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校长提议高考一次变七次

新安晚报：如今大学生找工作难常见诸报端，您作为国内知名高校的校长，怎样看待大学生就业难？

朱清时：过去10年，我国大约新成立了1500多所高校，但是这些学校设置的专业还是和传统大学一样，即这些学校也在培养传统专业的本科生。有关数据统计显示，现在的

本科毕业生比1998年多4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如果以前一个专业只有1个毕业生，现在却有4个，而社会的需求却达不到，就会造成高校的整体结构不合适。

其次，新增的1500多所高校，其实很少能达到真正大学要求的。近年来，高校优秀教师没有明显增加，这些新建高校的教学水平因此无法达到优质高等教育的要求。自身的办学条件达不到，还去扩招，导致培养的学生达不到社会的要求，找工作自然困难。

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我国每年大约30%的毕业生不能正常就业，即每年500万毕业生就有150万不能就业，6年后就有近千万毕业生不能就业。这对社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急需国家有关部门解决。

新安晚报：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朱清时：新增的高校应该立即为自己准确定位，并且按照定位尽快达到相应教学标准，我认为很多学校应该定位成培养实用型的高素质劳动者。社会不需要太多的科学家、教授或者企业高管，而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培养这样的人才不需要4年的大学教育，2年即可。据我了解，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学校，他们叫“社区学院”。它与大专、高职不同，大专培养的是某个专业的人才，如果找不到本专业工作，也不会干别的。而“社区学院”培养的学生的专业是不固定的，但综合素质很高，毕业后能适应各种工作。

新增高校还可以发展新专业，不应该仅仅设置数理化等传统专业。比如，它可以设置烹饪、营养卫生、服装设计等社会需求很大的专业。

新安晚报：但是在目前的社会评价体系下，如果高校向您说的方向发展，可能得到的评价会不高。

朱清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目前的社会评价体系太偏窄了，以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是一流大学。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多种类，瑞士有一个酒理学院，专门培养酒店管理人才，很多人都去留学，它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我认为中国要提倡一种风气，就是各种学校都能办成一流。衡量的标准应该是这个学校和专业是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是不是行业中拔尖的。比如烹饪、酒店管理、甚至社区管理、 城市规划等，都可以而且必须办成一流，这样才能为社会培养所需的高素质人才，社会也才能进步。学校办学要始终把追求卓越作为核心，不能搞形式主义，追求短期效应。

新安晚报：您刚才谈到优秀教师缺乏导致教育质量下降，社会上也有声音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不如以前。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朱清时：大学生人数十年来提高了好几倍，但教师队伍没有明显提高，我认为提高教育质量最关键的就是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和数量。过去大学有很好的教师队伍，但现在新教师的教学能力与一些老教师还存在差距。其次是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太小，一般认为一位老师最好教12个学生，但现在有的教师对应几十个学生，上课就像作报告，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听，双方没有直接的接触和反馈，效果很差。我当了很多年老师，上课喜欢看学生的脸色和眼神，以了解彼此有没有沟通，但是如果作报告就没法沟通了，也得不到反馈。

教育质量低下造成很多问题，社会给大学生的评价已经不如以前。的确，现在大学生水准不如过去，整体都有所下降。现在的研究生类似于过去的大学生，所以本科生工作不好找，用人单位都招研究生了。

新安晚报：您认为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呢？

朱清时：首先国家要投入，吸引各行业中优秀人才来当老师。我曾有亲身体会，很多老师离开学校，开公司或者去外企，因为挣钱比学校多很多。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才占GDP的2%多点，没有达到要求的4%。

第二，一些高校自身也存在问题。很多高校受到行政干预，于是投领导所好，喜欢做表面的事情，搞形式主义，不干实事，造成了很多假象。其实提高教育质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像修路修房那样马上有效果，而应该慢慢体现出来。学校办学要始终把追求卓越作为核心，其它放在次要，决不能搞形式主义，追求短期效应。现在情况是其它东西显得很重要，追求卓越反而大家都不提了。

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病是高考指挥棒。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就是空话。

新安晚报：高考制度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您也曾提过很多建议。高考制度应该如何改革呢？

朱清时：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病是高考指挥棒，使得中小学教育变得很极端，素质教育根本没法进行。学生只关心高考的课程怎么得高分，而不理解这些功课的内容、实质，孩子的全面才能都被扼杀了。如果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就是空话。

我这几年一直在探索如何改革高考制度。比如，我们学校每年都进行自主招生，我就深感如果学生的平时各科成绩，如音乐、美术等，也作为一半录取标准的话，学生平时就会重视各门功课的。但目前这个想法无法操作，因为平时成绩都是各个学校自己出题，没有可比性。

我认为高考改革最可行的是高中三年的考试变成地区出题统一考试，这样使地区范围内的成绩有可比性。一旦这些平时成绩有可比性后，我们就可以在自主招生中采用，平时成绩和高考成绩各占一半，这样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就越来越弱了。

新安晚报：高中三年每学期一次统考，这样学生就从以前的1次高考变成现在的7次考试，会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

朱清时：不会的。既然分7次考试，平时考试就不用像高考那么紧张，还可以补考。如果在很短时间内考一次定生死，学生肯定压力巨大，而考7次压力会分散许多。而且，如果只考一次，误差会很大，有的人因为一次失利而抱憾终生，如果将其分解为7次，准确度就高多了。此外，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分解为高考和平时成绩，再把平时成绩分解成各门功课，1次改7次，其实也是要学生把各门课都学好，进行全面素质教育。

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少数名校，结果并不一定会使名校办得有多好，那就变成“无效施肥”了。

新安晚报：许多代表委员认为，扩招使许多高校“负债运行”，教学质量下降。您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入真正的大众化教育了吗？

朱清时：扩招让以前许多上不了大学的孩子圆了大学梦，这是好事。但也确实出现了你说的那些情况。至于说高等教育是否已完成这一转型，我不好直接评价，这问题最好让历史来作出回答。我要提醒的是，高等教育不能搞“大跃进”，应该脚踏实地办高校。

新安晚报：前天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表示要提建议，痛批以少数名校为代表的高校掠夺教育资源，严重违背教育公平。他说：“十五”期间，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四所名校分别获得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投资18亿元，可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朱清时：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回答。可以肯定地说，政府经费过于集中于几所所谓的名校，并不见得是好事。打个比方来说，如果给一亩田增施一次肥可以增产百分之五十，增施两次肥可以增产百分之六十，增施十次肥也顶多增产百分之六七十。办教育是一个特殊行业，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如果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少数名校，结果并不一定会使名校办得有多好，那就变成“无效施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