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谷仙介的《王维研究》（节选）

一 王维的家世

入谷仙介从王维家谱中，看出王维的父祖辈官位都不高，据此而得知王维是成长在「小官僚出身的士族家庭」之中的。虽说古人认为王维「富贵山林，两得其趣」（《岁寒堂诗话》），然而王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是个天生的富贵公子，他是成长于一个有潜力、但当时不算显赫的阶级之中。这一点可能会影响他的性格。

而王维的籍贯，《旧唐书》写道：「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说王维是太原祁人，父亲名叫王处廉，退休时官做到汾州司马（汾州副州长），全家搬到蒲州，因此他们家后来算是河东人。这一段叙述看似平凡无奇，然而入谷仙介认为「蒲州因位于潼关之外而被视为天子膝下，又是连接长安、洛阳两都的中介，受这些都会的风气影响，又作为唐朝的发祥地和北方的边防重镇，连经首都长安和朝廷重地太原的要地，在当时相当繁荣。」 因此，王维家族从祁县搬往蒲州，表示他们是个「积极靠拢中央政权及官方文化的家族」 。以现代台湾的角度想，就好比原来住在中南部的王家，因为家长王处廉工作调到台北，遂全家搬到台北去，以便未来更有发展。

王维的家谱主要是靠着王维那身为宰相的弟弟王缙，才得以保存下来。唐代对宰相的家谱总会尽量保留，然宰相王缙，他的家谱却只从他的高祖父──赵州司马王儒贤开始记起。王维、王缙兄弟的父祖们：从高祖父王儒贤、曾祖父王知节、祖父王冑、父亲王处廉，有三代官只做到司马，司马只是「从五品下」到「正六品下」的官，不算高官。对于这个历史事实，入谷仙介解释道：「王儒贤和他的后嗣四人中，有三人官只做到州司马，也是因为受家族地位所限，面对一道难以攻破的门第之墙，而从山区的祁县举家迁移到稍靠近首都的繁华地蒲州，应该是出于靠拢中央集权的愿望」 。

家族地位、门第，这在唐朝初年尚是一个残存的社会问题。初唐时，真正的大家族，威望能盖过皇室。拥有胡人血统的皇室李家，为了在大家族面前抬得起头来，将自己的血统向上攀缘到老子李耳。至于为什么是老子，或许跟六朝以来玄学盛行的风气有关。玄学中，《易经》、《老子》、《庄子》（俗称三玄）是士人间最崇尚的经典。读书人往往以能够谈三玄，当作优雅高贵的象征。而李家自称是三玄中老子的后代，证明自己拥有高贵的血统，并非一时暴起的政治暴发户，在名门望族面前或许能扳回一点颜面。这种托付名人之后的习惯在中国很常见，不一定要经过多么详细的考证，不一定要一代一代推出来，它有时是一种信念的宣称，目的在确立自身在当代的地位。

在这样的风气中，入谷仙介认为，王维的家庭中，母亲一方应该具有较权威的发言权。王维的母亲姓崔，被封为博陵县君（县君是朝廷给官员妻子或母亲的封号）；如果她的家族就是博陵崔氏的话，那么她是当时的大贵族之一，在家里的地位应该很高，能对家里的大事拿主意。王维十七岁时，写下有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其诗道：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差茱萸少一人。

这意味着王维十七岁时已经离开故乡，在长安谋求发展了。王维在这么年轻时便离乡背景，无依无靠的到一个没有亲人、没有兄弟的地方，入谷仙介认为这可能是崔家德高望重的人下的决定。「即便这位博陵县君属于崔氏中不起眼的末流，也能够为重振门庭而向中央政权送出自己的孩子。于是，还是红颜少年的王维，怀抱着对前途的巨大希望和忐忑不安，带着以母亲为首的周围亲人的期待，离开生养自己的家，向都会出发了。」

二 少年王维

据入谷川介分析，王维享年应当是六十三岁，而非《新唐书》所载的六十一岁。 王维十九岁时，在京兆府试中得了解元，亦即京兆府举人考试中的第一名。京兆府考区，在当时是聚集了唐朝最强的考生。京兆府录取的十名的举人，往往会全数考上进士，再不济也会有七八个考上进士。 因此，十九岁就能在京兆府考区考取第一名，可见王维确是早慧的青年。

王维集中注明写作年纪的诗只有十首，最早的是十五岁，最晚的是二十一岁。二十一岁以后的诗不再注明年纪。这种特别注明年龄的作法，意味着天才少年王维的作品有其盛传期。人们惊讶于作者诗作之佳以及年纪之轻，因此年纪被特别记录下来。二十一岁以后，王维不再注明写作年纪，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年纪对王维来说已不再值得夸耀。入谷仙介认为，王维二十一岁时，他的身分地位产了了重大的变化，极有可能王维是在二十一岁时考取进士。

《新唐书》中称王维「九岁知属词」，从小就才华过人；而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举「诗人早慧者」，以「权德舆三岁」为开端，列举杜甫、李贺、王维、李白、元稹、白居易等二十余人。在唐朝，朝廷为儿童设制了「童子科」，让儿童能够得到国家直接的栽培。这些儿童中，有的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人物，证明了朝廷的苦心栽培是值得的；于是父母留意儿童的才能，投入教育的力量。但后来风气渐衰，毕竟经过长期的时间证明：神童不一定能成材，起跑点的领先，不代表能永远领先下去。然而可以说，没有比唐朝更重视神童的时代了。

在这种时代气氛下成长的王维，不难想象，他那自小就具备的才华是如何重家人的重视。几乎家人把带领王家走向富贵的希望，都寄托在王维身上。可能王维从小被加上这样的期望，影响了他的人格特质。从他后来的遭遇与反应来看，他总是想置身于权势和文化中枢的一隅，即使一时外任地方官，以后也一定要设法回到这个中心。然而，他在权势中心稍一留滞就会心情很糟，不断地想从中逃脱出来回归自然的怀抱。他的心态深层是处在靠拢中心和被中心排斥的矛盾氛围中。也就是他内心希望能靠拢权势中心，但他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个性，在现实中会是被排斥的异端分子。祖辈的夙愿和现实的矛盾，要经由王维一个人来解决了。

王维向长安进发后，很快地打入上流社会。《旧唐书》记载：王维在开元、天宝年间，以一个诗人闻名于世，「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这段文字除了表现王维受到贵族们的礼遇之外，入谷仙介还逆向思考，得出一个有理的结论：「也就是说，当时诸王是他（指王维）的重点交际对象。」

入谷仙介分析，唐玄宗刚即位时的所谓「诸王」，具有不同寻常的分量。唐玄宗并非经过正常手段继承来的，经过武则天及其后的宫廷斗争中，许多皇室成员都未能幸免于难；唐玄宗的帝位也是透过政变，以优异的功绩获取来的，因此他对残存不多的皇室诸王抱持两种态度：一个是尽可能给他们享乐、给他们优待，另一是尽可能的不让他们参政议政。让诸王渐渐地失去政治势力、且沉溺在欢乐之中。唐玄宗刚即位时，与诸王都只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退朝之后，唐玄宗卸下皇帝的架子，和他们以家人的礼节对待，一同讲论、赋诗、下棋、饮酒、打猎、弹奏乐器……，过着自在逍遥的生活。 因此诸王虽无雄厚的政治势力，但却很受皇帝的看重与礼遇。后来玄宗的皇子们、以及诸王的王子们，他们在新的长安社交界成长起来，但那种诸王与皇帝相亲相爱的盛况，已经不能跟唐玄宗时代相提并论了。

王维受到诸王礼遇，受的便是唐玄宗时代的诸王。这个时代中，「多才多艺」，颇能受到王公贵族的赏识与礼遇。《集异记》中有一则故事，白话的意思是：

王维为了获取公主的赏识提拔，在岐王指点之下，打扮成俊美的琵琶乐师，带着得意的代表诗作十首，到公主府中表演。公主对少年乐师的琴技感到佩服，正惊叹间，岐王说这个少年的诗更为出色。公主问少年是否有带他的诗作前来，王维取出诗作呈上。公主一读，大为惊讶，说：「这些诗都是名作，连儿童都能朗朗上口。我一直以为是古人佳作，想不到是你写的！」遂令王维更换衣服，以客人之礼接待。王维风流潇洒、幽默风趣，掳获在座众人的心。岐王说：「如果今年京兆府能录取他为解元，那真是国家的幸事了。」公主说：「怎不叫他去考呢？」岐王说：「他脾气很固执，追求完美，曾说如果考不上解元，宁可不考。可是公主已经要把解元评给张九皋了（按：唐朝考试有一不良风气，考卷可公开的温卷、名次可事先给定），他便无意应考了。」公主笑说：「那也没什么。张九皋只是人家拜托的而已。真要论才学，这位少年才应该拿解元啊！」转身对王维说：「你应该要得解元。我会想办法让你得解元的。」王维拜谢，于是公主召来试官，吩咐一番，王维因此考上解元。

故事虽然是假的，但故事不能完全地假造，王维必然是有某些形象符合人们的幻想，因此才会以王维的名字假造故事。怎样的形象呢？年轻、俊美、多才多艺、受贵族欣赏、少年得志。这些形象使王维适合当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因此有了《集异记》中的这个故事。对照《旧唐书》的记载，王维确实受诸王礼遇赏识，《集异记》编撰这个故事时，也不能说是完全的空穴来风。

王维考上进士前，已经受到诸王赏识、名满长安了。今存王维诗作，大约只有王维全部诗作的一成，在这一成的诗作中，有十首是确定在他二十一岁之前的作品。这十首诗，有三首是乐府。此外还有《息夫人》的内容也很像乐府。为什么乐府诗占有这么高的比重呢？这是不是透露了什么值得玩味的讯息？

注：《王维研究》，日本学者入谷仙介70年代写成，中华书局已经翻译出版。有评论者认为，这位日本学者占据的许多材料在国内研究者那里见不到，而且对王维诗的体会也恰恰更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