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各种各样新的教育理念、制度和模式纷纷出现，使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的局面。从总体上来说，这是相当可喜的事情，因为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正在从不同方面孕育着新的突破，也体现了基础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们可贵的实验精神和革新精神。但是，从具体方面来说，这又是喜中有忧，甚至是喜忧参半的事情，因为在各种各样被人们广泛宣传和接受的改革主张和措施中，有一些是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充分的实践检验的，它们已经影响到基础教育改革的效果和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本文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这些主张和措施进行一些反思，求教于同行。

一、掌握知识真的不重要了吗？

在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有一种比较主流的声音，认为随着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掌握知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的同志甚至提出，当前的基础教育要整个地从“知识中心”转移到“能力中心”，从“学会知识”转移到“学会学习”，等等。这些观点初看起来很有道理，也很有“革命”意义，但是冷静思考后却发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割裂了知识与方法、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

就知识与方法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知识从类型上说不仅包含“事实性的知识”，而且也包含“程序性的知识”，后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所以方法范畴包含在知识范畴之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另一方面，事实性知识的获得是以一定的程序性知识为条件的，离开了程序性知识，也就没有事实性知识，对事实性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也必然地包含了对作为其条件的程序性知识的掌握和了解。此外，一旦人们掌握某种知识，它就会作为我们进一步掌握和理解其他知识的“视角”，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掌握知识与掌握方法彼此之间都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无知者必无法。

就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而言，知识也是能力的基础。这是因为，所谓能力，无非是解决某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熟练程度。这种熟练程度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问题解决者对问题史的熟悉程度，对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的掌握程度，对采用常规的或非常规的方法解决问题可能性大小的理解程度。而所有这些，又都依赖于问题解决者所拥有的有关知识的丰富性程度和结构的合理性程度。那些在某一问题上知识贫乏或知识结构不合理的人，必然缺乏解决那一问题的能力。所以，能力问题，最终可以转换为知识问题：一般能力问题，最终可以转换为一般的知识素养问题；特殊的能力问题，最终可以转换为特殊的知识背景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无知者必无能。

因此，在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强调方法和能力目标重要性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和弱化知识目标，否则就会影响到方法和能力目标的实现，就会重蹈教育思想史上“形式训练说”(17世纪-19世纪的一种教育理论，与“实质教育论”相背离，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裴斯特洛齐）的覆辙。可以相信，无论什么时候，扎实的知识功底、广博的知识视野、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知识素养，都是教育所要追求的目标，这在知识激增时代也不例外，甚至更加重要。通过知识而获得发展，这算得上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教育真理。

二、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

看来，当前基础教育改革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从“知识中心”向“方法中心”或“能力中心”的“转向”问题，而在于新的社会背景下“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斯宾塞就曾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并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了回答：“科学知识。”事实上，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改革，都不得不根据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要求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可以说，教育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传递和掌握，而且首先意味着知识的选择和比较。没有知识的选择和比较，就没有知识的传递和掌握，从而也就没有建立在知识的传递和掌握基础上的其他发展。

那么，该如何对浩如烟海的知识种类的教育价值进行比较和鉴别呢？比较和鉴别的标准又该是什么呢？这些都是颇值得研究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从历史上看，教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标准和答案，例如19世纪的赫尔巴特将儿童的“多方面兴趣”作为选择和组织课程知识的基本标准，斯宾塞则将“科学”及“完满生活的形式”作为确定课程类型的两个主要标准；20世纪的实用主义者认为最有教育价值的知识是能够促使学生经验不断生长和适应环境能力不断提高的知识；要素主义者主张将人类文明的一些“基本要素”作为最有价值的教育知识；当代的批判教育学家强调那些能够唤醒学生解放意识、批判意识和内在力量感的知识，如此等等。总的来看，比较和判断某种知识教育价值大小的标准无非是有三条：一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儿童发展的需要；二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知识发展的需要。这三条标准或三种需要，彼此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而形成了一种三维的、具有适度张力的知识需要结构或知识价值结构。任何课程知识的选择都应该从这种三维的知识需要结构或价值结构出发，而不能只顾及到其中一个或两个维度。

由此看来，当前一些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观点就值得推敲。例如，有同志主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毫无疑问，这里的“人”实际上就是指的“儿童”或“中小学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人为本”就意味着要从儿童的发展需要出发来选择、组织和传授课程知识。这种主张的“进步性”和“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主张又将社会的与知识的发展需要置于什么位置呢？又与自然主义、实用主义者提倡的“儿童中心”或“经验中心•有何实质不同呢？实际上，有的人就干脆将“以人为本”直接表述为“儿童中心”或“学习者中心”。又例如，有的同志认为，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从内容上说存在着“陈旧”的问题，因而提出要“更新”课程内容，使之反映人类知识发展的最新成果。世界范围内的课程改革也都提出这个观点。单从知识发展或者同时从社会发展的需要角度来说，这个观点都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学生发展的需要，这个观点就不一定那么“无可争议”了。对于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来说，难道“新知识”一定优于“旧知识”吗？课程知识真的是“越新越好”吗？要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科学习惯和科学精神，就非得讲“干细胞学说”或“纳米技术”吗？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就非得使用今人的作品而不能使用古人的作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