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语文知识树”的得与失

“语文知识树”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魏书生老师有感于当时语文教育考题泛滥、教学缺乏序列的现状，引导学生画出来的。它的由来主要基于语文课的两个特点：“第一，每篇课文，即使是最浅显的课文，人们都能够围绕它设计出成千上万道考试题。第二，每篇课文，即使是千古名篇，讲课时你缺了课，只要基础好，期末或升学考试，成绩照样优秀。”[1]从第二个特点，魏书生老师看到了“语文学科知识也有规律，也有稳定的结构方式”。[2]掌握了这些规律，考试时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学生就可以不做大量的习题了。

基于此，1979年，魏书生老师开始引导学生画语文知识结构图，经过讨论，他们选择了树式结构，并通读了初中的六册语文教材，画出了“语文知识树”。虽然在画的过程中意见众多，但最终从大的方面基本确定为4部分22项131个知识点：4部分依次为“文言文知识”、“基础知识”、“阅读与写作”和“文学常识”。“文言文知识”具体包括“实词”、“虚词”、“字”和“句式”4项；“基础知识”包括“文字”、“句子”、“修辞”、“标点”、“语音”、“词汇”、“语法”和“逻辑”8项；“阅读与写作”包括“中心”、“结构”、“语言”、“材料”、“表达”和“体裁”6项；“文学常识”包括“古代”、“现代”、“当代”和“外国”4项。每一项下面又包括众多知识点共131个。

魏书生老师常把“语文知识树”比作地图，有了地图就能明确目标，选择最佳路线，可以少走弯路，而且在教学中运用也有较大的可行性。在教学中，师生可以按“知识树”的体系去安排进度。每讲一点知识，让学生懂得每次学到的知识处于整体的什么位置，与邻近的知识点有何区别和联系。此外，在魏书生老师的六步课堂教学法的“自结”阶段，他总是引导学生明确本节课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并把所学知识纳入到“语文知识树”中去。再有，在“学法指导”中，他非常重视复习、检测的过程，他强调复习一定要联系自己的实际，不会什么复习什么，全班同学一般不集体复习什么知识，而是每个同学根据“语文知识树”的内容自行安排。如果有的同学复习后还有弄不懂的知识，就去请教承包这一知识的同学。[3]这种做法和布鲁姆提倡的“掌握学习”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

“语文知识树”自其产生以来的十多年中，在我国的语文教育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6年来一些报刊杂志先后印了60多万份”。[4]直到近些年，它还有一定的影响。借助网络技术，我们可以查到，自1994年以来的各种教育杂志发表的论文中涉及“语文知识树”的起码也有上百篇。综观各种评论，认为画知识树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体现语文教学的整体性。“语文知识树”是魏书生老师和他的学生在综观初中六册教材的基础上画出来的。他首先让学生从总体上了解了初中语文教学的知识结构，体现了魏书生老师从整体着眼的教育教学思想。“学生可以根据这张图，一个层次，一个类别地实现语文学习的目标，避免学习的盲目性和被动性。这种从总体上了解知识结构，而后分部分学习，最后在认识部分的基础上再把握整体的学习方法，即整体——部分——整体的学习方法，就是整体性原理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5]

2．寻求语文教学的序列性。魏书生老师试图建立语文学科的知识体系。有人认为“魏书生正确处理了知识规律、学的规律、教的规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关于知识规律，以‘语文知识树’为主要内容，建立知识体系，使语文教学从无序到有序。他摈弃传统的就文教文，就语文知识讲语文知识的陈规，努力寻求知识之间的联系，按照知识规律，他打破常规，有时‘跳讲’，有时一课讲几篇课文，有时跨越文体，不拘一格引导学生掌握知识规律”。[6]虽然语文教学到底有没有序列，需不需要序列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魏书生老师却以他独创的方式把它付诸了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3．有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认知结构是认知心理学派所强调的。他们认为要把知识的结构教给学生，而“魏书生的‘语文知识树’的设计和传授，是符合这一原理的”。[7]因为“语文知识树”着眼于知识点的梳理，“它一改语文知识的庞杂繁芜，有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8]

4.教学目标的科学定向。教学目标过于笼统是语文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不少语文教师教学目标的确立，往往是凭经验或照抄参考书，“所定目标不是年复一年的重复，就是或高或低，胸中无数。因此，像魏书生老师那样，在语文知识的体系中确立目标，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因为学生是有差异性的。[9]在魏书生老师的六步课堂教学法的“定向”阶段，魏书生老师也引导从“语文知识树”的角度来看，使他们“理清本学期所要学习的语文知识结构，以提高学习的自觉性，进而也有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当然，也有人对“语文知识树”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观点。比如关于知识体系，就有人认为，“语文知识树”虽然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但魏书生先生的这项工作有一种先天的不足，因其是根据先行教材的‘知识点’来加以梳理的，而我们很难肯定先行教材对语文知识内容的构想是完全合理的。应该是先有体系批评，然后才形成体系”。[10]还有人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认为“魏书生的‘语文知识树’，就没有文章学的合理位置”。[11]

应该说，在当时，“语文知识树”确实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举，为语文教育改革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是，时至今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种知识急剧膨胀。就教育而言，这是一种机遇，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我们以前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对于语文知识的教学而言，我们应该让学生学习什么知识，怎样去学习知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下“语文知识树”。

一、 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现代信息加工心理学把广义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为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狭义的知识，它用于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语文知识树”中的“文学常识”、“文言文知识”多为这类知识；一类为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也即我们常说的能力，它用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12]在“语文知识树”中的“基础知识”和“阅读与写作”部分，有的包含了很多程序性的知识，比如在学生了解了“比喻是什么”的基础上，还应该指导怎样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手法。

如果从广义的知识含义来观照“语文知识树”，我们就会发现其仅列出一个个知识点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魏书生老师常把“语文知识树”比作地图，有了这样的地图，“学生自学时，就可以驾驶着思维的汽车，在知识的原野上奔驰，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类别一个类别地征服语文知识目标”。[13]但是，怎样才能算是征服呢？如对于“比喻”这样一个知识点，学生仅仅了解了“比喻”甚至“明喻、暗喻”是不够的，因为学生掌握的只是陈述性知识，还不知道该如何运用。这就涉及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问题，而学生在自学时，往往是很难把握这种度的。这或许也是有些老师说“语文知识树”不管用的一个原因。

当然，正如魏书生老师指出的那样，“语文知识树”只是他和他的学生们为了方便教与学画的知识结构图，在使用时，还需要教师的引导。而且，我们也不能奢求语文教育目标的过于笼统这一长期困扰语文教育的问题，在“语文知识树”中得到解决。但是，不能否认，从“语文知识树”呈现的知识来看，它更多关注的是陈述性知识，而对程序性知识的关注却很不够，这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当前素质教育提倡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二、外在的知识结构和内在的认知结构

诚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语文知识树”就其呈现方式来说，是有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的。认知结构是认知心理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奥苏伯尔认为，所谓认知结构，就是学生头脑里的知识结构。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学生内在的知识结构，它是由外在的知识结构转化而来的，所以怎样组织知识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奥苏伯尔还认为，“不断分化”和“综合贯通”是人的认知组织的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同样也适合知识的组织与呈现。[14]“语文知识树”的4部分22项131个知识点的呈现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即那些最具包容性的概念处于知识树结构的顶点（如“文言文知识”、“基础知识”、“阅读与写作”和“文学常识”），它下面是包含范围较小的和越来越分化的概念与具体的知识（如其中的22小项和131个知识点）；同时，“语文知识树”还加强了知识点的横向联系和融会贯通。可见，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语文知识树”对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光有形式上的序列是否就一定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呢？事实并非如此。认知心理学还认为在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成绩与自身因素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学习成绩=F（动机，IQ，原有认知结构）。[15]由此可见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在其以后学习中的重要性。正如有的老师指出的那样，“语文知识树”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就是根据先行教材的‘知识点’来加以梳理的，而我们很难肯定先行教材对语文知识内容的构想是完全合理的。应该是先有体系批评，然后才形成体系。就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而言，它可能是适合的，但也有可能是不适合的。或者它适合的可能只是部分学生的发展。

更重要的，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的形成，有一个应该让学生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各种知识不断膨胀的年代，从知识的内容上讲，学生需要掌握的是那些具有较高概括性、包容性和强有力的解释效应的知识。如果我们以此来观照“语文知识树”，我们发现，它虽然对知识作了梳理，并简化了一部分内容，但不可否认，它包含的还是一个个比较繁琐的知识点。因此，从内容上看，“语文知识树”在怎样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这一点上还是不够完善的。

进一步而言，基础教育是为学生以后的学习打基础的，学生在这一阶段形成认知结构对其以后的学习来说，便成了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更应学习的是那些包容性强的知识。当然，具体的知识也是需要的，但是不要太繁琐。因为知识实在太多，而且有些知识除了应付当前的考试之外，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论从画“语文知识树”的出发点还是从其使用来看，它都有一定的应试之嫌，虽然在学生必须要应试的情况下，这也不失为一种减轻学生负担的有效途径，但是随着考试制度的改革和以后升学压力的逐渐减轻，教学关注学生的实际需要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或许，我们这样去要求“语文知识树”是不切实的。其实透过“语文知识树”，我们看到的是语文教材的某种程度的缺陷。这种缺陷也不是靠一个人或一项改革就能改变的。从大处看，它还反映了我们课程内容选择上的一种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三、“语文知识树”反映的是“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的课程内容价值取向

我国学科教育的重点一向是放在向学生传递知识这一基点上的。既然是传递知识，那么学科专家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最清楚教师应该教什么，学生应该学什么的人。由此，我们的教材也是按学科知识掌握的需要来编排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是学科知识。而“语文知识树”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反映。

魏书生老师试图建立语文教学的科学序列，便引导学生按照教材所包含的知识点画出了“语文知识树”，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教材的知识作了简化。这样做的好处如前所述有利于考虑到语文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使教师与学生明确学与教的内容，从而使语文教学工作有据可依。但是，这种“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的价值取向，其最大的不足是忽视学生。它既不可能适应全体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又忽视学生的兴趣。正如杜威所指出的，即使是用最合逻辑的形式整理好的最科学的教材，如果以外加的和现成的形式提供出来，在它呈现到学生面前时，也失去了这种优点。对学生来说，学习内容是由外部力量规定他们必须接受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由于教材并不引起兴趣，也不能引起兴趣，于是教师就想方设法采用各种机巧的教学方法引起兴趣，使教材有兴趣，用糖衣把材料裹起来，让学生“在他高高兴兴地尝着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吞下或消化一口不可口的食物”。[16]事实上，许多学生也不把教材看作自己生活的必需，而是对教师和家长或者考试的一种应付。“读完——考完——忘完”往往是一些学生所经历的过程。[17] “语文知识树”就其产生原因而言，主要还是出于应试的需要，而且事实证明其在应试方面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学生在应付完考试之后，到底还剩下多少知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认“语文知识树”或“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的价值取向，其实，自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产生以来，对课程内容的解释大多是围绕三种不同的取向而展开的。除了“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外，还有“课程内容即当代社会生活经验”、“课程内容即学习者的经验”等价值取向。[18]在课程理论发展史上，不论主张哪种观点的学者都很少完全否定其他观点。就语文知识的教学而言，或许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关注学生，让它成为学生主动选择的结果，并使其转化为学生人格发展的需求。由此观之，现在应该是需要改变类似于“语文知识树”这样的教学方法的时候了。

注 释：

[1][2][4][13]魏书生、张彬福、张鹏举《魏书生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实践研究》第24、25、27、2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3]蔡政权《“学法指导”之我见》，《辽宁教育》1997年第1期

[5]戴永寿《魏书生语文教育思想及其改革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

[6] 李荣海《我“读”魏书生（二）》，《内蒙古教育》1994年第3期

[7] 盛斌、季银泉《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改实验（四）》，《教学与管理》1998年第6期

[8][10] 沈韬《语文教学呼唤科学批评》，《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8期

[9] 顾中观《谈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科学定向》，《语文教学通讯》1998年第3期

[11]章幼学《确立文章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12][14][15] 邵瑞珍《教育心理学》第58、218、238、21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6]杜威著，赵祥麟等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130－13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