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清纯与脆弱

我在《日本关于冰心的介绍之一(周作人的介绍)》文章中曾论述道，最初向日本介绍谢冰心作品的是周作人(1885-1967)，而且周作人并非是由于冰心的作品在当时非常流行才介绍的，而是他感到冰心的作品，与自己的文学观有着共鸣之处，所以才挥笔译介。当时盛行于寻求文学效用性的思潮，比如同是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1898-1958)就明确地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这一口号。我认为，这一思潮实质上受到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表现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行动愿望与焦躁。但是该文对此未能涉及，对可以称作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前期的创造社，如成仿吾(1897-1984)，也未涉及。可以说，这些文学运动，是基于设想使文学科学化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运动可能性的考察。文学科学化，目的在于诸如解明文学工作者的阶级性，探求作为文学，应该表现的内容的目的意义和方向性。这样，文学或许会变得通俗易懂。不过，即使这样，文学传达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仍然未被解明而残存下来。对此，周作人连续作了阐述，当然受到各种反驳及批判。其中有的尖刻地指责他的文学是非科学的，是趣味的。因为人们终于发现趣味这一语句含有个人的狭隘性，从中感受到了某种担心。作为北京大学教授而公开做学问的周作人，有必要系统地确立自己的文学观。毫无疑问，在这种思潮中，显得感伤的冰心文学，尽管微弱，却毫不消失地拥有一直阅读自己作品的众多读者，这一事实大大地增强了周作人的自信。

介绍冰心，起到了强化介绍者的态度的作用，这是我的结论之一。

我想，即便在日本，也可理解同一事例。强化自己的态度，是出于或面临非强化不可的外压；或意识到外压的存在吧!如果冰心的文学，能够支撑自己的文学观，挺住外压的话，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可是，介绍者们并没有明确地叫好，也没有舍之不顾，这里，我感受到了冰心文学所具有的清纯的力量。

一

我在《介绍之一》文章中，曾提及池田桃川的《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文章。池田桃川的文章，连载于大正十年(1921年)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的《读卖新闻》，可能是日本最早论及冰心作品的文章。下面是相关内容：

“兹有有趣一例，即最近冰心所著《爱的实现》这一短篇。内容十分单纯：作家在山中避暑，以爱的实现为题创作，然而到最后收尾时，却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好的结局。可是，有一天无意中看见无邪睡在那儿的一对小姊弟的洁白肉体，顿时萌发灵感，得以完美地终结了故事。看起来创作家的思维仅局限于这一范围，仅凭此类想去写什么爱呀恋呀的。因为创作家自己也这么说，所以不至于有错吧!尽管这是一家之言，但也说明了现在创作界的普遍事实。我们中国那创作的期待，目前尚属绝望吧!”

桃川称，“我毫不掩饰地直言，中国的现代小说，作为小说，几乎是无价值的，没有任何创作的生命”，没有“透析人的心理和打动我等感情的作品”，只不过是故事式或童话。我尽管不十分了解池田桃川其人，但从这篇文章，和他的其他少量文章看，一言以蔽之，池田桃川似乎在说：“中国现代小说是落后的”。

较日本落后这一想法，周作人也有，不如说他的看法更强烈。这在他的“中国的新文学尚属幼稚”等话语中表露无遗。

如同周作人所说，“他自身肯定不懂中国话”那样，池田桃川误解了很多事实。如上述引用所见，在谈及《爱的实现》之时，将“海边”误为“山中”，即是大谬。“小姊弟的洁白肉体”这一表述，也是令人对“肉体”一词产生不快之感，有时会招致误解。

周作人继续写道：“如果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话，即或行文不甚华丽，意思总不至于弄错吧!”他翻译了《爱的实现》，并将自己的“白话诗”精确地译成了日文。

二

如上所述，池田桃川最初对冰心作品的介绍，对小说并未赞誉。

可是，在诗歌方面，却出现了高度评价的介绍。池田文章发表后的八年，即1929年《诗神》三月号刊登了中田信子的《冰心女士的诗》。在此之前4年，中田信子亦曾在《日本诗人》1925年4月号上发表了《中国最近的诗》。她在文中写道：

“不用说，时至今日，那个国家大多数人所说的诗，都是指旧时的古体诗。近年来勃兴的自由诗(不遵循往日烦琐韵律形式的诗)运动逐渐增大势力，如今有席卷全国之势。”

“自由诗运动的中心仍然是青年诗人，或者是青年学生。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也参与了这一运动，不过，与他们的力量相比，更为强大的是充满生气的青年诗人。

“这些新诗运动的诗人们，对于诗作态度，对于诗的性质，发表如下见解：

“所有诗歌都产生于人类的情感。诗歌最宜于表现我们心中强烈的感触与苦恼，快乐、悲哀、愤懑，以及其他的感情思考。我们必须打破诗歌的声韵、格律，以及其他各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决不允许心中的感情，为这种不合理的框框所束缚。如果任其束缚，我们的感情就会全然畸形化，被阉割，失去本来的力度和光泽。我们要求真率，要求质朴，渴望自由；为此我们永远排除虚伪，追求正义……”

中田信子介绍说，以上的“自由诗”运动表现了青年们的热情和对自由的渴望。这种诗歌创作态度，“完全破坏了历来诗的定型”，“所歌所咏甚是自由”，“由于感情的萌发而作歌”。作为例证。她翻译、引用了周作人的《背枪的人》，郑振铎的《自由》、《旅程》，徐玉诺(1893-1958)的《农村之歌》。

在分别引用上述诗作后，她又附注解说。继周作人的《背枪的人》(这个题名未译)之后，又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两个扫雷人》一诗。中田称，“我读了该作者很多的诗歌，心中泛起某种深深的感激”。接着，她又列举“作为女流诗人的冰心女士”，指出“她的诗中有无限哲

理的思索，丰富的想象”。中田还从“已经重印数版，在她的国家为人们所喜爱”的冰心诗体《繁星》中选出5、11、54、61、74、87、88等7首诗译成日文。

中田写道：“除此以外，尚有朱自清、郭绍虞、叶绍钧、俞平伯、刘延陵等新诗人”，起到了《中国最近的诗》的介绍者的作用。文章结尾部分，写得十分激昂：

“这些诗歌中，有的诅咒祖国的战乱，有的哭诉严酷迫害的现实；似乎大都讴歌文明，慨叹中华民国难以终止的苦恼及忧郁。从中，表达了他们高唱自由，争取人类独立的愿望。

“诗人是经常站在时代前列的勇者。我确信这些支那新诗人的力量，终于会有一天如愿以偿。只有那一天，才是中国解救于今日的穷困，坚实地耸立于东亚天地的一天!”

中田信子的介绍，就是这样充满生气，充满乐观。她理解“那个国家”诗人们的“苦恼和忧闷”，进而追求作为理想的“自由”及个人的“独立”。我从“确信”总有一天“新诗人的力量”会“如愿以偿”的中田介绍中，感受到了略有迷惘的乐观。中田的介绍中，有格外高昂的气氛。这一心情，产生于捕捉到那个国家新诗人当时激昂的心情，而且与之共鸣的心境。可以想象，一心救国、革新的青年人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大的差距。莫不如说，这篇乐观文章的力量，就在于捕捉到了这种情结吧!另外，也是出于日本的新体诗亦经历过同一历程的经验的自信。她说：

“其过程(中国自由诗发展、出现的过程——引者)，几乎同于我们定形式新体诗。由于外国文学的导人，在本质或形式上被改变，直至现在宛如自由诗全盛的时代。特别是最近，固然有着欧美文化的影响，但也不容忽视，来我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学期间，受到的我国诗坛的熏陶”。

这里，提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新诗(自由诗)的作用，遗憾的是并未具体明确是谁。

三

中田信子的《冰心女士的诗》，载于田中清一编的《诗神》1929年3月号。刊在“介绍”栏中，位于升曙梦(1878-1958年)《最近苏联诗坛》之后。中田在第一节中写道：

“我曾在大正十四年四月的《日本诗人》上，以《中国最近的诗》为题，简要介绍了当时的状况，与当时相比，今日的诗坛又有着飞跃的进步。在继承了孙文思想的众多新人充满血汗的革命运动终于获得成功的今天，中华民国的国民思想完全改变了昔日的面貌，一切都感受到新的灵魂的飞跃。其中，经常居于其前列的诗人们的思想，依然泼辣富有生气，充满了生命和力量。”

接着，作者在谈到“民国诗人们”时，引用了中文，即引自郑振铎《(雪朝)短序》的语言，前面引用的“这些新诗运动的诗人们，对于诗作态度……”一般即此。

中田从第二节开始，转向对冰心的诗的介绍。她强调冰心的心中“闪烁着东洋人所具有的严肃的魂灵”。她从《繁星》中总共引用了二十二首诗，引用时，又做了例如下述的解说。 “她深思的结果，明确地攫住了死的真实姿态：死啊/起来颂扬他/是沉默的终归/是永远的安息。她的人生观永远基于东洋哲学之上。”

作者就是以这种口吻，开始叙述冰心对“人类每个人”的歌唱，叙述冰心“知道只不过是微小存在的一个人的事情”(第三节)。指出想要对有着“姊姊的善良，妹妹的谨慎”的青年的教导；中田又指出，“她毕竟是东洋女性，有的时候是歌颂母亲慈爱的好姑娘；有的时候是思念孩子的母亲”(第四节)。接着，在最后的第五节，指出“她是具有东洋人格的诗人”，结束了对冰心诗的介绍。

在介绍中，中田强调“东洋人”、“东洋哲学”，给人以冰心的诗是内向的、静谧的强烈印象。虽说社会力量的强度欠缺，但毕竟攫住了清楚地、富于思索的冰心的诗的魅力。不仅是对社会的呼唤，而且是想要突破社会的表层，直接与人生的深奥相联结。从引用的诗中所感受到的，是直观的情感，是冰心的纯真与清澄，即清纯的情感。

即使在当时，冰心清纯的魅力已使中田倾心。就我所知，且不必说冰心，就是中国的其他诗人(或作家)，也没有这样被综括加以翻译、介绍诗作，从文学角度予以论述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对并非中国文学者的中田信子的业绩，予以高度评价。

可是，如何理解前面引用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思想完全改变了昔日的面貌，一切都感受到新的灵魂的飞跃”呢?如果这是中田自身四年前所写《中国最近的诗》的时代，即大正十四年（1925年)四月尚可理解，但是作为对昭和四年(1929年)的现状的认识，就不能说没有问题了。我并非说“继承了孙文思想”这一政治判断存在问题，而是在琢磨“经常居于其前列的诗人们的思想”时，对用中文原封不动地引用前述1922年发表的郑振铎的一段文字，感到迷惘。这四年期间，日本关于中国文学的介绍，发生相当大质的变化，概括起来，有如下问题。

几乎在改元昭和的同一时期，对中国文学的介绍，由以推进所谓“文学革命”的胡适和周作人为中心，而转移到介绍以田汉(1898-1968)为轴心的郭沫若(1892-1978)、郁达夫(1896-1945)等创造社剧作家和诗人作家到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上来。山上正义18在《新潮》24卷2期(1927年2月)中发表的《中国文学者群》，或许可谓是其象征。1927年后半年，作为《中国革命新诗抄》，山口慎一19在《文艺战线》4卷8期(1927年8月)，译出“矢名氏”、“无名氏”的诗，开始介绍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而且以山上正义的《话鲁迅》(《新潮》1928年3月号)为开端，从这一时期起，开始较多地涉及鲁迅了。

在中国，为了躲避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镇压，而且为了排日和抗日，文学家们开始成立左翼作家联盟，这是1929年的事情。日本的关心，也在1929年集中于这些左翼作家的动向之上，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日本左翼运动逐渐发展，而镇压也日趋加剧的时期。在这期间，中田介绍冰心，如此强调她是东洋人，实在令人感到有某种的心寒。

同一时期的北村兼子21在《中国的诗歌动向》文中写道：

“在无产派的文艺战线中，也有歌颂底层痛苦生活的深刻的诗歌，但是它毕竟是昔日白居易吟破的糟粕，如今则是风格卑下，没有吟诵的价值。反而在排日宣传中却有警句，尽管是在说日本人的坏话，但有的诗句却很感人”。

这篇文章写于1929年1月13日，因此与中田的文章是在同一时期。北村在文中特意强调“我不是诗人”。或许她因为是《朝日新闻》的记者，所以才这样无所顾忌。在此之前的《创作月刊》2卷1期(1929年1月)的《中国的诗》中，北村写道：“这期间，中国的新诗无视格律，仅仅是语句的排列，如同西洋诗的日译。根本谈不上打破旧习。”北村文章对于冰心毫无涉及，所有具体的人名，除“白居易”那种古典人物外，也只是提到清代钱牧斋、王渔洋，新诗人一名也未列举。由于是诗及诗的动向的报导，所以，即使没有列举，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没有忽视“排日宣传中”的警句，从中抚摸到了中国的脉搏。由此可以说，她作为敏锐的新闻记者，切近了时代。

另外，对作为诗人的中田，她在1925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感情逐渐硬化起来，因此氏的感动也在作品中死去，《一个记忆》、《老年散步者》即是如此。中田氏是一个从《处女掠夺者》时代出发，大声呼唤正统思想的人，当时的倾向现在还有残存。氏的诗具有相当好的一面，同时也总有稚拙的一面，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没有力量这般评价中田信子的诗，但我理解评论者的这一短小评论。从“大声呼唤正统思想”这一表述中，可以窥知她的思想，“感情逐渐硬化起来”的说法亦显得率直。

我很理解这位女流诗人，在介绍冰心的诗歌时，为什么要强调“东洋哲学”和“东洋的女性”。不过，“东洋”一词，是日本以暗示自己为这个“东洋”的宗主国为前提，带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诸国，都与日本具有同一立场的意味而开始使用的。所以，这一语言的强调，无论主观如何，总给人以某种不快之感。中田对冰心诗的介绍，抓住了其内向性和静谧，

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局限了介绍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对冰心本人的介绍也嫌不足。

据说，中田在创作了歌颂日本历史上的女性的诗歌《女神七柱》(1926年6月)之后不久，便离开了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