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文教育研究

去年１０月间，收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给我寄来我的一部论文自选集《语文教育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共４８万字，印刷和装帧都颇为讲究，敝帚自珍，追忆往昔，不禁感慨系之。自１９８６年以来的１０年间，国内一些语文教育报刊，或以“封面人物”，或以“名师探访”，或以“影响当今语文教坛的风云人物”等方式，载文对我作了一些肯定的评介；有些《语文教育辞典》，也在“语文教育家”一栏中专设条目介绍了我的简历。同行专家对我的厚爱和鼓励，我十分感激，同时也感到诸多溢美之辞，实在受之有愧。特别是重新翻读这部《论稿》，觉得真正具有真知灼见的篇章并不很多。很需要把我在语文教育研究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走过的道路以及对我国语文教育发展趋势的预测等等好好回顾一下，看能不能留下一点稍稍有价值的东西。这件事，当然也可以让别的同行专家来做，但我自己做也许有“冷暖自知”的有利条件。

有了这样的想法，且试着做做，便有了这篇题为《关于语文教育研究》的文字。

一

自１９７７年以来的近２０年间，教材、论著出版了１０多部，论文、序跋发表了２００多篇，用过滤器过滤一下，其中关于语文教育研究的稍稍有价值的观点无非是三个，即：

语文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奠基工程；

语文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贴近生活”；

语文是一门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应当走民族化和科学化相结合的道路。

第一个观点，说的是语文教育举足轻重的地位。

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特别是提高全民族新一代的素质，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人的素质，固然与他“与生俱来”的一些先天条件有某种关系（如先天性的生理心理缺陷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理心理素质等），但从整体上说，是后天形成的，是靠后天的教育逐步形成、逐步发展的。换句话说，接受正常的、良好的教育，是提高自身素质的前提，对于个人，对于一个民族，都是如此。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可以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常识。

为什么独独要把语文教育看作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奠基工程？

一、为人们接受教育提供一种重要的工具和媒介。如前所说，人的素质是指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逐步形成逐步发展的、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各种品质和能力的总和。说到受教育（社会实践，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特别是在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得有一种最基本的交际工具，知识载体和传播媒介。这个工具、载体和媒介，不是别的，那就是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学会听话说话，学会识字写字，进而学会读书作文，训练并形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来准确地理解和准确地表达的能力，这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最基本的条件（生理上有特殊缺陷的盲童和聋哑儿童等除外）。这个条件，需要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就打好基础。

二、为人们认识世界、了解人生提供一个色彩斑斓的空间。学校按照课程论的原理把学生该认识、该了解的知识分成各有特点、自成系统的若干门课程，形成分阶段、分学科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教育和教学的格局，其目的，说到底，就是要让学生比较全面、比较充分地认识世界、了解人生。在这众多的课程中间，有一门课程内容比较特殊，那就是“语文”。例如，学生物，就得以系统阐述有关生物知识的文字材料或图像材料作为教材；学历史，就得以系统叙述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过程的文字材料或图像材料作为教材。语文学科当然也有自己的知识系统，如文字学、语音学、文法学、文章学、修辞学等等，但它主要不是以这些系统知识作为教材，而是主要通过研读、诵读各体各类的典范的语言作品让学生逐步理解和掌握语言文字运用的规则、方法和技巧。从初中到高中，选文约有３００至４００篇，这些语言作品，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带有综合性、形象性，它们涉及到中外古今的社会生活，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色，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大到历史巨变，小到鸟兽昆虫；既有人生哲理的探讨，又有自然奥秘的窥察。凡所应有，几乎尽有。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语文教材几乎是一部小百科全书。它们为学生认识世界、了解人生提供的是一个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空间。

三、为人们提高认识、丰富情感、激活思维提供一个有血有肉的凭借。语文学科指导学生阅读的那些典范的语言作品，往往是作者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卓越见解、独特感受的集中体现，学生研读这些作品，不但从“写什么”方面开拓了自己的知识领域，而且从“怎么写”方面获得智德的启迪，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丰富自己的情感内涵、激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等等。语文教师指导学生说话、作文，也总是把如何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如何爱所当爱、憎所当憎，如何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等等作为训练的出发点和归宿。说“学语文就是学做人”，在语文学科，教书和育人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要细说，还可以列出许多，都足以说明语文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一项奠基工程。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教育教学行为总是要受教育思想的影响和支配的。只有在教育思想上确信语文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一项奠基工程，在行动上才能时时、处处目中有“人”，不至于误把手段当目的，把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这个最终目标置诸脑后，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指导”那些“尖子”学生在考试中去“争高分”、“夺冠军”。

第二个观点，主要是说处理语文教材教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语文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学语文、用语文为基本内容的教育活动。如何学、如何用，这里面大有学问。不过，依我看来，就语文教育而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贴近生活”而不要“脱离生活”。要说“学问”，这四个字就是一门“大学问”。

１９８８年初，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用“贴近生活”四个字来概括我的语文教学方法论的根本点。围绕着这个根本点，我在论文中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要根据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来探求语文教学的规律。说得浅显明白些，就是要懂得怎样“教语文”，该先懂得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怎样“用语文”。“教”的规律潜藏在“用”的规律之中。二是要根据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众多场合来开拓语文教学的空间领域。这个看法旨在改变传统语文教育的“封闭”状态，形成开放式、辐射型的大语文教育格局。语文工具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频率最高、运用场合最广。我们的努力目标，就在于引导学生懂得“到处都可以学语文”、“语文应用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的道理。如果学生个个都能在语文课堂之外的广阔天地里学习语文，训练自己对于语言现象的敏锐感受力，那么，我们的语文教育工作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三是要根据现代生活的发展前景来规划语文教学的未来。生活本身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状况也必然要随之发展，随之更新，比如新的词汇、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不断涌现，就是一例。我们的语文教育必然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最后说一说第三个观点。这个观点说的是语文教育的特点以及与此相关的改革方向。

语文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有一个如何实现教育内容、方法、手段的现代化问题。不过，对于语文教育的现代化，有两个问题必须充分重视：一是汉语文的特点，二是汉语文教育的传统。汉语文的特点，内容很复杂。直到目前为止，谁都承认汉语文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并可以列出一二三四条来，可谁也不能肯定说自己已经把汉语文的特点研究透了。汉语文教育传统，其糟粕部分和精华部分，也都应该有人去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谁也不能说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这就是现实状况。没有研究透也好，没有说清楚也好，这都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无限魅力的领域，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

作为一种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我提出了“民族化和科学化相结合”这样一个着眼于宏观的命题。中国的语文教育是以汉语汉文为基本内容的教育活动，所以必须充分重视汉语汉文的特点和教育传统，体现出“民族化”的精神和气派。一个真正的、尊重科学的改革者，他决不可能对民族历史、民族传统抱虚无主义态度。恰恰相反，改革者往往同时也是历史的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者，在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尤其是如此。

当然，在坚持民族化的同时，从提高效率的目标出发，又必须坚持科学化，其中包括重视教学内容的序列化、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等等，使民族化和科学化很好地结合起来。

卑之无甚高论，我对于语文教育研究，得出的结论无非是这么三点。

二

从事语文教育研究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直接参与过语文教学的实践，在实践中培养起一种热爱学生、热爱教学工作的感情，并且积累了某些经验和教训。我于１９５３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苏北农学院（现扬州大学农学院前身）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教了９年语文，对语文教学究竟是怎么回事算是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特别是这９年间，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经历了由综合型到分科型（汉语与文学分科）再到综合型的重大变化，因而对语文教材的编制方法及其利弊，多少有点感受。这算是一个有利条件。

光有从事语文教学的实际经验似乎还不够，除此而外还得有“研究”的兴趣和“研究”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我应当说是非常幸运的。１９６２年，工农速中停办，我被分配到扬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从事中学语文教师的培训工作，一年后又调入扬州师院高师函授部，继续从事在职教师的培训。这就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我因为担任了“现代文选”和“写作”两门课的教学，于是对文学、文章学和语言学等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另一方面，适应在职教师进修提高的需要，每次集中面授总要安排一些有关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专题讲座，于是逼着我学一点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并用我自己９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到中学听课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当时强调必须到学员所在学校听课）加以印证。当时尽管感到压力很大，但现在看来，功夫没有白费，对于“语文”本身的研究和对于“语文教学”的研究，为我此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９７８年，扬州师院高师函授部因故暂停。当时，中文系原有的语文教材教法课因“文革”冲击已停开了多年，需要恢复，而原来的任课教师有的已调外系，有的已改教别的课程，一时无人接手。系领导来征求我的意见。在高师任教的同志都知道，教材教法这门课在人们心目中是“有专长的不屑教，无专长的教不好”，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块“鸡肋”。而我呢？若干年的在职教师培训工作倒培养起了我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深厚感情，既然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干脆去啃一啃这块“鸡肋”，也许在“无味”中可以啃出点“味道”来。从那一年起，我就成了一名语文教材教法的专任教师。

我的语文教育研究之路和别人有点不同，是由“史”切入，由“史”展开的。８０年代初的两个会议，对我的由“史”切入有直接影响。

１９８０年我去开封参加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与会者中不少是从事这门课程教学多年的专家，我是个新入伍的小兵，坐在后排听专家们的宏论，看专家们的雄文，觉得这片天地还真有几分迷人之处。但同时也感到有点不满足，觉得会上一般的议论，横向展开的多，纵向开掘的少，研究似乎缺少一点历史的纵深感，而我国的语文教育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语文教学法的研究也决非现在才起步。参加这次会议，我不但吮吸到了我所需要的营养，结识了许多堪为吾师的专家，而且也找到了我的研究方向。会后，我到院图书馆特藏室找资料，居然发现了我国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已有若干种语文教学法教材先后出版，证实了我的推断。１９８２年，在乐山召开的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且看前辈留下的脚印》的论文，对我国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出版的三部中学语文教学法代表作进行了综合的比较研究，为与会者提供了一点研究学科教育史的线索。

另一个会议，是１９８１年在杭州举行的西湖笔会。笔会的发起者和主持人是当时杭州大学《语文战线》主编张春林，他与我索昧平生，怎么会破例地降格以求来邀请我参加他组织的西湖笔会？原来他是在１９７９年的《语文学习》上读到我写的一篇千字文《万花筒的启示》，觉得这个姓顾的作者对我们汉语汉文的特点和表现力颇有点体会，这体会正好同他的感受相通，于是经过打听，知道我的下落，慨然给我发了封请柬。笔会参加者只有１０多人，除我而外都是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研究的专家。会开得无拘无束，痛快欢畅。谈的中心是语文教学与学生的智能发展；议论最多的是如何用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来改进当前的语文教学工作。我过去教“现代文选”，读过教过叶圣老的一些文学作品，自问对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有些了解，但对他在语文教育方面的独到见解则知之甚少。自从担任“语文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再读《叶圣陶文集》，惊喜地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当时的感受，正如后来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所作的序中所说：“有许多现在还常常有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圣陶先生多年前已经遇到，并且提出了他的看法”，人们应当“借阅读这本集子的机会来对照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正是在这种感受的驱动之下，我在１９８０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试论叶圣陶语文教学思想》。后来，发表在郑州《教学通讯》上。西湖笔会的参加者，对我这篇浅陋之作颇多褒奖，认为学习和宣传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正是救治中小学语文教学积弊的良方。于是我便成了１９８２年在苏州召开的全国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讨论会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发言人之一，并在会后应山西《语文教学通讯》之约，为该刊写了有关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的连载文章，就是后来由开明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

由《且看前辈留下的脚印》，开始了我对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专书”的研究；由《试论叶圣陶语文教学思想》，开始了我对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专家”的研究。作为二者的结合，１９８５年与陈必祥、李杏保等合作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学科教育史的论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的写作。１９８６年春，东北师大朱绍禹教授主办语文教学法青年教师研究班，邀我去讲“现代语文教育史”专题课。为准备讲课，我又继续广泛地搜集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写成了２０多万字的讲义，就是后来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

我研究语文教育史，恪守一条原则：为现实需要服务。一是为学科体系的建设服务。因为我是从教“现代文选”中途转而教“语文教学法”的。教“现代文选”，十分重视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一旦转到“语文教学法”学科，就明显地看到了这门学科以往研究的一个“空白”——“史的空白”。而对于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来说，在它的领域里是不可能没有“史”的考察和审视的。于是，我就自找麻烦，自加压力，在教学之余去进行学科教育史的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条路是走对了，继之而起的一些新版的语文教育学教材中，或分散或集中都有了关于本学科研究历史的内容，这在学科体系建设上显然是一个进步。二是为语文教材建设服务。在研究语文教育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近百年来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从纵向上看，有一条明显的发展演变的脉络；从横向上看，全国并无统一的用书规定，大小书店都可以按照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编制、出版教科书。我从这样一些史实中，看到了建国以来语文教材建设方面的一个弊端：统一性限制了多样性。１９８０年底，我便发表了《改革中学语文教材之我见》，提出了试行分编本教材；在全国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教材的多样化。后来的实践，证明我当时提出的设想是正确的、必要的。１９８６年，国家教委为推行教材的多样化，改以往的编审合一制为编审分开制，专门成立了一个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我被聘为首届学科审查委员。最近，我与人民教育出版社顾振彪合作，完成了《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算是对自己１０多年来研究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小结。三是为中学语文的教法改革服务。一个高师语文教学法教师，他的研究工作归根结底都要为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的改革服务。因此，他的一只眼睛固然要注视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动态，另一只眼睛则必须始终注视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一只耳朵固然要听理论界的议论，另一只耳朵则必须要听广大第一线教师的呼声。在这一方面，我大致做了三件事：一是关于改革作文教学的，一是关于改革阅读课的课堂教学结构的，一是关于语文训练与思维训练相结合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这些问题的论述，我力求做到有“史”的深度，使当今的语文教师能从历史的深处听见先辈探步的足音。

有人说我是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专家，我既不敢当，同时也不符合我的实际。原因是我研究历史才起步，并未自成一家；且我并非为研究“史”而研究“史”，我的目标是鉴古而铸今，推陈而出新，旨在为改革语文教育的现状服务。

三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人们不能不反思过去、审视现在，并在这种反思和审视的基础上思考和规划未来。

语文教育是国家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工程之一，它的发展在宏观上必须也必然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个教育事业的总体规划；而教育事业的发展又必须也必然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总体目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联系，任何人不能凭主观愿望加以人为的割裂。

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已经勾画出了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当前和未来发展的蓝图。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把“实施科教兴国，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确定为我国今后１５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第三条方针，并提出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在各个领域培养一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工作的重点是“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

根据党中央所提出的构想，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国未来的教育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要求。

一、我国未来的教育将是既符合社会需求，又符合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的二者和谐统一的教育。这种教育既有别于实用主义的社会中心论，也有别于儿童中心主义的儿童中心论，它一方面强调要按照现代社会对青少年的知识需求、能力需求、道德需求来育人育才，同时还强调这种培育的方法和途径又必须符合青少年个性心理发展的规律。在高层的学校和一般职业技术学校，其课程设置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和地方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客观需求，又必须用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

二、我国未来的教育将是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基石、以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支柱构筑而成的一座育人大厦。它的根本宗旨就在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在各个领域为未来培养足够数量的优秀人才。无论在何种教育层次上，都体现出这个根本宗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这些人才，知识程度和技术水平可以不同，但其思想道德素质都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在这里，用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未来的教育将是多种层次、多种模式的学校教育和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社会教育彼此配合的教育，也就是说教育将是大教育、开放教育和全民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来说，也是终身教育。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可是要办的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我国国土辽阔，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极大，因而所办的必然是层次各不相同、要求各有参差的教育。这种状况，必然要求学科教育的课程、教材、教法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四、我国未来的教育将对教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素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思想道德素质，教师的言行要足以“为人师表”，既为“经师”，更为“人师”；其次是科学文化素质，要精通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并不断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随时吸纳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学科领域内堪称专家学者；此外，还必须熟谙教育科学，能够按照教育教学规律科学地、高效地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教师要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这“羡慕”决不仅仅是指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主要应当是指风范和学识。

以上的四个方面，概括必有疏漏，但总的发展方向大致如此。而且，说的是“未来”其实当前的教育也已经朝着这个方面逐步推进。从现实通向未来，只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而已。

我国的语文教育只有置于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下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方向，明确当前所应当深入研究的课题。

在我看来，未来的语文教育决不可能出现“全新的格局”，它只是当前的语文教育在改革中的发展和延伸。其特点为：一、未来的语文教育将以语言学、文章学和文学为三大理论支柱。当然，语文首先是姓“语”，但由于三者侧重点不同，语文教育将形成多种模式、多种流派和多种风格的格局。这些模式、流派和风格都将在新世纪的教学实践中接受检验。二、未来的语文教育将把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通过语文教育与现实生活相沟通、与其他学科的学习相结合，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语文素质。三、未来的语文教育将更加体现出科学的有序性。文字、文章、文学、文化，都应该是语文教育题中应有之义，但随着学段的递增，四者的侧重点可以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在小学、初中，或许是以文字、文章为主，在高中或许应该以文学、文化为主。四、未来的语文教育随着电脑和多媒体的普遍使用，随着人机对话成为现实，读写听说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将会出现新的变化。诸如文字和语音的标准化，印刷文字的阅读能力和屏幕文字的阅读能力并重，文字检索能力和电脑检索能力，汉字书写能力和汉字编码输入能力并重，用最经济的文字传达准确而丰富的信息的能力将被人们高度重视，文字教材和激光软盘教材并存而使课堂教学方式出现新的变化，为练而写和为需而写并存而对写作教学提出新的要求，如此等等。这种变化如同本世纪之初的白话文、国语标准音、简化字和新式标点符号的出现一样，是新世纪孕育出来的新生儿。五、未来的语文教育要求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以及道德素养，能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为此，师范院校中文专业将进行课程结构改革，以利于培养以文为主、文理兼擅的复合型人才；在职教师将定期或不定期地重返学校进修提高，以不断更新和改善自己原有的知识和能力的结构。

面对２１世纪，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将肩负起新的更光荣的任务。一是要进一步学习和宣传现代教育思想，学习和宣传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东西。在我们的队伍里，应有一批研究现代的、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流派的专家。二是要深入研究汉字、汉语、汉文的特点及其学习规律，并通过学习和研究的成果，设计出一种或多种适应不同学段特点、可以操作和检测的教育教学方案。我们的队伍里，应有研究汉字、汉语、汉文的专家。三是要进一步总结以往各种语文教科书的优劣得失，从理论上探讨２１世纪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体例。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已从“文革”以前的“第一代”发展到“文革”以后的“第二代”，现在则需要“第三代”新型教科书的出现。我们的队伍里应有研究新一代语文教科书的专家。四是要用相当心力去从事电脑使用、软盘制作、多媒体操纵等现代信息载体的新的语文实践活动，研究在电脑时代语文教育方式方法的新变化。我们的队伍里应有研究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专家。五是要进一步研究在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语文教育的课程结构。我们的队伍里应有研究现代语文教育课程结构的专家。

对未来的预测，尽管不可能具体，也很可能带有某种主观性，但未来的萌芽毕竟已在当前的语文教育实践中露出端倪。我们要敏锐地发现这些萌芽，并催发其成长，以推进我国的语文教育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