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温故而知新”新解

对于孔子的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朱熹的解释长期以来被看作是经典。他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论语集注》）着眼于教育学的解读，把“温故而知新”视为为师的重要条件。平心而论，朱熹的理解应该说是对的，但如果仅此而已，恐怕又是不够的。孔子的言说都是有其情境和针对性的。通过对《论语》的分析，我们认为，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统摄了孔子对待整个传统、对待一切知识形态的态度。他是通过言说“为师”的具体事实来阐发其认识论的一般。本文尝试从《论语》的记载探讨“温故而知新”的内涵，以及孔子自身是如何“温故而知新”的。

一、何谓“故”

从普遍的意义上看，一切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构成都是可以为后人所用的“故”。在孔子那里，可以分为两类：由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所以，古代的典籍就成了“故”的主要部分，这一类是“故”文本的形式，即《诗》、《书》、《礼》、《易》、《春秋》等以及成文的典章制度。在这一方面，孔子主张“博学于文”。另一类是非文本形式，主要是指体现在社会行为中的礼仪习俗知识。孔子所强调的闻见之知，就属此类。在孔子那里，所有的“故”都可能成为学习的资源。如子贡所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但是，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还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有选择地“述”。这种选择就是“既述又作”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对当时流传的三千多首诗歌，“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成《诗经》。为他的学生以及后来的人选取了有价值的可以知新的典籍。

二、“故”何以有知新的价值

“故”自身不会产生新，因为“新”的产生要依赖于主体的资质和其所处的情境。但是“故”必有某种品质才能使主体“知新”。这种品质就是“故”中所体现出来可以迁移到新情境中的抽象道理。这个抽象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说的“一”。孔子的言说方式虽是“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针对不同的具体人事情境而有不同言说，但其“道”却是一以贯之，他对子贡说：“予一以贯之”D《论语?卫灵公》E。又对曾子也同样说过“吾道一以贯之”D《论语?里仁》E。虽然，这里的“一”据曾子的理解是“忠恕而已”，也有具体的所指，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孔子在其中体现出来的思维方法。朱熹注曰：“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论语集注》这种“一本万殊”说明在孔子那里虽然在讲着“万殊”，但万殊背后有一个抽象的“一”存在，即有一个贯穿其思想各个层面的基本原则!道，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由此原则出发并以之为归宿。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以一个基本原则统帅其思想各个层面，也就是古代圣哲们常用的执一驭多思维方式。“故”中蕴涵着可以在新情境中起作用的抽象的哲理（“一”），说得通俗一些，就是相信事物有其共通性，这是“故”对“知新”价值的核心层面。此外，“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价值，这就是，先前的具体的典章制度，在新的情境下经过损益后，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何晏曰：“物类相召，势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论语集解》）只要了解了其损益之“常”，就可从“故”里预知未来。“故”事乃“人”事，所以，孔子对“故”有“一”有“常”、可以使人知新这一信念的背后还有更为基本的假设，这就是对人性共通的认定。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性相近，这是人与人可以交流可以理解的前提，从而也就是后人可以理解前人，理解前人的各种文化成果的前提。这应该是他认识论的起点。

三、温故知新的个体差异

“温故而知新”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能力，这可以从如下对温故与知新关系的宽泛理解中得到解释。知新是个人面对新的时空、新的言说对象、新的事件时，对已有经验的或因循、或批判、或创造的运用。一个人面对现实要知新，就必然要运用已有经验，也就是必然要温故；而任何温故都是在新情境下的温故。时空的变化是必然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所以也就必然地蕴含着知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温故而知新”是对人类认识的一种真理性概括。但是，知新温何故，温故知何新，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极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个体条件的差异。温故而能知新的程度依赖于个体的条件而有不同。首先，人有天赋资质的差异。孔子认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其次，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后天的学习。对于这一点，孔子反复谈到。他说自己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对颜回的好学也是称赞有加。子贡在回答孔子“女与回也孰愈？”时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颜回好学的结果是“闻一知十”。温故知新还有着价值取向的不同，这在孔子看来是更为重要的维度。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价值取向不同，其知新亦不同，行事亦不同：“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四、所知何新──—孔子温故而知新的实践孔子言“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对自己的道德天分充满自信，同时他又“学而不厌”、“发愤忘食”。所以，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就是对“温故而知新”最伟大的阐释。孔子虽言自己“述而不作”，但他其实就是通过温故，通过对“故”继承以及重新解释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整体性的转换和创造。有论者通过对《论语》与孔子之前已经存在的《尚书》、《诗经》、《易经》、《左传》、《国语》中一些关键词意义变化的研究指出，《论语》与其他典籍的最主要区别在于《论语》中的关键词属于一个意义完整、有所统贯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是由孔子个人所创立的，并“一以贯之”，而在此之前，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体系。由于这个体系的作用，《论语》中的许多术语开始明确地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哲学范畴意义了。其变化主要表现在，其一，不少原本是一般词汇的词语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如“知”字，《诗经》里出现&'次，都是作动词解，而在《论语》里则成了辅助仁、义的一个概念。其他概念如“中”由《诗经》里表示空间位置的词，在《论语》中则具有了“适宜”，“不极端”的意义，并且与“庸”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了既为恒常、又体现于日用生活之间的儒家方法论。其二，《论语》中的一些词汇，从字面看来没有太大的新意，然而置于《论语》的意义整体之中加以考量后，则会发现它们也经过了孔子的改造，并具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如“时”字，单就此字本身看，《论语》中并无新解，然而当它和中庸方法联系起来后，就具有很独到的意思，这便是“时中”概念的形成。孔子的“时中”，不仅使得“时”具备了道义的方向，而且使得君子之言行举措无不恰到好处，此即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故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忌惮也。”（《中庸》）其三，思想体系的变化，导致了思想核心的改变。西周初期周、召诸公强调修德、敬德，虽然客观上促成了天命与人事的紧密关联，但其主观愿望却完全在于宗族利益之维系，个人自身的道德境界不是敬德的目标所在。孔子标举“克己复礼”、“仁者爱人”，其目标也在于藉此以实现有道之天下，不过，其利益不再专属于某一宗族集团；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孔子虽不自许仁圣，然而其孜孜以求的却正是道德心灵世界的不断提升，而这则是《论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转变之一。

五、《论语》中温故知新的具体形式

如前所述，孔子的言说方式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不同的对象、针对具体的人事的言说，但其中有共通的纲领、哲理，即“吾道一以贯之”。但这“一”是蕴涵在“多”中的。孔子哲学表达的这一方式有人称之为“事件本体论”。如美国汉学家郝大维，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指出：“孔子的哲学是事件的本体论，而不是实体的本体论。了解人类事件并不需要求助于‘质’、‘属性’或‘特性’。因此，孔子更关心的是特定环境中特定的人的活动，而不是作为抽象道德的善的根本性质。”678事件本体论就是体用一如、本末一体的本体论，本体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就存在于特定的事件之中，且只能通过特定事件来显示。因此，要言说此一本体，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特定的事件来显示，并且在不同的事件中有不同的显示。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们是如何温故，如何知新的。其具体的形式如下：其一，发现“故”事（文献）所包含的抽象意义与新情境、新话题的契合。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从这两例看，诗文本身并不包含子贡、子夏所悟出来的意义，但是经过他们的抽象之后，“切磋”、“琢磨”与君子的修养产生了共通；“素”与“绘事”、仁（道）与礼在“先后”这一层面上产生了共通。古文献与新情境在抽象意义上的相通体现的是它对人的启发价值。后一例是论《诗》而得新意，是真正的“温故”后“知新”，“故”是缘起，“新”是意义的联想；而前一例是引《诗》证理，是“知新”后“征故”，赋予了“故”新的含义。其二，“故”事在新情境中作为证据的运用。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在这两例中，孔子引用了《书》、《诗》中的句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被征引的古典文献的意义并没有被过度地抽象和延伸。这样，“温故”本身没有产生新的意义，但是这种旧意却是参与新情境、新观点的言说，对于当下的情境来说，它们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这种情况无疑也是一种“温故知新”，或者叫做“知新而征故”。其三，“故”事在新情境中的被修正和改造。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癨’”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在第一例中，子路“知新而征故”，为请祷寻找证据，而孔子反对这样做，但又不愿直接批评子路，故用“丘之祷久矣”，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显然，对于“请祷”这一习俗传统，孔子在自己所处的新情境中，是采“不取”的态度。而在第二例中，孔子对于传统礼制有坚持、不坚持之区分，这就涉及到孔子面对新的情境的选择标准问题。麻冕变纯，虽俭，但不伤及礼，所以他从众；而拜上之泰则违背了“拜”这一礼的根本，所以，他选择“从下”。同样是“故”制，孔子在新的情境下选择在自己看来合于礼的方式或改造、或废弃、或保留。这无疑是对“故”的一种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