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道士塔》一文加点注释

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选入了余秋雨的历史散文《道士塔》。余文以充满忧患意识的语言记述了中华民族永远难忘的一段文化屈辱史，我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这篇课文时，好学的学生们问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增加了我对藏经洞诸事的兴趣，为此查阅了许多资料，觉得还可以给原作加一些注释，便于全面、历史的看问题。

一、 王圆箓1900年以前在莫高窟做了些什么

余文说“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王圆箓在敦煌究竟如何当的家呢？文坛上兴起“二余”“金余”之争时，有学者表示对虚构王圆箓随意“打扫”洞窟的情形不能接受，以为没有史料为依据。其实作为文学创作，此处也不算什么硬伤，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王圆箓在莫高窟也不光是刷石灰、砸塑像。王圆箓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前后至敦煌莫高窟，清理沙石供奉香火，经布道募化才小有积蓄。当时莫高窟年久失修，崖间行廊多已不存，洞窟或崩塌或为流沙所堵埋，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喇嘛在这里居住。王道士以自己的宗教眼光审视这座佛教圣地，加以适当清理修整，其间破坏行为当然是主要的、严重的，但秉持公心看那段历史，他也算得是莫高窟的第一个修理工，客观上作了一定的保护工作。斯坦因在记述自己骗宝经历的文章里也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下同）

二、发现藏经洞的具体经过真如《道士塔》一文所说吗？

学生们对“探险夺宝”之类的故事很感兴趣，不过王圆箓当时发现藏经洞的经过不像余问说得那样简单。余文说“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这当然又是文学创作式的加工。史实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圆箓雇敦煌贫士杨某位文案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因各处朝山进香者络绎不绝，农历5月26日命杨某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登记布施。杨某往墙壁上磕烟锅头，觉得有空洞回音，告诉了王圆箓。两人于是半夜破壁探察，这才发现了藏经洞。

三、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满清政府在文物保护的问题上到底如何“无作为”

王圆箓取出部分经卷送给当地官绅以“拉关系”，其中包括敦煌县令汪宗翰、安素道台、迪化（今乌鲁木齐）将军等人。1903年甘肃学政叶昌炽视学时得到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建议将宝物运送省城，然而甘肃省太“穷”了，布政司衙门只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宗翰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斯坦因在文章中说：“官府甚至没有对这批卷子如何处置作出任何安排。”1908年伯希和到了北京，曾对官员说起藏经洞的事，被当作“奇闻”，听听而已（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奇闻也”）。1909年即将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两江总督端方曾要求购回文物。1909年中求学部官员罗振玉首次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轴，立即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购归。1910年甘肃代理巡抚何彦升押送文物上交学部，车到京师，何彦升把车赶进自家宅院，何的儿子找来在学部、京师大学堂任职的亲友李盛铎等，挑选其中的许多珍贵写本据为己有，又把许多整本的经卷撕成两半、三半以凑足数目掩盖罪行。此后何、李两家藏品大部分转售日本。

四、 除了王圆箓外，还有谁是外国强盗的帮凶

王圆箓监守自盗，靠出卖藏经洞文物共得银1550两，加上历年募化所得，马上成为敦煌巨富，以82岁高龄寿终正寝。除了这个“得好死”的敦煌道士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中国人充当洋人掠夺国宝的帮凶了吗？很不幸，中华民族在各个危亡时期都不缺少汉奸、卖国贼，除王道士外，还有几个人在敦煌的文化史上也留下了可耻的纪录。英国人斯坦因能骗到敦煌文物，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个中国“师爷”大大帮衬了一把。斯坦因在文章里称赞这个蒋师爷：“这是一件很苦的差事。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同他对我所有的热心帮助一样，长久以来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蒋孝琬，湖南人，清光绪年间去新疆当师爷，1907年以助手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教授斯坦因中文。他还协助斯坦因处理庶务，疏通关系：帮助斯坦因“没费多大劲”就从王圆箓嘴里掏出了有用的内情，首先从经卷的“玄奘”字样上判断出这批文物的价值，由此编了套“印度洋和尚取东土真经（斯坦因此次考察由印度进入中国）”的鬼话来打消前程愚昧的王圆箓宗教上的顾虑（王圆箓回忆说：“由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英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佛经万卷。”）；帮助斯坦因纪录和整理所得资料。1913年蒋师爷因病未能培荣斯坦因第二次探险，热情推荐了一李姓师爷预知同行。在斯坦因的学术论文里，充斥着蒋事业“急于想替我、面带着一股兴奋和生理的神情过来告诉我、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等字句。1935年英国人巴慎思对敦煌文物下“黑手”，也带有两个中国随从，一个翻译，一个仆役。没有张邦昌、刘豫做傀儡，完颜兀术不会很顺利的控制北宋黄淮地区；没有洪承畴、吴三桂作向导，多尔衮不会很顺利的打下明朝江山；同样，没有王圆箓、蒋孝琬做内应，斯坦因、伯希和不会那么容易拿走敦煌经卷！西方列强明抢暗夺的野蛮行径让我们憎恨，中国“同类”明卖暗送的无耻行径更让我们痛心，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页。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

五、 关于国际社会参与敦煌文物的保护情况

学生们一读到西方考古学者以极小代价就换走民族文化珍品的段落就恨得牙痒，不免流露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该说明，敦煌石窟的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色彩日益浓重，带着先进仪器和资金来到敦煌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研究者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取得了文物保护上的重大进展，壁画保护上致命的酥碱问题就是由美国盖蒂研究所研究解决的。1997年10月，日本人青山庆示遵照其父青山三羽的遗嘱，将收藏的8件敦煌文物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这是流落海外的敦煌文物第一次回归。一位日本女大学生越智佳织死于车祸后，她母亲把给女儿（生前一直迷恋敦煌）准备的到中国留学的200万日元捐给了敦煌研究院。

总起来说，敦煌的兴衰是和国家与民族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偶然中总有必然因素在起决定作用，不能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个人品德因素。正是：道士塔中王圆箓，当年敦煌空手湖，扫把轻挥锤轻舞，洞壁重刷像重塑。洋僧洋钱换经文，愚民愚官求福禄，学者薪火传荣辱，百年遗恨莫高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