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实学的学术转型及其意义

明清实学，是对明末理学及王学末流所造成的种种积弊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思潮。就其理论形态而言，是明清实学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遵循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注重训诂考据，倡导修养践履，倾心自然科技，关心国计民生。它是以泛化的儒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种学术新形态，在明末开其端，至清代

蔚为大观，直至近代仍有余响。主要代表人物有明代的王廷相、李贽、徐光启、方以智等，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以及清代的梅文鼎、颜元、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王念孙、阮元、龚自珍、魏源等。其主要特点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以“实事求是”为旗帜，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书写了颇为壮观的中国古代学术的崭新一页。

明清实学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之学。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空疏浅陋而言，主张通经博物。具体到对学风的扭转和改变，则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的：第一，注重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明清实学学者贵识时务，重视实效，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而深切关注。这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而开展学术研究的做法，可以说是明清实学学者的为学宗旨，其精神和内容与理学的空谈学风形成了鲜明对照。第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明清实学学者都提倡勇于任事的精神。潘耒称道顾炎武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顾本人更是早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名言。黄宗羲也说：“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这种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责任感的概括。第三，致力创新的精神。明清实学学者们要求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绝不蹈袭古人，重复陈言。顾炎武批评明代学风弊病时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强调凡所做学问，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颜元则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贵在己出，强烈地反对蹈袭古人。不袭古人，独立思考，贵在创新的精神，使明清实学家均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别开生面。第四，研究课题的扩大。明清实学跳出了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典礼、制度等，皆在研究之列，其对象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教育、地理、风俗、人情、自然科学等等。

自汉武帝把儒家作品钦定为官学经典后，解经注经便成为中国主流的治学内容，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三大类传统治学方法，即训诂法、义理法、实用法。训诂法解说经典的文章词句，辨音求义，把积累于经典中的语言知识汇集起来；义理法重在阐发经典的主题思想，从中引出新的思想、理论；实用法运用经典直接解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典章制度方面的创置与建设。由此三者所构成的“经学方法”是中国所特有的，源远流长，各有利弊。从传统治学方法的历史发展来看，汉唐训诂笃守师说，局限于章句注疏之学，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最后这种拘束而僵死的训诂方法，使两汉经学日益走向衰落。宋明理学扬弃了汉唐训诂经学的方法，转向“疑经改经”的义理路数。这诚然是一种创新和进步。他们依经发挥，形成心性理论体系，但这一方法到后期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空疏”之病，遂使义理法走向了末路。至明清实学，在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倡导下又发展为“经世致用”的新方法，把上述三大方法综合融通，形成浑然一体的准科学（或曰类科学）新法。这一新法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经”，把一切经典当作百科全书和知识的宝藏，通经可以让人明白先贤的真正言论和行为，了解历史上人与物的真相后，才算是达到了“通经”的效果和目的，这就是“经学即史学”。既然如此，要通经就必须理解包括语音、文字、典章在内的历史沿革。二是“致用”，通经非如宋明理学空谈性理，也不是六经注我，而是为了格物致知，从而裨益于天下苍生。以“通经致用”为纲，包揽涵盖训诂、义理、实用三者，实属学术方法之一大变革。

清朝的乾嘉学派是“通经致用”方法应用得最为出色的著名流派，他们不再满足于空谈心性，而是穷尽毕生心力，专心致志地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尽管其考据方法有着巨大的局限性，但他们开启了中国近代实证和考据的先河，其中潜藏着的某种科学精神，虽然还不等于近现代的科学方法论，却是通向这一科学方法的桥梁。它在以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在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为代表的近代考据学中所显示出的强大力量和丰硕成果，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明末以后，孕育着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理性自觉之潮流，滋生着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争取个人幸福与利益的启蒙意识，涌动着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真理的精神动力，从而显露出可贵的人文启蒙思想的微熹。在伦理道德上，明清实学集中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支柱“三纲五常”，认为君臣关系是同事关系，夫妇、父子、兄弟关系则是朋友关系；在政治上，猛烈抨击君权，直接斥责封建君主为“天下大害”、“皆贼也”，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在哲学上，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如李贽等人的人本自由思想，开了中国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本主义的先河。在土地制度上，公开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经济思想上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主张“工商皆本”。在文艺上，兴起了反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一大批表达和反映市民心理和欲望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在科学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梅文鼎的天文历算之学等等，开拓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新天地。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对象、观念、视角、方法在走向现代，尽管它比当时的西方近代科学研究落后许多，但二者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却已十分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