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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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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 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 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 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 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 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 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 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 从立言 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 临黄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 ),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 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 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 134)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 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 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 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 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 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 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 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 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 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 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 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 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 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 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 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 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 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 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 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 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 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 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 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 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 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 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 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 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 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 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 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 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 秦王的具体情节,硃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 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 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兒子冯遂和司 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 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 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 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 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趕到洛阳,接受了 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 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勉励他完成 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 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 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 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 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 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 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 记》。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 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 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司马谈在向兒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 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 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 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 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 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 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 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 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 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 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 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 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 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 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第二节 《史记》的叙事艺术

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因果关系 的探索展示 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 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 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 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 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 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 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 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 条。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由五 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 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 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 貌。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 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 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 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 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 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 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 、《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 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 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 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 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 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 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 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 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 (《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 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 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 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 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 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 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 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 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 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 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 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 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 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 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 《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 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 《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 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 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 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 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 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 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 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 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 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 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 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 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 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 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 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 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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