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虚构：陈翔华说读三国

陈翔华（《文献》主编、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历史上真是这样的吗？”在阅读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之际，人们往往不禁要提出这类疑问。对于古代小说名著《三国志演义》，尤其如此。

大凡历史题材作品，既写史事，又有虚构与想象。只是在不同作品中，虚构与想象所占的份量却大有差异。《三国志演义》是作家罗贯中在长期流传的三国故事传说基础上，参考史书而编撰成书的。宋元时期已有三国“讲史”故事盛传。按“讲史”即“讲史书”，尽管藉以史书原称来作为表演伎艺的名目而相标榜，如讲史平话之说《汉书》(使用班固所著史书以为之名目)、说《三国志》(使用陈寿所著史书以为之名目)、说《五代史》等等，但都已是经过了大量的加工和虚构，并非完全是真实的史事。所以宋人评论其间约虚虚实实，指出：“大抵真假相半”(《都城纪胜》、《梦粱录》)。今见元代中叶刊刻的《三国志平话》正是如此，其虚构想象的成份是很多的。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前代评话“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而罗贯中“以平阳[侯相]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三国志演义》比之于《三国志平话》，尽管基本上依据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排比情节，改写和订正了若干故事情节，增加史籍《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所载的不少表章文告和些许故事(如孔明遗计救刘琦、秦宓论天、斩王双等)；但是《演义》承袭讲史平话的鲜明倾向，还保留着前代讲史、杂剧的不少虚拟故事。小说所写的虽然不尽于面壁想象，历史的迫真感也大大增强，但仍然并非全为史实。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经指出此书：“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这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解读《三国志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时，不仅应当区分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的异同，而且还更应该着眼于历史小说与一般小说的差别。清初批评家金圣叹正确地认识到历史著作与一般艺术作品的不同，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但对特殊形式的《三国志演义》则未能作出公允的评价。至毛宗岗乃进而指出，《三国志演义》既与《史记》不同，又与《水浒》有很大的差别。他说：“(《水浒》)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力难也”(《读三国志法》)。按这里所说的“一定之事”，乃指一定范围内的史事（如章学诚所说的“七分实事”）。今仅就虚实问题而姑妄比拟之，《三国志演义》几乎介于《史记》与《水浒》之间。由以上可见，在叙事文体之中，《三国志演义》、《水浒》与《史记》的区别在于撰作者是否具有艺术构思的“匠心”；而《三国》、《水浒》虽然都具有艺术上的“匠心”，但由于题材上的互存差异则其所运行的“匠心”也是各不相同的。

明乎此，对《三国志演义》这部以历史为题材而“虚实相间”的小说，我们大可不必处处用看待史书的眼光来进行考查与评判。一部成功的历史小说描写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作用不在于让人们像读史学教科书那样从中获得准确无误的历史信息。尽管深层次地阅读或研究总不免需要探“虚”察“实”，但这并不是根本的目的，故而不应停止于对其间真伪的区分，主要的还是要通过探察来寻求编撰者的“匠心”。罗贯中的取材，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除实事外，还有不少“虚”事。例一，历史上本来虚无其事的桃园结义、三战吕布、王允献貂蝉、千里独行、古城聚义、诸葛借风、三气周瑜等等，则取于前代讲史、戏曲的传说故事。例二，历史上并非其本人之事，则被移花接木。鞭打督邮、博望坡烧屯、擒杀张任，本是刘备事，罗贯中却据前代传说而分别移作张飞、诸葛亮故事。草船借箭，史籍记载本为孙权东汉建安18年事(见《魏略》)，《三国志平话》已移作赤壁之战时的周瑜借箭故事，而至罗贯中则又再移植、改写为孔明故事。即使某些历史上的实有其事，罗贯中也往往要重加构想而大力生发与渲染之，其“实”中也有“虚”的一定描写。如刘备三顾草庐故事，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有所记载，但仅作“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寥寥数语(诸葛亮《出师表》、陈寿《上诸葛氏表》所叙大体类此)；《三国志平话》已增饰细节成一千多言，至罗贯中则重新构思而精雕细琢之，见于明余象斗刊本《批评三国志传》则改撰作“却说刘玄德安排聘礼，特往隆中谒诸葛亮……”达五千余字之多(按明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约有六千七百字)。这里的“实事”，框架外壳是真正确实的史事，至于其间所写的细节却乃作家(包括民间作家)“匠心”之想当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