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阅读本位”到“表现本位”

愿明天的孩子们，拥有自己的言语个性和浪漫情怀，能尽情放飞想象和幻想，体验“言语表现”的幸福和快乐，觉悟作为“符号动物”的崇高和庄严；走出急功近利、争名夺利的浮躁和焦灼，揣一颗稚拙纯真的童心，随心所欲地演绎“言语人生”“诗意人生”，恬淡从容地营造精神家园，品味情趣盎然的生命。

20世纪初，新语文教育是以反“八股精神”奠基的，从为应试、为功名，转向为文章、为实用。到了世纪末，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非但“老八股”没反掉，为文章、为实用的目标末达成，却又滋生了“新八股”，重又退回到了为应试、为功名的老路上去，再次把语文教育推上了绝境。

面对21世纪信息社会的挑战，作为现代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说”和“写”的能力。“说”和“写”的能力，是所有专业人士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之一，也是现代人身心健全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这一需求还在与日俱增。可以预言，“说”和“写”的能力，将在未来社会的人才竞争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难想象，一个只具专业技能而缺乏说、写能力的人，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应付裕如地施展自己的才能，能称得上心灵丰富、精神健康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因而，在未来教育中，语文学科的日益显著的“素质性”功能，必定备受关注，语文教育将展现出浓郁的人性和人文魅力，给学生的人生旅途更多的温馨和诗意。

语文教育面临着一次新的革命性转型。

这一转型，除了教育管理、考试机制等的改革，使其能够适应语文教育本体发展外(这靠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改变观念、实事求是、齐心协力)，至关重要的是应在当代学术和教育发展的大视野下，廓清“工具论”的阴霾，使学生不再成为教育产业批量生产的“千人一面”的机器人。对语文教育思想和规范作前瞻性的解构和重建，还语文“郁郁乎‘文’哉！”之本真。

愿明天的孩子们，拥有自己的言语个性和浪漫情怀，能尽情放飞想象和幻想，体验“言语表现”的幸福和快乐，觉悟作为“符号动物”的崇高和庄严；走出急功近利、争名夺利的浮躁和焦灼，揣一颗稚拙纯真的童心，随心所欲地演绎“言语人生”“诗意人生”，恬淡从容地营造精神家园，品味情趣盎然的生命。

语文界的学科理念亟待更新。

现有“规范”的阐释：我国现代语文教育规范，创构于20世纪初，确立于1960年代前期。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叶圣陶。其基本理念是——教育目的：“应用”“实用”，即“应付生活”；教育功能：“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教学范式：以阅读为本位(“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可称作“以阅读为本位”的“吸收实用”型规范。

所谓的现代语文教育规范，是指在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程中，相对稳定的、曾得到较为广泛地认同的语文教育观念和方法。在实践中“以阅读为本位”的“吸收实用”型语文教育规范也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和挑战，但总的来说，至少在观念上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

这一规范的创构，可以追溯到清末语文教育的转型，最终完成这一建构的集大成者(或称代表人物)是叶圣陶先生。

语文教育的“实用性”目的，在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教育法规中就已明确提出。如《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中国文字”科目(初小语文)下规定：“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供谋生应世之要需。”在“中国文学”科目(高小语文)下规定：“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在《奏定学务纲要》中也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应该承认，在“把文字交给大众”上，“实用性”有其历史功绩）——后来人们对“实用性”的诠释也许有所不同，但在“应世之需”这一点上的认识是共同的。

叶圣陶在民初就阐明了相似的意见：“宜以最经济之时间练成其最能切实应用之作文能力。”在1924年出版的《作文论》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指出充实的生活是写作的源头，而要“求充实”，须“训练思想与培养情感”。谈到“训练思想”时．他引用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观点“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从而将“应用”，借助“思想”与“生活”的中介，与“作文”的目的联系起来。后来在许多文章中又一再强调语文的实用性功能，他说；“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需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学生为什么要练习作文，对个这个问题，老师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总而言之，他认为语文学习是为了“应用”，即“应需”。

由于“实用”“应用”“应需”这些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从1950、1960年代的“泛政治化”、“文革”中的“极端政治化”，以及1980、1990年代的“应试”教育和“标准化”考试等，都可以打出“应世之需”之名，而行偷换概念之实。因而，不论是在前的“课程标准”，还是在后的“教学大纲”，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上有关“实用性”的要求。即便是“应试”教育搞得轰轰烈烈之时，“教学大纲”上也还是赫然写着：“……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但是，毫无疑问，作为语文课“共识”的“实用性”，主要指的当是“谋生处世”这一外部的社会性的需要。

在“实用性”目的之下，自然应培养学生的实际语文能力。语文能力一般界定为听、读、说、写四种，主要限定于阅读与写作这两种。从清末民初开始，语文教学便是侧重于阅读，教学中以对“文选”的讲解为主。而人们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评价又往往看的是他们的写作水平。针对这种情况，叶圣陶在1940年发表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阐明了阅读与写作的功能与相互关系，指出了写作的“根”在阅读。他说：“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到了1960年代，他又重申了上述看法，并对读、写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确认：“有些人把阅读和写作看做不甚相干的两回事，而且特别看重写作。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好象语文程度就只看写作程度似的。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结合前面谈到的“应用”、“实用”的目的论，对上述观点作逻辑的梳理：一、写作的基础是阅读，阅读决定了写作；写作的“根”在阅读，写作只是“根”上抽出的“枝叶”。这就确立了“以阅读为本位”的以读带（促）写的语文教学范式。二、写作的目的是”应用”、“实用”，而写作“倾吐”得如何，则是由阅读的“吸收”情况所决定的，实即：由“吸收”而致“应用”、“实用”，简化为“吸收实用”型。综合一、二，我们拟将叶圣陶建构起的语文教育规范称为“以阅读为本位”的“吸收实用”型语文教育规范。后来的张志公、吕淑湘等人的语文教育观也基本上相同。虽然在各个时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中，这一规范未必都得到了准确、充分的体现，但至少在语文界多数人的观念上是得到认同的。这一规范堪称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主流教育规范。

现有”规范”的解构：语文教育目的除了应用、实用外，还应有超功利的人的本体性发展需求，言语上自我实现的需求；“吸收”既非“阅读”的功能，也非语文教育的功能，阅读只能作为“表现”的过程或手段之一；教学范式的“阅读本位”，较之于“表现（说、写）本位”劣势明显，无法达成语文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也未能体现优化的课程形态和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