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的神话

和新英格兰地区许多静卧在人迹罕至之地的湖泊相比，瓦尔登湖堪称是闹市了。它被夹在一条乡间公路、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铁路之间，有一大片停车场，一座仿照梭罗的描述而建造的小屋和一尊梭罗塑像，一个旅游纪念品商店，出售印有瓦尔登湖字样或图案或梭罗名言的各种物件，从汗衫到钥匙练应有尽有，当然纪念一个文人，书香气是少不了的，所以这里也陈列着各种版本的梭罗著作和传记，让你充分感受其本世纪以来与日俱增的世界性声誉。每年，在景色怡人的季节，这里总是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仰慕者们来到此地，在刻有梭罗下面这段名言的木版前驻足沉思：“我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是生活必须教给我而我却没能领悟到的，想知道假如我不到这里的话，当我临终的时候，会不会对自己并没有真正地生活过毫无觉察。”

梭罗，他的小木屋，以及瓦尔登湖，如今已成为了某种象征：对文明的挑战，对城市的拒绝，对社会或群体的疏离，以及对物质生活的放弃。隐居，独处，冥思，与自然对话，在蛙声与鸟鸣中获取欢愉，在晨雾和暮霭里得到宁静。至于物质生活，则只有重复的一个词：简朴，简朴，再简朴。这一切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多么令所有生活在都市里的现代人感到自卑。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切是一个神话。不错，梭罗是在这儿搭过小木屋，并断断续续住过两年。《瓦尔登湖》中的情景和感受，也多半出自这两年的观察和经历。但除此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也应该知道的呢？

例如，从来很少有人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既然决定要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要尝试一种与庸碌的物质的尘世全然不同的生存方式，哪怕只是两三年，却又选择了一个离文明社会相距咫尺之地？如果你坐在梭罗的小木屋外，你可以看到不远处连结林肯和康科德的公路，著名的康科德镇离此地只有两英里，通往菲茨堡的火车(当时已经开通)就在湖畔驰过，最近的邻居不过在一英里外，大名鼎鼎的爱默森(梭罗建屋的那块地就是向他借的)的住宅就在散步的距离之内，而梭罗父母的家——当地人叫作“得克萨斯小屋”的——就在铁路边，步行十分钟足够了。新英格兰地区更具乡野气息的湖泊和森林难以计数，就远离文明社会而言，瓦尔登湖也许是最不够资格的。

有很多事实是被传记作者们——更不用说被梭罗自己——或是闭口不提或是轻轻带过，因而对很多崇拜者来说是从未知晓的。例如，梭罗这两年的真正生活离他所宣称的隐居和简朴差得很远。实际上，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康科德镇上去转悠，每天都要回到其父母家并常常满“载”而归。他的母亲和姐姐们每到周六都要到瓦尔登湖畔作一次特殊的探望，随身带去精制的糕点。他的文友们更是频繁地光顾他的木屋，在湖畔开“派对”，做野餐，甚至成立了一个称之为“瓦尔登湖协会”的文人社团。他们经常邀他进餐，最频繁的是爱默森。当地甚至有一个笑话说：每当爱默森夫人敲响她的晚餐钟时，梭罗是第一个飞快地穿过森林跃过篱笆在餐桌前就坐的。

历史上很多被后世奉为楷模的人物，其乡曲之誉和身后的盛名并不相称，梭罗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我们常说天才或伟人往往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但对梭罗而言，这似乎不是一个被理解的问题，而是一个被宽恕的问题。在那个时候的康科德镇民眼中，梭罗作为“游手好闲者(idler)”所引起的反感远逊于他被称为“焚毁树林的人”。那是在一八四四年春的一天，梭罗和爱德华·霍尔——康科德镇的名门之子——在河畔钓鱼后在一处叫做“公平天堂(Fairheaven)湾”的森林煮鱼杂碎汤，由此酿成了一场火灾。当梭罗奔到镇上叫人来灭火后，他没有赶回火场扑救，而是爬到附近的一处小山坡上观赏了一番火景，并在事后写道：“那真是十分壮观的一幕，而我是唯一欣赏到它的人。”这场大火毁掉了三百英亩的林地。康科德的地方报纸严厉地责备了本社区的这两位“公民”，说他们并非出于无知——当地也许没有人比梭罗更清楚在这个季节火种绝对不该携出门外——而完全是因为不负责任从而引发了这起灾难。这起“意外”(梭罗的很多传记谨慎地选用了这个词)使梭罗在镇上的名声变得十分糟糕。镇民们可以对他文人的怪癖耸耸肩，但却不会轻易宽容他闯下的这个大祸。有人提到他时甚至说：“那个该死的混蛋(damned rascal)！”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恰好发生于他在瓦尔登湖畔筑屋的前一年，第二年春他的好友钱宁就他的这种名誉危机和由此引起的恼怒从纽约写信，建议他找个地方避避风头，而他们过去都曾经对在瓦尔登湖畔爱默森的林地上筑个小屋这样的想法感兴趣过。

虽然没有人会认为梭罗的隐居仅仅是为了从一场名誉危机中解脱出来，但无疑其真正的动机并不仅仅如他所说的那样或如多数崇拜者所相信的那样只是为了某种生活方式的尝试，只是纯粹为了某种超然的精神的目的。有批评者甚至怀疑他此举(特意选在独立日搬入)是为了重新吸引镇上人对自己的注意，某种程度上抵消掉一年前的名誉损失。然而，不管后人将会把这个行动看得多么严肃，多么富有诗意和象征性，对很多镇民来说很可能这只不过有点像一出乡村喜剧罢了。

即使撇去这些事实不顾，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隐居生活的赞美和对世俗社会的抨击也给人以故作姿态和过甚其辞之感。他一再宣称要把自己的物质欲求降到最低程度借以提高其精神境界；他最热爱孤独，从没发现比孤独更容易相处的伙伴；社会太人为了，生活离自然状态太远了；社交太廉价了，几乎都是肤浅的应酬；甚至连邮局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从未收到其内容同其邮价相值的信件(对于一个留下大量信件的作家来说，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这更矫情的说法)。《瓦尔登湖》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当我写下下面这些文字——或者它们之中的大部分——的时候，我孤独地生活在一个林子里，离任何邻居一英里以上。我完全自食其力，栖身于一个自己搭建的木屋，它位于麻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且不说其传记材料证明这本书并非是在那个小木屋里，而是在结束了“隐居”之后的好几年中在其舒适的家中完成的(其实对于一部名著而言，完成于茅舍或是豪宅对它本身的价值并无增减)，仅就文字而论，这里给人的感觉也是炫耀多于自白。联想到《瓦尔登湖》中那张不厌其烦的甚至没有遗漏掉一支粉笔的开支的二十八块多美金的建房开支表(梭罗是想告诉人们他仅花了二十八块钱就给自己造了一座屋子)，我们不由得想说：如果对奢侈的夸耀令人厌恶的话，那么对简朴的过分的自炫也难免让人起腻并怀疑其动机。

梭罗的一位评论家说得很中肯：对于梭罗想要模仿的一些东方圣人来说，隐居和简朴不过是一种存在方式，无须宣示，更不奢望被人铭记，而对于梭罗来说却成为了一种姿态，并惟恐不被人所知。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想要隐士的声名却又不想过真正隐士的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梭罗的本意。

梭罗对节欲和简朴的说教有时到了近乎虚伪的地步。他建议钓鱼伙伴约翰·菲尔德采用他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看来这位整日劳作的苦命人太为物质生活所累了。他说如果放弃茶、咖啡、奶油、牛奶、鲜肉和所有可怜的菲尔德努力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就不必付出相应的劳动，也就不会有相应的物质补偿要求。“因为我不努力工作，所以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因而能够从物质的拖累中解脱出来，沉浸于思考和写作之中，而显然这是一种比尘世的忙碌更为优越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不所有的人都如此呢？”梭罗问道。他似乎忘记了菲尔德是个拖家带口的汉子，有着一群急需起码的营养物质的子女，并不像他梭罗那样是个快乐的单身汉，并有着一群物质实力雄厚的亲友作后盾。霍桑在听到这则故事后曾经讽刺地说在梭罗面前，任何一个有一点钱花，有一幢房子住或是有两件以上衣服穿的人都会觉得无地自容的。除了他那大张旗鼓的隐居以外，梭罗另一个传为美谈的故事是因反对联邦政府对墨西哥的战争以及对奴隶制的容忍而拒交人头税并为此而入狱。其实这件事也具有某种喜剧色彩。那天他从瓦尔登湖畔回到镇上修鞋，被税吏发现并扭送进监狱，正巧被其姨母(或舅母？)见到，赶忙替他代交了税款，于是只关了一夜便被放了出来——更准确地说是被狱卒赶出来的，因为梭罗似乎觉得别人代交的税款并不代表他本人的意志。这件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梭罗的某种一贯性，即行为(拒绝像别人一样交税)比立场(反战和反奴隶制)重要。对梭罗知之颇深，对他如同待小弟弟一般宽容的爱默森曾说：在梭罗的天性中有某种好斗性，以至于他常常需要一个谬论去揭露，需要一个错误去嘲笑。当他听到某种观点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去驳倒它。正是这种故意标新立异，故意与众不同的天性成为他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他对政府、社会和公众行为——换句话说是所有非个人的东西——持一种几乎是先天的怀疑和不合作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有权利去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去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墨西哥战争和奴隶制不过是为这种态度提供了某种契机而已。人们往往一味赞美他不纳税以及提出“公民的不服从”的道德勇气，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从法律上说，拒交人头税就等于不承认现政府并放弃其公民资格，这不但意味着实际上已不存在所谓“公民的不服从”，更意味着不再能利用合法途径参预政治。在当时的情况下，废奴和蓄奴两派都竭力利用合法途径去达到其目的，并置对方于非法境地。可以想象，在这场宪法之战中，如果亚伯拉罕·林肯和无数废奴主义者也仿效梭罗，仅仅响应“道德勇气”的召唤从而放弃公民权利退出法制轨道内的政治斗争的话，这大概正中南方奴隶主的下怀。衡量一个文人提出的口号，不但要看它是否响亮新奇，也要看它是否现实和出自责任感。

瓦尔登湖被某种神话笼罩着，但这种神话与其说是梭罗刻意塑造和渲染的结果，不如说是现代人某种矫情和幻觉的产物。不错，《瓦尔登湖》确是英语散文中的杰出作品，但问题不在于书本身。很多人之所以被打动，纯粹是由于那个“隐居”的故事，它触动了现代人的一根虽没有实际功能却总是多愁善感的神经。也许梭罗真正的“隐居”生活能使我们反省诸己：文明真的是可以拒绝的吗？孤独真的使人更自由吗？现代人类到底是城市的社会的动物还是乡野的孤独的生灵？那些口口声声说只有在原野和森林中才能找到其“精神家园”的人，又有几个不是在城市中，在安静的书房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是在电脑上“敲”出其回“家”的感慨的呢？如今去乡野——尤其是那些越来越热门的还残存着一些原始气息的地方——作一次观光或漫游的人，到底是在追求一种单纯和简朴呢，还是恰好相反，已经变成了某种新的奢侈和贪婪？四周的乡野已所剩无几，安分守己地留在自己一手营建起来的城市里，把同类之间的关系搞得融洽一些，才真正是有大恩惠于自然，也有大恩惠于我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