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以汉代唐，并多次提到汉代的军伍英雄，以往评论者多将此视为一种修辞方法，或认为是诗人就一事而发感慨。笔者则认为，唐代边塞诗人对汉代情有独钟，既有唐代复杂的社会原因．又有汉代军伍文化传承的原因。它虽然通过诗歌反映，但并不是语言现象，而是文化现象。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的朝代。汉唐有许多相似之处：国势强盛，疆域辽阔，都是刚刚结束纷争的局面而定都长安，同时又都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威胁。汉代的边疆保卫战和开疆拓土常常被后人传为美谈，一大批优秀的军伍英雄被后人奉为楷模。卫青、霍去病、李广、李蔡、张骞、傅介子、马援、班超、窦宪等人物，雄姿英发，战功卓著，成为功名的化身和人们崇拜的偶像。唐代开国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致使边塞战争不断，社会的尚武氛围相当浓厚。比较而言，唐代诗人比以往朝代诗人要活跃得多。他们关心国事，注目边塞，渴望在盛世做一番事业建功立勋。在时代的呼唤下，他们摒弃了读经应考入仕的老路。因为他们大多出身寒微，仕途之路坎坷崎岖，“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1]，“尚有芹心，无因见明主”[1]，“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1]。边塞战争的兴起，使他们看到了一条光明之路，军中将士的功业使他们跃跃欲试。在他们看来既然“无由谒天阶”[1]，倒不如走军旅之路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军中主帅也需要文人到幕府中来，高适《送董判官》：“幕府为才子，将军作主人”[1]．即是指此。于是，他们响应时代呼唤，放弃延续多年的传统老路，踏上了文人从戎的新路。火热的激情，异域的风光，战争的场面，渴望与梦想，使他们热血沸腾，豪气冲天。“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1]，“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1]，“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1]，“东走到营州，投身事边将”[1]。在军伍精神的感召和功名心的驱使下，其尚武精神超出以往任何朝代诗人。

上述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法国美学思想家丹纳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这段话用来解释唐代边塞诗人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确实。呐喊着从军边塞的并不只是诗人，整个社会的人都在憧憬着走这样一条路。除了张扬尚武精神外，整个社会都在从历史当中汲取精神资源，寻求可继承的历史文化。这样，汉代的军伍英雄便非常自然地成了唐代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我们可以通过史料看清当时整个社会是怎样把汉代英雄视为楷模，鼓舞着人们走向边塞战场，也可由此看出唐代边塞诗人产生汉代情结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我们首先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旧唐书•魏元忠传》曰：

夫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故班超投笔而叹，祖逖击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汉文帝时，魏尚、李广并身任边将，位为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贤而囚之，不知李广之才而不能用之，常叹李广恨生不逢时，令当高祖日，万户侯岂足道哉。夫以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匈奴畏之，号为“飞将”，尔时胡骑凭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叹其生不逢 时。此是仪凤年间，吐蕃犯边，魏元忠上书言用兵之事，举出汉代班超、魏尚、李广三名将，希望朝廷举贤用能。《旧唐书•解琬传》称其“器局坚正，才识高远，公忠彰其立身，贞固足以干事，类张骞之出使，同魏绛之和戎”。以汉代出使西域立功边塞的张骞比之。《旧唐书•刘子玄传》：“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也引出汉代名将李广、马援。《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三中记述郭虔璀等六边将事迹后评价道：“史臣日：‘郭虔璀、郭知运、王君龟、张守琏、牛仙客、王忠嗣立功边疆，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将唐代边将比做汉代英雄，评价是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