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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1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

小编: :admin

问:听说钱先生已经退休。我们编辑部的同人和许多朋友都很关心,先生退休以后在想什么,做什么。

答:谢谢朋友们的关心。退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精神的解脱,从此可以不再扮演“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教授”这一角色,因此也就摆脱了这一角色所必有的、必要与不必要的清规戒律,以及自己套上的种种重负;也可以不再受专业限制,处于谁也管不着的境地。跳出学校与专业的藩篱,就可以关注与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更自由地驰骋于更广阔的领域,作更无忌的想象与言说,公开发表与否,已经无所谓了。简单一句话,就是可以“胡思乱想”与“胡说八道”了。当然,事还是要做的,无非是做一些自己愿意做,而又能够做的事情。因此,我把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概括为八个字,即“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问:这很有意思。那么,你在想什么“大问题”呢?

答:就从20 世纪末我在贵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说起吧。题目是《世纪总结与期待》,好像也是贵刊组织的一个专栏:让大家都来总结20世纪,展望21世纪。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中国的历史本是‘一乱一治’的循环,本世纪依然如此:‘治’则做梦,‘乱’则杀人。——但愿从此懂得爱惜人的生命,不要动不动就要人死;但愿从此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改革与建设,‘早些开始,步子慢一点’,千万不要头脑发热而好大喜功”。我还说:“以上所愿,其实都是人类文明的常识。我所期待的正是回到常识中来,不要老想着‘创造奇迹’”。我自认为自己唱的是低调,提的也是最低要求,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正常发展的一个底线。但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底线在21世纪一开始就被突破了:“9.11”一声巨响,炸得我目瞪口呆;接着就是阿富汗战争,以、巴冲突的不断升级;现在又是美国侵犯伊拉克的战争,就在我们谈话的这一时刻,正有多少伊拉克的无辜平民倒在血泊之中!一想到这些,我真是毛骨悚然,坐卧不宁,巨大的愤怒、忧虑、羞愧、不安……交织于心!

问:这样的不安感恐怕是许多人所共有的。先生的反应似乎要格外强烈些,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这可能与我个人的精神气质,以及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对人的生命的残害特别敏感这些因素有关。更根本的是,我由此看到21世纪发展的一些可怕的趋势。对此,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9.11”事件发生以后,我的第一反应,即是对恐怖主义的谴责——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不仅因为它首先越过了我所说的底线,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但我接着又在网上,看见有人公开鼓吹所谓“美利坚时代的到来”。接着,就出现了新帝国论、新殖民主义论。接着“先发制人”、“打击邪恶轴心国”被布什政府宣布为美国国策,并且在完全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情况下,美英联军不顾国际舆论,绕开联合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从而越过了两个底线: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的底线,在遵循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秩序的底线。这就真的出现了一个在美国的意志下建立所谓“国际新秩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危险。——在我看来,布什政府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当然不是布什所宣称的“解放伊拉克人民”,也不仅仅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这实际上是他要建立这样一个一切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利坚世界帝国”的一个关键性步骤。这无疑为21世纪未来发展,蒙上了一个阴影,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种危机感。

问:这或许正是世界上许多人持反战立场的一个原因吧。但我想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为什么仍然有许多人(包括相当部分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呢?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答:就像反战者的出发点并不一定相同一样,支持战争的原因与情况也很复杂,要做具体的分析。我关注的是背后的一些理念。而这正是我真正的忧虑所在。

前面已经说到了我对遭受到“9.11”的袭击的美国人民的深刻同情,他们第一次在自己本土上感受到战争的恐怖,因而产生强烈的保护自我生命安全的意识与欲求,这是完全正当的,残害无辜平民的证据确凿的恐怖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必须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提出所谓“先发制人”的战略,并且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直接参与组织、支持恐怖活动的伊拉克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并且不惜牺牲同样是无辜的伊拉克平民的生命,同时,欺骗美国人民,说这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而可悲的是,有不少美国老百姓真的相信了美国政府与媒体合谋制造的这样的“逻辑”,这就跨出了危险的一步:因为这就意味着,承认美国人的生命比其他民族的生命(例如,阿富汗、伊拉克人民的生命)更为重要:这里所潜在的正是种族主义的观念。虽然美国不是一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但美国政府以及传媒联手打造的“人类救星”的美国形象,和美国优越(优先)的单边主义策略,却极有可能把美国带入狭隘的“种族主义”的陷阱。“种族主义”并未随着纳粹的倒台而绝迹,而且尤其可悲的是,当年备受纳粹德国种族主义迫害的以色列人民,当他们容忍沙龙政府对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的“报复”时,事实上也就接受了“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的种族主义逻辑。这是一个真正危险的信号。坦白地说,当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民众与士兵向布什狂热欢呼的那一瞬间,是立刻联想起当年狂热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的;我当然知道,不能将今日之美国与当年的德国简单类比:具有民主传统的美国真的要走向新法西斯主义,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即使仅仅是显示了一种法西斯化的迹象或可能性,也是令一切真正珍惜美国民主传统的人们极为不安的。如果联系到在欧洲许多国家里奉行种族主义的右翼势力的兴起,并且拥有一定的民众支持率,就不能不使人们这样提出问题:曾经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会不会在21世纪重新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历史会不会、将在多大程度上、将以什么方式重演?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对抗、制约的力量。因此,我对美国一些“9.11”事件受害者的家属毅然加入反战的队伍,怀有最大的敬意,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一切人(不分种族,宗教,国家,地区,发展程度,性别,年龄……)的生命都是神圣的,都应该受到保护与尊重;一切残害无辜生命的行为(不管以什么名义与“理由”)都应该受到谴责。这背后还有一个理念也是特别重要的,即人类的生命是息息相通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生命受到不公、残害、凌辱(更何况现在发生的是大规模的杀伤),也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威胁与伤害。在我看来,是他们而不是布什政府代表了美国的传统和希望。

现在,让人忧虑的,正是美国所参与创造,并作出了出色贡献的民主传统正遭到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对伊作战,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对外奉行霸权主义,必然要加强国内的控制,侵犯本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任何政府总是想扩大自己的权力的;事实上,布什政府早在“9.11”事件以后,就已经利用人民的恐慌情绪,逐步实现权力的集中,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限制民主权利。有一件事,尤其引起了我的震动:当我从报刊上看到,美国政府借口反恐怖主义的需要,宣布要发展数百万名的“告密者”,就立刻想起了文革期间的“群众专政”,那样一种时时处在严密的监控下的恐怖,至今想起来还不寒而栗;现在这一命运竟然又落在美国人民及旅美侨民的头上,使人们有理由担心类似“麦卡锡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卷土重来。而这次攻打伊拉克,更是对国际法的公开践踏,同时又借口战争的需要,加强舆论控制,限制美国人民的知情权。这样对民主与法制的破坏,就在事实上动摇了美国立国的根基。“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法制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逃避不了的。随着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与相互制约的结束,美国获得了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现在它以战争威胁一切“不听话”的国家(打伊拉克显然是“杀鸡给猴看”),看来“势不可挡”,但也正预伏着更大的危机。因此,在我看来,反战的意义,就意味着对民主传统和法律秩序的要求和捍卫。美国国内的反战是如此,国际上的反战虽然包含着对美国霸权的抗议,但其价值取向也同样如此。

问:反战就是为了捍卫民主与法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个人也是同意的。但据我所知,许多人是因为反对萨达姆的独裁政权而支持这场战争的——尽管不一定公开宣称这一点。你是怎样看待这种意见的呢?

答:我的态度有三:一理解,二不同意,三认为其中包含有重要的提醒,不可忽视。持这样的观点的有不少人都是我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许多人都是坚定地反对极权专制的,这种反对,不仅是理念上的,更是与他们的人生经历、现实境遇直接相连,其中渗透了自身痛苦的生命体验与记忆,因此,他们是把萨达姆政权看作是极权专制的一个代表、象征,他们怀着对在极权统治下痛苦呻吟的人民(包括伊拉克人民)的深切同情,去看待这场战争的,因而也就在一定上认可了美国进攻伊拉克的行为——当然,这种认可,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有的人真的把美国视为“无私的解放者”,更多的人则认为,即使美国另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但客观上却是有利于伊拉克人民的。坦白地说,我对这样的观点与立场是怀有理解的同情的;反对极权专制,这也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在这一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含糊与“例外”,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也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反对萨达姆的极权专制,也是我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我反对美国政府派兵入侵伊拉克,绝不意味着支持萨达姆的独裁政权。但我却不能同意这些朋友因为反对萨达姆独裁政权而认可(甚至支持)布什政府进攻伊拉克的立场,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

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分辩清楚。其一,有的朋友也承认,战争将伤害无辜平民,但他们却把这看作是为推翻萨达姆的独裁政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即所谓“长痛不如短痛”,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说实在话,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时,心灵是为之一颤的;我真的想对这些朋友说:你想过即使是你说的“短痛”,是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成千上万的美好的生命的丧失,是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是幸存者永远不能平息的的痛苦的记忆,是铭刻在整个民族心灵上的精神创伤啊。怎么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冷静,如此轻松地谈论这样的所谓“短痛”呢?在我看来,必须把人的个体生命置于一个绝对的位置——所谓绝对,即是说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里包含了两个绝对权利,即绝对的生存权,与绝对的发展权,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侵害的。——当然,人可以为了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这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完善的需要;这与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的。因此,我们必须将伤害人(特别是无辜平民)的生命的外加的战争,对人实行肉体摧残与精神压迫的独裁专制,同时置于审判台上,这也是一个不能让步的底线。这里,还要指出一点,所谓“两害相权”,计算整体性的得失利弊,这都是政治家的思维;对于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是必须坚守自己的思想理念,不能讲得失而轻易妥协,越过底线。而普通民众的个体生命,任何伤害对于他都是具体的,是更不能讲得失的:试想,如果命都丧“失”了,还谈什么“得”呢?这实在令人感慨:20世纪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已经把我们都潜移默化为“政治家”,习惯于用政治家的整体性思维与利弊观来看待战争这类关涉人的生命的问题,而失去了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对被称为“蚁民”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的最基本的关爱,而对此又缺乏起码的反省,这是十分可悲的。

其次,当人们断定这场战争将伊拉克人民带来他们所渴望的民主,都有一个自命的“伊拉克人民代言人”的潜在身份,而这正恰恰是应该置疑的。事实却是,在人们讨论伊拉克问题时,最有发言权,最应该听取其意见的伊拉克普通民众却是缺席的。这构成了我们的讨论的一个根本性的缺憾,对此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战争进行了半个月,还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也是这些朋友的逻辑所应该出现的伊拉克人民“欢呼解放”的“动人场面”,恐怕至少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据报道,有些当年因反对萨达姆政权而流亡的“不同政见者”,现在又回到伊拉克,他们表示,自己仍然坚持反萨达姆的立场,但却要反抗美国对自己祖国的侵略。尽管这只是一部分人,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态与双重反对立场却是应该予以重视的。——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刚刚读到的《沈从文全集》里的一段话,那是他写于1947年的一篇未完稿,文章谈到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家都在高谈战争的“无可避免”,“以及自己一方面如何‘不得已’”,但沈从文却断言,“稍有爱和不忍之心”,是绝不会“赞成这种大规模集团残杀是国家人民之福”。他并且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欢喜说人民人民,我敢说,如果让人民能表示意见,没有人民会说战争是必须的!但是战争还是来了。这是我们的痛苦,凡有做人良心的总会感到痛苦,是国家民族的耻辱,因为直到如今,我们还缺少一种稍进步的观念,能由战争以外找寻调整这个国家的矛盾方式”(参看《政治与文学》,收《沈从文全集》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我们当然不能将1947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伊拉克作简单类比,但却也能给我们的思考与讨论以某种启示吧。

其三,这些朋友支持这场战争,还有一个前提,即战争的结果,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必然能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富裕与幸福。而这恰恰也是应该置疑的。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无情的事实吧:战争还在进行中,美、英和德、法、俄诸大国,就在为由谁来主宰伊拉克重建而争论不休了;这就足以证明,这些大国的政治家们所关心的是自己在伊拉克的利益,他们所要扶植的是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一个先天地缺乏独立性的政权,能够真正代表伊拉克人民的意志吗?这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可以预见的,倒是战后的伊拉克将是一个诸大国利益争夺与勾结的屠宰场,被屠宰的正是真正饱受战争创伤的伊拉克人民。——这也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美利坚帝国”的“世界新秩序”“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曾经是一个小国、穷国附属大国、富国的殖民主义的时代,现在到了21世纪,表面的长期占领可能难以维持,但支配关系仍要持续下去,这大概也是历史的重演?

当然,萨达姆的极权统治的结束,有可能给伊拉克带来新的不无积极意义的变化。但布什政府却直言不讳,它所要建立的是一种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而且要以此为“样板”,推行到阿拉伯世界。这就实际上包含了要用美国文明来改造阿拉伯文明的意图。这样的用战争方式来输出自身的文明的做法,是危险的。而我们这一代在这个问题上,正是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的。我们曾经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理想的制度——而且,我们这样的想法也并非绝无根据,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确实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将这样的新制度绝对化、理想化,缺乏批判的自觉,而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失去了自我否定、调整、更新的机制,就必然走向僵化,其内在的弊端只能愈演愈烈,终于造成了自身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试图通过世界革命的方式将这样的制度强行输出,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一,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其最后的徒劳与失败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也是必然的。这里,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将任何一种制度(不管它本身包含了多大的合理性)绝对化、理想化,都会最终损害到其自身;任何一种制度(也同样不管它自身具有多大的优越性),都是不能输出的,尤其不能用战争的方式强行输出。在我看来,如果美国的当权者对自己的制度与文明,缺乏足够的自我反省、批判意识,并试图将其输出到全世界,以此来建立它所谓的“全球新秩序”,那20世纪曾经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悲剧完全可能在21世纪在美国这里重演,说不定这次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就会成为其自身危机的开始,即使从表面看,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这里还有一个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当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强烈不满时,是很容易将在我们看来比较先进的国家与制度理想化,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把苏联视为“人间天堂”的,当时有句话在我们这一代中是很有吸引力的,即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无条件地认同苏联的态度,使我们长时间地失去了自我独立判断的能力,今天回想起来也仍是羞愧不已。人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任何国家、民族的问题最终只能靠自己的人民来解决,把自我或民族的解放的希望交给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是危险的。20世纪的全部历史都告诉我们,对任何试图“解放”自己的个人、国家,都要保持警惕。

最后要说的是,尽管我不同意因为反对萨达姆独裁政权进而认同美国布什政府派兵入侵(或曰“解放”)伊拉克,但这样一种反独裁政权的立场,却自有其意义。它提醒人们,绝对不能因为反对美国布什政府派兵入侵伊拉克而反过来美化极权专制。这也是一条不能越过的底线。——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收《且界亭杂文末编》)。鲁迅是在1930年代发出这样的警告的;而在我的感觉中,21世纪一开局,就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样的“故鬼重来”的背景下,重温当年的历史,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问:您的这一番分析,很有启发性。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或许可以把我们的讨论再深入一步:美国布什政权攻打伊拉克是打着“反恐怖主义”的旗号的,你是如何看待反恐怖主义的问题的?

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布什政府以反恐怖主义的名义侵犯伊拉克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它至今也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伊拉克政权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联系。但这却提醒我们注意:美国的统治者正在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完全正当的反感,将恐怖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无限制的扩大,其结果就是一切反抗(甚至是一切“不顺服”)都被视为恐怖主义而加以无情的镇压。也正因为如此,它得到了一切统治者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反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很有可能变成维护国际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强权统治,国内富人对穷人的强权统治的联盟。大国、强国之间当然会有各种矛盾与争夺,这样的矛盾和争夺,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会有积极的意义;但正如他们自己所一再强调的:在一些更根本的问题上,例如维护所谓“大国利益”,加强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控制,他们又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他们所要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一切善良的人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与足够的警惕。

在我看来,只有滥杀无辜平民,才可以视为“恐怖主义”;从另一面说,只要滥杀无辜平民,不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视为“恐怖主义”。因此,美国布什政府这回在并没有受到伊拉克武装威胁与侵犯的情况下,违反联合国宪章,打到伊拉克本土,杀害那里的无辜平民,其本身就构成了恐怖主义行为。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在于,一些受压迫、被侵害的弱者,在奋起反抗时,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者或侵犯者直接对抗,就只有伤及无辜,以示“报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爆炸”。人们还预计,美国侵犯伊拉克所播下的仇恨的种子,可能会引发出持续的报复性的恐怖主义。坦白地说,面对这类报复行为,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就陷入了深刻的困惑之中:我是赞同鲁迅的说法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文艺与革命》,收《三闲集》)因此,在我看来,被压迫被侵害者的反抗,是天经地义的,我对之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但如果因此而采取极端的手段,又是我不能赞同的,特别是伤及无辜平民,就更是越过了我的底线,是我绝对不能接受,而且要予以谴责的。面对残酷的暴政与侵略,又如何能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是20世纪(很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难题”,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大的代价,看来这仍然要在21世纪继续困绕人类,正是在这些地方显出了我们这些空有理念,而无任何实际力量和能力的书生的软弱与无用。沈从文当年说他感到痛苦与耻辱,现在我也终于感受到了。

我把美国布什政府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绝非调侃,而是严肃认真的。我甚至感到了布什与萨达姆的一致。——萨达姆在国内滥杀无辜,特别是使用生化武器屠杀库尔德人,正是典型的恐怖主义。(顺便说一点: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材料,说当时联合国曾提出过谴责萨达姆的提案,却被正在支持萨达姆的美国政府否决了;可见美国政府反不反恐怖主义,完全是从其利益出发的,高谈“公理”、“正义”,实是欺人欺世)。从表面看,布什政府与恐怖主义、萨达姆,是绝对对立的;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其内在思想逻辑的相通。甚至在用语上也是惊人的一致,比如他们都宣布对方是“邪恶”力量(“9.11”恐怖主义分子与萨达姆都指美国为“魔鬼”,美国则直称伊拉克等国为“邪恶轴心国”),这样就把自己置于“正义”、“真理”的化身,“替天行道”的地位,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政治策略,而且也包含了一种思维与理念,即将自己所信奉的文明原则,自己所属的文化绝对化、神圣化,并将不同于自己的文明、文化妖魔化,为了追求文明与文化的“纯洁化”,而不惜动用武力歼灭一切“异端”。这其实正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宗教战争”的逻辑,现在在21世纪又以一种新的现代形式复活了。这是触目惊心的。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是布什,还是萨达姆,本.拉登,他们在发动战争,滥杀无辜时,无不怀着一种神圣感,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相信他们主观上的“真诚性”:布什是那样理直气壮地宣布要去“解放”伊拉克和他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俨然人类“救世主”(也真有天真的人们满怀激情地赞扬布什再一次“拯救”了人类);而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所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气概”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双方的牺牲者都被宣布为“烈士”,而成为自己的“民族英雄”。这样一种现象也同样触目惊心。在我看来,在英雄主义、信仰主义、道德主义的神圣光圈笼罩下的对生命的残杀,是真正令人恐怖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要联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我们吃够了这类“浪漫主义的专制与屠戮”的苦,莫非真的要延续到21世纪,并且还要扩展到全世界?

这背后,还有一个理念,即所谓“只要目的是崇高的,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这本是一切极权政治的逻辑,毛泽东曾把它发展到极端,所谓“为了人类的解放,全世界的人死了一半也无所谓”的“宏论”,曾使举世为之震惊。今天的恐怖主义分子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9.11”事件,支持他们的也依然是这样的逻辑。而现在,当布什政府在“解放伊拉克人民”的“崇高”旗帜下,用伊拉克人民与军队的生命,做具有空前杀伤力的最新式武器的“试验”,也就事实上接受、奉行了这样的逻辑。看似对立的双方就是这样走到一起了:这大概也是一种铁的逻辑吧。他们是必然要走到一起的:因为布什、萨达姆与本.拉登所代表的三种势力,正在构成对人类文明的根基——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的巨大威胁,对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人道,人权,民主,自由,法制与和平的根本性挑战。在我看来,这正是21世纪一开始,世界所面临的危机。

问:那么,你认为有没有对抗这样的危险的力量,希望何在呢?

答:这正是我的困惑之处。尽管我还心存一点希望。比如,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存在着某种纠正、调节的机制的,因此,当布什政府的入侵遭到了强烈的反抗,预期的结果打了很大的折扣,并产生了新的危机,那就会危及其自身,他所奉行的“单边主义”与“先法制人”的战略就会受到一定的扼制;但布什及其奉行的战略在美国国内自有其基础(包括民众基础),与美国体制本身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因此,即使变更了执政者,但是否会根本改变美国主宰全球“新秩序”的“帝国梦”,也是大可怀疑的。另一方面,这次全球性的反战运动及其已经产生的扼制作用,是出乎我的意外的,我因此而看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利用网络这类新的信息系统联合起来,开展国际性的和平、民主与环保运动的某种可能性,从这里是可以看到某些希望的。但民间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各国政府的行为,今天还是看不清楚的。让我更感到困惑的是,面对我所说的三大势力的威胁与挑战(三者之间又因相互纠缠而形成某种恶性循环)——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的挑战,更是思想、文化的挑战,我们不仅看不到足以与之抗衡的现实力量,同时感到的是建立与之抗衡的新的思想、文化力量的迫切性,这本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而我们恰恰是准备不足,就不能不产生应对无力之感,也就看不到新的出路。结果依然如鲁迅当年所说,只是反抗就是了,“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已。

问:你的这一番分析,很有启发性,不过似乎是过于悲观了。但我仍然强烈地感到其中的历史感:你是带着20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待今天的诸多问题的,并且是从中国问题出发来看世界问题的,因此,就引发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话题。

答:这可能是像我这样的20 世纪的“过来人”思考问题的一个特点吧。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经验教训,也许就对历史的“重来”现象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年轻人看来或许是过分的。而且我本不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我不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来思考与发表这一番议论,而只是一个关心21世纪的发展的普通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或许是多余的忧虑与不安——说实在的,我也真的希望我的所有判断将来都被历史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有部分的言中,那也是不幸的。这样,我又有了某种自信:在这狂热的时代,这样的“危言”,作为一种说法,我姑妄说之,人们也姑妄听之,它或许还有点存在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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