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不是素质教育的对立物

长期以来，高考作为应试教育的集中体现，作为素质教育的反面典型一直遭人非议，“高考废除”的言论也屡见不鲜。但实事求是地说，高考的关键不是存废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对高考改革的批判，不应该导致对三十年高考改革整体成就的负面评价，更不应该轻率地得出高考功过的简单结论。

高考最让人诟病的是其指挥棒作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应试教育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高考必然导致应试教育，也不意味着高考与素质教育的绝对对立。竞争性与选拔性是高考指挥棒产生重大作用的重要根源。高考作为分配高等教育的手段，往往成为个人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第一次分流。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容易导致考什么学什么、忽略学生的个性与全面发展的应试教育。但应试教育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与文化基础。南京“素质教育”的试验失败，充分说明素质教育难以推行的原因根植于社会用人环境以及思想观念的推波助澜，高考只是一个显性的枪靶而已。事实上，这几年随着高考内容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素质立意的转变，简单地死记硬背缺乏运用知识的能力与素质是很难在高考中取得优秀成绩的。这也反映出高考与应试教育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同样，高考也不必然与素质教育相对立。从目的来看，高考的目标指向于为社会、国家、高校选拔高素质的人才，素质教育旨在为社会、国家和高校培养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旨在高素质的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从手段上看，高考作为连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桥梁，既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成为评价素质教育成果的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秉承社会与高校的要求，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引导素质教育不断发展。因此，我认为，素质教育与高考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高考应该服从素质教育的需要或者高考必然导致素质教育成败的简单逻辑，而是围绕着如何培养与选拔高素质与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基础上，相互合作、互有交叉、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高考应体现综合性、全面性与经常性正是要求处理好高考与素质教育辩证统一的集中体现。

从现实角度来看，综合性、全面性与经常性其实一直是高考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三十年来，“3+X”的改革虽历经坎坷，却已基本取得共识，为纠正偏科、提倡素质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自主招生与分省命题改革也未尝不是高考体制改革、实现考试录取多样化的先声；即使春季高考以失败告终，却也为二次高考、推行分类考试打下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础；山东、广东等省市新课改与高考新方案的推行、“大综合”与“小综合”试卷的出现、命题上综合题型的出现、作文题目的灵活多样、外语加试听力的试验等等，这一系列改革都反映出高考为实现与素质教育的良性互动所作出的努力与成果，漠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认为高考是素质教育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全面的评价态度。

当然，高考还需不断进行改革，素质教育也需不断发展。对此，有人提出，打破一卷定终身的高考制度，把平时成绩和学习态度、实践能力、服务意识等综合素质作为考查的主要依据。我个人认为，这种建议出发点是好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单纯地模仿与引进国外，特别是美国的高考模式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整体的社会文化氛围与整体制度配套措施，忽略了中国当前的国情与现实，这种建议很可能遭遇到失败的“滑铁卢”。

素质教育的真正实现与高考改革最终都要落实到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丰富、教师素质的提高、社会观念的变革、学生及其家长理性意识、理性选择的增强等问题上，同时也离不开高考内部考试技术的不断提高、招生理念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是内外部环境逐渐优化的结果。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转变过程。因此，首先，对高考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发展，社会应报有理性乐观与现实的态度。总盼望在一个短时间内就实现高考的全面改革，实现素质教育的全面进步，对改革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现象激愤、鞭挞有余，冷静分析、建设性意见不足的急躁情绪。在务实与理性的分析中实现开放与民主的改革心态；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寻找未来高考改革与素质教育发展的方向与价值是高考改革的应由之路；其次，对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与高考的关系也需要重新定位与思考，想借废除或淡化高考，来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实际上却是强化高考的地位与作用，寻找高考与素质教育之间的统一基础、共同合作、共同发展才是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途径。最后，高考改革的关键是内容与形式改革，通过改革不断促进高考的科学化、综合性、全面性和经常性始终是高考进步的动力与根源，适当、适时、适度地推动分类分层考试、高校招生自主权改革以及引进平时考试成绩等都是可以尝试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