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个顶尖诗人的气质与诗歌风格之比较

“诗者，吟咏性情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这一句话道出了诗歌作品与创作主体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诗歌创作，从来就是一种情感活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大序）情感表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源于个人性情的差异，气质的不同。气质是性情的外现。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个人气质对作文的深刻影响。曹丕说：“文者，气也。气之清浊有体。”（《典论•论文》）这就告诉我们，不同气质的人，必有不同面目之文。因而形成作家的个人风格。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根据就在这里。所以孟子有“知人论世”之说。清人徐增在《而庵诗话》中也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明代田艺蘅《香宇诗谈》更举例道：“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诗沉著。”这“飘逸”与“沉著”一语道破了李、杜二人的气质差别。正因为李、杜二人在个人气质上截然不同，所以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当然，所谓“诗飘逸”“诗沉著”只是就二人诗歌的总体风格而言。下面将通过对二人诗作的分析来揭示李、杜的不同气质作用于其诗歌创作的具体表现。

李、杜二人的诗歌，向来被看作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艺术形态的双峰并峙。的确，杜甫的诗歌，现实感太强了。由于深受儒家忠义用世思想的影响，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天下苍生、社会国家。不论是“三吏”、“三别”，还是《丽人行》、《兵车行》；也不论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还是《登岳阳楼》，杜甫所写的无不是那一个时代的民情世态，发的无不是深沉恳挚的家国之慨。所以，他被称为“诗史”是当之无愧的。故从诗歌创作题材选择这一角度来看，杜诗的题材显然是比较集中的，稳定的，贴近现实生活的。

而李白身受自由灵幻的道家思想的影响，其诗歌与之明显有异。李诗以浓郁的浪漫主义为基本特征，其题材是广阔的，多变的，甚至是离奇的。天上人间、陆上海底、神话历史、梦幻现实，莫非其笔触所及。如组诗《古风》多咏史之作，其中咏怀了秦始皇、鲁仲连、严子陵、燕昭王等各类历史人物；《远别离》写的则是帝舜与其二妃的凄美传说；《日出行》写的又是鲁阳驻日的神话故事；《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写梦景的绝唱；《蜀道难》更是将历史与现实以及上古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子夜吴歌》是思妇的题材，《长相思》更是缠绵凄绝的情诗。而那些结合神话传说来写景抒情的佳作在李白的作品中真是比比皆是，为诗歌抹上了神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总之，李诗题材较之杜诗明显丰杂多变。这正体现了李白好动多变的个性，不同于杜甫之沉稳持重。

作为“诗史”，杜诗的长于叙事描写是显而易见的。杜甫善于将深刻的历史事件、人生经历用遒健形象的笔墨描写记录下来，主体的情感就渗透在其叙事的字里行间，显得比较深沉含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功地截取了茅飞、群童抱茅以及夜雨屋漏等几个耐人寻味的场景，进行细致艺术的刻画表现，最后才发出一声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事显情发，嘎然而止。《石壕吏》更是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始终未发一句感叹，最后只写道：“天明语声绝，独与老翁别。”无限悲愤化为一个凄惨的离别情景，而其艺术感染力有增无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诗人在“世乱遭飘荡”，身经家国灾祸，目睹哀鸿遍野之后的满怀牢愁哀思的集中抒发，但诗人也不愿空口指责，而是让触目惊心的事实说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比横眉怒目的斥责更理直气壮么？而诗人胸中那股抑郁不平之气，对统治集团内部黑暗的强烈不满，及对国家命运、苍生疾苦的满怀忧虑之情，在诗人笔下表现得异常深沉婉曲。忧愁郁结，却往往欲吐还咽，柔肠百转，真正体现其“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李诗则是以其强烈的抒情性而动人心魄的。不同于杜甫的深婉含蓄，李白特别喜欢直抒胸臆。他的情感往往象火山爆发一样，直接从笔底倾泻出来。又象滚滚江河一泻千里，给人无限雄浑广阔之感，强烈地激荡读者的心灵。如《蜀道难》一开首就是一声惊叹：“噫嘘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犹如平地惊雷，令人顿时为之精神一振。他的《将进酒》《行路难》更是直抒胸臆的典范。歌哭笑骂，略无掩饰。而其意气之激越，气势之宏壮，情感之强烈，情绪波动之激烈，与杜诗之稳健深沉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李诗浓郁的浪漫色彩，使李白获得了“诗仙”的美誉；而杜甫则是人中蛟龙，曰“诗圣”。这又是李白豪迈恣纵的习气与杜甫坚毅冷静的性格的不同反映。从二人的气质类型来看，李白当属胆汁质，而杜甫无疑是抑郁型的人。

从李、杜二人诗歌不同的命意倾向与表现深度来看，李诗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突发性的情感，诗人对于内宇宙及外宇宙的把握是感性的，灵感式的。而杜诗的理性色彩要比李诗浓厚得多。所以杜诗之精思独造，为李白所不及。尤其是在剖析当时的社会现象，以及唐王朝的衰败原因上，杜诗更是精深独到。如其《丽人行》，揭示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堕落；而“三吏”、“三别”则揭露唐王朝的黑暗统治。杜诗对政局国势有着全景式的观照和把握，他总是力图探究揭露社会、国家兴坏成败的深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