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的契诃夫

林语堂在《读书的艺术》里说：“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我把契诃夫当作自己“最爱好的作家”大概是在十年前。这十年来，如果有人问我在读什么，我很可能回答说“我在读契诃夫”。这十年来如果有人让我留言，我写得最多的两句话是“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契诃夫说过的原话；“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则是我对契诃夫生命状态的一个概括。编完这一套四本《百年契诃夫》的时候，我有了一个乐观主义的想法：在这“浮躁”的年代，把“宁静”的契诃夫推到中国读者面前是很合时宜的。读者可以从我撰写的《契诃夫评传》、系列随笔《感悟契诃夫》，以及我选择的《契诃夫札记与书信》中，看出我凸现契诃夫迷人性格的苦心。

契诃夫有条札记说：“为公众福利服务的愿望，应该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我给这条札记加了个注：“这是反映契诃夫价值观的一条重要语录。关于幸福，契诃夫在另一个场合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与大自然的亲近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我现在还可以再补充契诃夫关于幸福的又一个见解：“对于生活的自由而深入的思索和对于人间无谓纷扰的蔑视———这是两种幸福，人类最高的幸福。”而正是在这段话的前边，契诃夫说到了“保持内心的宁静”。契诃夫等于在告诉我们“保持内心的宁静”也是个人幸福的一个条件。我相信契诃夫的这些感动过我的话语也能打动读者们的心。

在这套书中，篇幅最大的一本是契诃夫作品选。在编选这本书时，我很想存留一些契诃夫一步步走进中国的历史印记。我向一位老前辈请教：在鲁迅1932年翻译《坏孩子》之前还有哪位名家译过契诃夫作品，他说是赵景深。后来，我又找到了比赵景深更早翻译契诃夫的周作人的译作。于是我在这本书的“主编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本书共选小说十九篇，剧作两篇。译者则有十一人之多，前五位是已故的老翻译家，他们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契诃夫小说的劳绩值得我们铭记，特别是在这契诃夫逝世百周年纪念的时刻，而像周作人和赵景深的译文（周译作于1919年，赵译作于1930年）解放之后好像还没有重印过，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发黄的书页上转录下来的时候，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今年是中国的契诃夫戏剧年。今年秋天中国国家话剧院将举办契诃夫戏剧展演。我们特地推出的契诃夫《戏剧三种》，就是将要在北京舞台上由中国演员演出的三部契诃夫剧作———《没有父亲的人》（即《普拉东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昨天（2004年6月30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召开《普拉东诺夫》剧组建组会。我作为本剧译者也在会上发了言。我说，世界上的经典剧作家一直在赛跑，领头的永远是莎士比亚，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莎士比亚回头一看，紧跟在他后边的是契诃夫。1960年，正值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奥地利的戏剧人首先把《普拉东诺夫》推上欧洲舞台，从此揭开了欧美大陆的契诃夫戏剧的新时代。2004年，正值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中国的戏剧人首先把《普拉东诺夫》推上中国舞台，很有可能，这也将标志性地揭开中国的契诃夫戏剧的新时代。也许，过了十年之后，人们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今天为纪念和介绍契诃夫所作的这一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