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与语文课程改革
中国社会当前处在又一个转型期。这次转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标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转型突出表现为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旧的政治、文化模式的松动，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但渐进求稳的改革开放使旧有模式变化缓慢，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中国社会转型一度变得步履维艰。几年之后，改革的大船再度扬帆启航并加速前进，其显著标志是市场经济政策的确立和实行，社会转型进一步加速。
现在的中国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真正市场化国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作一番比较。在计划体制下，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高度整合的关系，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和一元主义文化三者之间高度一致、互相协调，共同维系着体制的稳定；在市场体制下，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这就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他的有关著作中所阐述的思想：特定的经济制度与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三者是无法截然分离的，而是内在相关的，比如在经济上选择了真正的自田市场经济，就不可能选择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也不可能选择文化上的一元主义；而选择了计划经济，必然与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无法共存。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上推行较为灵活的市场经济政策，而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却较为谨慎。所以，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并未实现充分的协调一致。目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是经济改革的步子走得较快，政治和文化的改革步子较慢。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话题：文化和教育的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文化和教育长期处于计划体制之下，是为计划模式的社会服务的。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和教育的改革虽然一直没有停止，但由于问题众多，涉及面广，关乎社会稳定，所以改革显得缓慢，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样，经济改革与文化、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矛盾。文化和教育领域出现的许多问题，大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多年来语文课程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可以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中来思考。
一、意识形态与语文课程改革
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占统治地位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总是极力维护现存的关系（统治阶级的权力），压制“异己”的力量，所以要推翻这样的关系并消除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容易。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阶级社会的终结，在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也必将终结。
预言“无阶级社会”的来临也许过早，但淡化意识形态的年代似乎早已到来。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方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斯大林政权的结束和苏共20大的召开，在西方社会学界曾出现了一股“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这股思潮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和他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论50年代政治观念的衰落》为代表。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解释“意识形态终结”的具体意思是，50年代，“激进运动的旧的政治观念已经衰竭，不再有力量在知识分子中以强制的方式获得忠诚和热情”；美国与西欧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这一概括比较符合当时的国际情况。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中国旧有的意识形态显得逐渐不适应新的时代，特别是在90年代全面推行市场化之后，历时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较量趋向缓和，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开始悬置起来（所谓“不争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实际上确立了这样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经济建设是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意识形态的建设不应该干扰、偏离这个中心，而应当无条件地服务于这个中心；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向是坚持改革开放，认真学习、汲取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这意味着，强调了几十年的旧有意识形态越来越淡出，姓社姓资之争逐渐退居后台，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口号突现出来。总设计师的“白猫黑猫”论显然很务实，更具民族感召力。
长期以来，语文课程是我们党和国家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它在计划经济时代为统一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起到重要作用。历史进入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形式发生了改变，意味着思想文化教育中负载的意识形态也要适当进行调整。而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语文课程，存在着严重的“左”的旧痕。所宣传的某些意识形态，在其他领域早已被悬置起来了，而在语文教育领域仍非常流行（最具代表性的是每篇课文必有一个权威的、意识形态性相当强的所谓中心思想），这显得与时代发展很不相称，并往往远离语文本身。这样，语文课程的性质、目的、任务，语文教育观念、方法、手段，甚至语文教材的选文标准和文章解读等，就难免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持民间立场的人的质疑和批评。现在，语文课程要以传承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为己任，以博大的胸襟吸纳他民族优秀文化，而不以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灌输为主要甚至惟一任务，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二、人才培养模式与语文课程改革
在计划体制下，培养人才完全是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即号召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于是，该由谁上学、上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毕业分配到什么部门、从事什么职业等，都由国家统一包办，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人人成为整个国家大机器上的一颗齿轮或一枚螺丝钉。这样的人才，类似商品的统购统销，便于国家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可以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但这样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其人格缺陷非常明显：过于听命、服从，缺少创造力、情感力与想象力。这显然与“人的健全、和谐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对于人才的主动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深化，计划体制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改变，代之以市场体制下的人才培养模式。
就语文课程来说，可作如下分析。
在计划体制模式下，全国一般只有一套语文教材，与批量生产人才的要求是一致的。语文教材的编写，经政府授权，配合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一部分人负责进行权威性的阐释，并要求语文教师按照这样的阐释去教育学生，不能轻易“越线”。语文课程的学习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集体性的“政治阅读”，学生不得不用“被用旧了、磨坏了，既无限复杂又失去了弹性变得无比僵硬的字、词、语”（张新颖《黑暗中的声音》）去应付语文学习。相反，个人阅读、理解、阐释的空间和自由度很小，甚至一度被剥夺。在极“左”的年代里，喜欢看名著、写日记的学生，往往被斥为“小资情调”，甚至戴上对新生活不满的“帽子”。久而久之，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必然千人一面，说起话来同一种声音，写起文章来同一个腔调，学生个人情感和个体生活体验被严重忽视。这样的教育已经影响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话语方式。在一些媒体上，少年儿童说的话与七八十岁老人说的话，其调子竟没有两样！全民族一度失语留下的后遗症已经开始出现。
旧的语文教育方式，在今天显然不合适了。一方面要求培养有个性和创造精神的人才，以适应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需要，使他们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却是旧的语文教育模式长期不变，无论从语文教育观念，语文教材建设，还是语文教学方法，或者是语文考试制度，甚至包括语文教育师资，都带着计划体制下的旧痕，与新时代很不协调。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使用的语文教材基本是缺少时代理念的老教材，其间虽经几次修订，但基本理念没有更新；语文教学方法也非常落后（教师满堂灌，学生死记硬背），几十年语文教学的“八股调”现在仍随处可见；语文考试制度过于追求标准化，一味追求标准答案，学生缺少自由发挥的空间。语文教育师资则更堪忧虑。这一切，从大的方面看，是文化、教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小的方面看，是语文课程改革大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这显然难以培养适应21世纪所需要的语文人才。
三、世俗化浪潮与语文课程改革
当前，物质生活和经济活动在大众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大众的消费需要空前增长；同时，市场化、世俗化程度逐步加深，商业文化迅速繁荣。与市场化、世俗化相关的现象包括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化相继出现。这是当代文化转型的重要表征。如果说这股世俗化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以较温和的面目出现，那么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其来势非常凶猛，全面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与计划体制时代的文化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思想界“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缘起，也与语文课程改革的当代困境有一定关系。
学校不是一方净土，它时刻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讯手段的发达、大众传媒的普及，强化了这一联系。文化转型的加剧，文化世俗化浪潮的加深，盗版光盘、文化小报、娱乐周刊、武打言情、网吧、读图、家庭Party、卡拉OK、明星崇拜、生日礼物、名牌服装、西方快餐……这就是社会的大语文环境（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情形越是这样）。它们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着学生课堂外的语文生活。有些学生可以很长时间不学习课堂上的语文，却一天也离不开上面所开列的“菜单”。
社会文化大外境与课堂语文小天地之间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这对传统语文教育无疑构成巨大的挑战。语文课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脱离社会，远离生活，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金钱的丑恶，歌颂精神的富有和物质的清贫，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却与之产生鲜明的对照，某种程度上给课堂上的说教一记“耳光”。这就使课堂的语文学习与社会的大语文环境，形成不协调的二重奏。结果是社会大语文的扭力，胜过语文老师对学生的宣传。学生对世俗文化是一种感情投入，语文课的学习却大多只能凭理性，靠强迫，其效果可想而知。喜欢语文的学生数量在不断减少。人文精神在流失。过去普遍认为，阅读文学名著代表一种修养，唐诗宋词赋予人一种特殊的气质；在冬夜暖融融的房间里，“一盏孤灯、一杯香茶、一把软椅、一个平和的心境，加上一本好书”，是世间难寻的幸福（陈染《我是主人》）。而今，这种价值取向已经失落，连小孩也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像顺口溜，不如看一部农民种田的电视专题片（池莉《新一代书生》）。人们燥动不安，社会之大，已经很难让人在灯下平心静气看完一本《红楼梦》。少数沉浸于其中的人，也被人认为是不合时宜。语文课程似乎正在边缘化。
语文教育当然要联系社会与生活，与现实隔绝，关在小屋里做着春花秋月的梦，显然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个世俗文化越来越普及的时代，如何高扬人文主义大旗，既不取媚于世俗文化，坚守人文立场，又吸收世俗文化中有用的成分，转化为学生的学习资源？值得每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思考。这也是这次语文课程改革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值得欣慰的是，几年来的改革，在引导语文教育工作者积极开发和利用世俗文化中的语文课程资源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四、民间文化资本与语文课程改革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著名的“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由他的资本来决定的。只有他的资本进入了一个“场域”之后才起作用。地位之争实际上就是资本之争。资本有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三种最基本类型的资本。文化资本主要存在于知识与文化生产的领域，它往往不具有物质资本那样的可触摸性，但在社会支配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同样十分重要。文化资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也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支配与统治的基础。文化资本之所以被人争夺，是因为在一定的时期，资本的总量有限，所以某一个个体或社会集团的资本拥有量的增加，在特定时期意味着另一个个体或社会集团拥有量的减少。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分析半个多世纪以来官方文化资本与民间文化资本相互消长的大致情况。解放后30年左右时间里，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高度同一，并由官方垄断，基本不存在民间文化资本。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文化资本在政治精英的支持下，释放到了民间，成为民间争夺的一块“蛋糕”。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官方文化资本释放到民间，市场争夺也愈演愈烈。于是，出现了各种大众文化的弄潮儿：文化经纪人、民间书商、小报记者、专栏作家、各种肥皂剧的制作人员、影视歌星等，他们分享了大批由市场分配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也跃跃欲试，或亲自下海，一试身手；或成为民间文化弄潮儿手中的一支笔。他们有时互相争夺，有时又互相配合，共同形成一股民间文化力量，向官方文化发动冲击，夺取更多的文化资本。
这些年对语文课程的批评，有一部分可以认为是民间文化对官方文化的不满和批评，他们不满于长期的垄断行为，要求与政府共享语文课程这块大“蛋糕”。说语文教育是一种官方文化，意思显而易见，那就是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语文教育在阶级社会里，历来都代表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为特定的政治集团服务。这一特性在解放后表现得极为突出，在一定时期内还走向了极端（如脱离语文进行空洞的“左”的政治思想宣传）。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语文课程长期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有人形象地称它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这种中心地位，实际代表了一种官方文化的态度。这种文化资本，在计划经济时代，实际完全被官方把持着，民间力量难有作为。而90年代以来，语文教育在国家生活中有边缘化的趋势。就拿语文教材建设来说，由谁来编，怎么编，编什么，有了更大的自由（教材品种的多样化，当然有利于推动教育改革）。语文课程和其他官方文化形式（如文艺影视作品）一样，已经失去其计划体制时代的地位。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拥有学生就意味着拥有财富。尤其是国家提出“教育是一项产业”的口号之后，拥有进入语文教育这个“场域”的文化资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对语文教育这一项“产业”有着浓厚的兴趣，跃跃欲试，上场一搏，分享这一部分开始松动的文化资本。可以说，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教育的其他领域一样，语文教育这一战场决不会宁静。
以上从当代社会文化背景角度来观照当前语文课程改革。多年来，对于语文课程，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己经不少。批评的目的在于建设。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似乎效果不佳，而应该进行“综合治理”，即把语文课程这项改革“工程”置于社会文化转型这个大系统“工程”中来考察，并就语文课程改革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应的改革策略。这几年，语文课程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这一“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