问题，事实上燕国很快就灭亡了，这是不是与荆轲刺秦失败不无关系呢？

笔者不禁想起了中学时语文课堂上的“荆轲刺秦”教学，语文教师其实根本不会考虑得如此之详密，也管不了那么多，基本上一致的看法是赞扬荆轲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其实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虽然常常表现为软弱者的无奈行为，但是往往却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可能会把问题弄的更糟糕。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当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要人去重庆同蒋介石国民政府会谈，期间国民政府就曾有暗杀毛泽东的阴谋，不知何故，最后不了了之了。做一个最坏的假设其实也不为过：即使毛泽东等要人遭遇不测，这能从根本上挽救国民党在全国的颓势吗？显然不能。中东今天的动乱局势，以色列与美国显然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但是阿富汗拉丹集团策划的撞楼行为，现在看来也没有实现他们的既“险恶”又“善意”的目的，所以这种方法绝对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话题扯远了，谅解！由于国人历来有一种同情弱者的心理，再加上对秦始皇其人印象不好，只知道他焚书坑儒，搞文化专制，“压迫知识分子”，修长城累死千万老百姓，再和孟姜女寻丈夫不成，于是悲痛万分而哭倒长城联系在一起，他的罪过就更大了，于是《荆轲刺秦王》的历史剧也应运而生了。大导演陈凯歌拍摄的一部《荆轲刺秦王》，铿铿烈烈，催人泪下。于是大街小巷的人都知道荆轲是一个英雄，浑身充满着坚持已见的义无返顾的决绝，即使毁灭自身也不损大义的正气，并以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高歌传诵千古，而往往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过。

由此出发，撇开学术上的对“历史学”分类不谈，笔者认为历史学其实还可以分成民间的历史学与学院的历史学两种，区别往往在于前者侧重于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和分析，而后者往往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和做出判断。在学院的历史与民间的历史的较量上，学院式的历史往往“势力范围”很小，再加上现在的历史剧（尤其是戏说的历史剧的泛滥）盛行，学院式的历史就显得更加软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和语文课堂教学，对荆轲的态度，很明显持的是同情和赞扬的态度，无疑又是民间史学的反映。不管是否受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影响，学生对荆轲刺秦的态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我们历史教育所要正视的艰巨问题。

问题在于，学院式的历史评价在这一点上往往与语文课堂教学的荆轲刺秦发生摩擦。如何综合不同学科的分析方法，实事求是评价荆轲及他的“刺秦”行为，当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目前的课程改革基本上表现为学科课程的“单兵作战”，加上我们的课程改革专家对不同学科课程本身所蕴涵的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价值观部分关注不够，于是这样一个综合性强的研究课题一直被“束之高阁”。

让人钦佩的是，唐朝著名诗人柳宗元的观点给人的是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果断指出，在策略和手段上荆轲乃是一个并不高明的刺客，还明确指出这种个人恐怖行为乃是一种“短计”，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毫无可取之处；为了收买杀手，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代价虽然不是燕子丹所要考虑的，但是能否换回理想的结果，燕子丹似乎考虑的很少。

笔者认为，柳宗元这样说是有充足的根据的，按照《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的记载，燕太子丹为收买荆轲花费的本钱非常大，而终于以失败告终。所以柳宗元对荆轲的“刺秦”行为的评价：“勇且愚”是很有分量的。

但是荆轲决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普通简单的“恐怖主义分子”，更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亡命之徒，看《史记·刺客列传》，似乎很难界定其身份：表面上看确为一个杀手，但是却与聂政这样目不识丁只凭匹夫之勇的粗人不同，他特别“好读书击剑”，称其为知识分子也不无道理。于是在那个分裂割据战争迭起的年代，荆轲的出现，实为罕见和奇缺，遗憾的是能文能武的荆轲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人们就更对其怀有无限的同情和哀怜。

从司马迁为荆轲立传以后，历代的文人骚客无不抒发类似“咏荆轲”的诗歌。以表示对中国历史上这位著名侠客的景仰之情。遗憾的是像柳宗元这样大胆果断，不落窠臼地否定荆轲的诗歌还是很少。常见的总是肯定荆轲义无返顾的“刺秦”壮举，借以表达诗人对秦王朝暴政的抗议，陶渊明的《咏荆轲》就是其中很有代表的一首。诗人可以只管表达自己的某一意图：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于是突出历史上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那是文人骚客的职业权利，可是在我看来，这并不属于对历史的解读，而是仅局限在文学层面上的解读。这种推理是有历史根据的：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腐败，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另外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注意：荆轲刺秦在前，秦始皇的暴政在后，我们不能因为憎恨秦始皇的暴政，就怀着“复仇”的心理而肯定荆轲刺秦的合理性以及正义性。

这里很自然就产生了如下的矛盾：语文教育和历史教育两种学问体系下，两种由于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分析而使学生获得的解读的教育效果相差太远，甚至有尖锐的冲突。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尚存在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却依然还在起着破坏作用的弊端，但是尚无人感觉到？无论是从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还是《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荆轲“刺秦”对学生的健全人格和心理到底能产生什么积极的作用，我们往往太过于乐观了。我一直做这样的思考：我们怎么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而一味地去称颂荆轲的大无畏的勇气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呢？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个乱世的社会里，毫无原则的使用武力，会使得动荡的局势更加混乱。在一个盛世里，那纯粹就是非常讨厌的东西。侠客在明、清以后，逐渐消失。而到了近代随着热武器的普及，那种生活就更加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武侠文化在制度和法律不完善的时代，大有市场，但根据时代和科学的进步，却只有消失的一种出路。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很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

简言之，我觉得柳诗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更靠近些，柳宗元对“荆轲刺秦”的历史解读，根本上符合我们今天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改革的趋势。其实笔者也深知，如上之思考，还不成熟，极易引起争论，但还是敢于拿出来，权当抛砖引玉吧！并诚恳企盼大家的讨论、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