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呼唤现代化

近些年来，古代诗文似乎越来越受到一些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的偏爱，有的高中课本文言篇目的比重已经占到一半。可有人还嫌不够，主张再加。对此，我深不以为然，写了《“文白并重”是开历史倒车》一文，发表于2004年4月22日《中国教育报》，引起了争论。对这样的争论，包括对我本人的批评，我都竭诚欢迎。争论有利于引起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有利于大家在争论中逐步形成共识。不过，迄今为止针对我的众多批评并没有动摇我此前的看法，我现在仍然相信我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符合现阶段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符合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率和提高中小学生语文实际能力的需要。

中小学语文教学是以学习文言为主还是现代语文为主呢？我认为当然应以现代语文为主。现代语文早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日常应用的最重要的语文工具，无论书面还是口头交际都是如此。从政府的公告、文件到一般的产品说明书，用的全是现代语文；从日常生活交际到我国外交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用的也全是现代语文；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论著和文学作品也几乎都是用现代语文写作或翻译的。鲁迅当年回答“青年应当有怎样的目标”这一问题时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古代语文尽管可以作为“发展”的一个资源，但和“生存”“温饱”关系都并不挺大；而现代语文却是“生存”“温饱”“发展”之所必需。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语文教育要顺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本身也有一个现代化的要求。教育“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能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是否以教学现代语文为主。

有人认为现代语文中小学生不学自会，我以为这是非常片面的判断。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语文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精致的语言，它的词汇比文言更丰富，语法更严密，表达也更精确，需要中小学生认真去学。许多优秀的现代语文作品富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或学术价值，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也值得中小学生认真去学。即使仅仅为了达到语文表达文从字顺、清楚明白的起码水准，中小学生也非得下大力气、花苦功夫不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公开发表的文字离这样的要求也还有不小的距离。而据我观察，出版物上反映出来的国民整体语文水平的下降，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且举数例。例一，发表在一本威信很高、影响很大的语文教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名牌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里居然连续出现这样的病句：“我以为这一‘麻雀解剖’至少体现了中学语文界对这篇文章教学的大体内容”，“基本的解读原则体验和领会其益处却是无限的”。例二，也是一位大学副教授，他在大学开《道德经》选修课，文章里居然写出这样的句子：“据我们的理解，研究《道德经》有三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做学问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客观的研究方法。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主客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难道“客观的研究方法”不是“做学问的方法”吗？“做学问的方法”一定是主观的吗？他能在大学里开《道德经》课，想必文言是通的吧，但其现代语文水平却令人不敢恭维，看来文言的通并不能代替白话，要正确掌握白话，还得认真学习现代语文。例三，一位成就卓著著作等身的语言学家在一本专门研究言意关系的专著中，举例说：“《大法官》这部小说写到林子涵与聂小倩去找刚被判处死刑的周士杰妻子邵红谈话时，……”谁被判处死刑？从语句看，当然是邵红，可读到下文才明白被判处死刑的不是邵红，而是邵红的丈夫周士杰。当然这在书里只是一个偶然疏忽，但也可以见出要把自己心中的“意”准确无误、没有歧义地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并没有用放大镜、显微镜专门去找别人的茬子，这些例子都是在日常阅读中信手拈来的。我参与主编的《现代语文》初中读本第一册收有叶圣陶先生《稻草人》的部分原稿与改稿的对比，原稿确实有语句不通畅、表达不准确的毛病，改稿明显好多了。作家、学者尚且要学，中小学生不学行吗？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巴拉迪，“当他要写一份讲稿或一篇文章时，这位老练的法学家会让下属依次传阅草稿，直到每个词都恰如其分——有时甚至会修改25个版本。一个词就可能决定战争或和平，他十分清楚这一点。”[1]我们日常的读写听说，关系虽然没有那么重大，但也马虎不得。作为一个现代人，现代语文非过关不可。

与此同时，中小学生也需要学习一部分优秀的古代诗文。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如果对我们的古代优秀文化一无所知，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难以饶恕的失误，只是不能把继承发扬我们传统文化的担子全都压到中小学生的肩上。要承担起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任务必先学通文言，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吕叔湘先生早在1962年就曾指出：“在充分掌握了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学习文言，达到能读一般文言的程度，我估计至少得五六百课时，差不多要占去高中阶段全部语文课的学习时间，课外作业时间还不算。”[2] 而现在高中语文课程的全部教学时间还不到五百个课时。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课时安排中，要让多数学生同时学通、学好现代语文和文言文，我以为几乎没有可能。我总觉得我们对中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要求太高了，对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要求则太低了，而大学中文系学生于继承发扬古代文化传统应当说比中小学生有大得多的责任。最近，我和几个硕士研究生讨论文言文教学问题，随口问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的‘黄昏’一词是指什么时间？”回答说是“傍晚时分”。我又问：“据此说来，夕阳不是在黄昏中吗？为什么又说是‘近’黄昏呢？”他们面面相觑，瞠目不知所对。我于是翻出《淮南子·天文训》：“日落虞渊是为黄昏。”他们才若有所悟。我又问：“‘虞渊’是什么意思？”居然没有一个答得出来。我问他们在大学本科时《诗经》读了几篇，山东、河南来的说学了三四篇，一位从江西来的说老师只教了一篇《关雎》，浙江的略多一点，但也不到十篇。记得我在读本科时夏承焘老师曾对我们说：“不懂平仄，中文系的毕业证书是不能发给你们的。”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同学毕业时都还没达到夏先生的这一最低要求，不过毕业证书却都发到手了。周汝昌先生说：

旧时学童，除了读书作文之外，最要紧的一门“必修课”是“对

对子”，他们要念会了“天对地，雨对风，大野对长空”这样的无数种

优美悦耳的“对子歌”。从这里，你可以体会，我们的语文，“天生”的

就是那么安排好了的“对联”，不但词义为对，音调也为对——平仄是

要严格对仗的：“天”是平声，“地”恰为仄；“雨”是仄声，“风”恰为

平……依此类推。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奇迹？

我常想，不管是谁，当他读宋贤张耒的词，读到“芳草有情，夕阳

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或是读唐贤王勃的序，读到“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如果他不能领略、欣赏这种极高度的文

学对仗之美，那他必定是在智力和精神文化水平上的某方面存在着巨大

的缺陷，而那实在是至堪叹惋的事情。[3]

周先生说“不管是谁”，所指的面似乎过宽，我以为当今中小学生可以不理会平仄，但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却是必须能够领略、欣赏平仄的声韵之美的。当我讲到这里时，有一位研究生嗫嚅着说：“可能教我们古典文学的老师自己也未必懂。”但愿这不是真的。我深感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些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教学要求如此之低，大家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不置一词，而对中小学生应以学习现代语文为主，文言可以少学几篇的主张却要大加挞伐？

最近，我看了不少有关文言文教学的讨论文章，发觉有些论断让人如坠五里雾中， 如，文言与白话是“母子”关系；“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不应当“‘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要“‘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等等，说得不客气点，这些论断缺乏起码的常识。考察那些主张中小学生多读文言文的朋友的主张，我发现一些人对文言抱着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它不仅可以遏止当前文风和学风的颓势，而且还有挽救世道人心的功效。其实稍一回顾历史，这样的论调不攻自破。中国社会在晚清一步步败坏下去的时候，文言的地位不还是稳如磐石吗？

现在不少中学生厌学、怕学文言文，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中学里有的篇目确实太难了。如《季氏将伐颛臾》，为什么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就不该讨伐，这牵涉到大量的背景知识。“无乃尔是过与？”中的“是”该怎么理解，也是一个解决起来吃力而不讨好的难题。不少古诗文作品本身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底部大得很、深得很，花了许多时间、费了许多心血，勉强弄懂了，也是得不偿失。删去像《季氏将伐颛臾》这样的篇目，以减轻他们的负担，有什么不好？谈到文言篇目，我又想起了60年代我在中学教书时，高中课本上有一篇黄宗羲的《原君》，见解独到，论述精辟，确是民主性的精华，且语言流畅，文字浅近，适合中学生阅读，不知什么缘故后来倒被删除了。我参与主编《新语文读本》时就把它收进了高中卷第3册，听说反应不错。我主张学一点古代诗文，这“一点”必须好中取好，这个“好”，不仅文章本身是好中之好，还要看是否易于中学生接受。

北京市著名特级教师韩军先生是主张多学文言的，他说：“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和韩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曾有一面之雅，今年7月间我们一起参加山东齐鲁电视台举办的关于文言文教学的电视讨论会，我对他说：“你要回去的那个家，不但没有电灯、电话、电视、电脑、自行车、汽车、火车，也没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制，你受得了吗？你一定要回那个家，我也没办法，但你要把我们广大中小学生都领回那个家，可千万要慎重啊！”在讨论会上，我还送他一首《鹧鸪天》：

历纪依然衣袖香，京华握手未能忘。三春桃李心魂绕，九曲江河风

雨狂。 邀海岳，话沧桑，百年论战意深长。闻君欲觅回家路，愿向

前方迎艳阳。

人是符号的动物，语言的动物。言，心声也。马克思就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4]语言的差异，意味着世界观的差异，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文言和白话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差异。对此，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过程中有深切的体会，他说：“新理踵出，名自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5]乌申斯基说得好：“现代社会的智慧并非蕴涵在古代的语言里，而是蕴涵在最新的语言中。”[6] 显然，我们要在中小学生身上培养的是他们作为现代公民所必须具备的现代意识、现代思维和现代智慧，这种现代意识、现代思维和现代智慧不在文言中，而在白话中。在山东齐鲁电视台的那场讨论会上，一位中学生说得非常到位：“一代一代的人离开文言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的家在前方！

注释：

[1] 《核卫士巴拉迪》 《参考消息》2004年9月22日

[2] 吕叔湘 《谈语文的学习和教学》选自《吕叔湘论语文教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41页

[3] 梁石、孟庆志、王艾人编著 《中国古今实用对联大全序》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第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35页

[5] 《严复集》第5册 《天演论·译例言》 中华书局1986年版

[6] 郑文樾编 张佩珍、冯天向、郑文樾译 《乌申斯基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