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语教育的迷思看双语教学的课堂实践

自从因为中国入世而带动的双语教育热潮渐渐引起注意以来，不少国内学者对双语教育发表了很多论著，对双语教育的具体实施起了指导作用，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双语学校王旭东《关于“双语教学”的再三思考》（下称《王》文）；四川省达州巨全双语学校张修富的《论“双语教学”》（下称《张》文）；董艳的《双语教育的概念》（下称《董》文）；黄冬梅的《双语教育原则》（下称《黄》文），等。然而，一些论著虽然试图为赞成或反对双语教育提供理论根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无法说清他们试图说清的东西，也即解决正在从事双语教育或者即将从事双语教育的行政人员和教师经常会产生的疑问，包括“什麽是双语教育？”“为什麽要从事双语教育？”“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是一回事吗？”“双语教育的课堂实践应该是怎麽样的？”等等。

发表在《双语教学研究》网站上张正东的《论双语教学》（下称《论》文），翁燕珩的《浅析浸没型双语教育》（下称《浅》文），和卢丹怀的《双语教育面临新挑战》（下称《双》文）就是这样一些典型的论著。虽然就论著本身来讲，作者们对国内外各种双语论著涉猎颇广，也引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但是，由于不明的原因，论著给人的感觉却是越讲越不清楚，到最後一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答。

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有关的理论依据和课堂实践已经是一个有共识的、非常清楚的体系。然而，国内的一些学者在面对这个非常清楚的体系的时候，却变得模糊起来，不但无法准确地把国外的双语教育的理论基础引进国内，让国内的教育工作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首先，是“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的概念。例如，《论》文从一开始就开始模糊，称“双语教学就是实施双语教育的手段，”这本来是对的，可是后面却马上接著说“也泛指双语教育。”问题就来了，因为概念已经被偷换了，而且后面还开始把双语教育分类来论述，这已经完全偏离“双语教学”这个主题了。

准确地来说，“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一种通过使用学生的第一和第二语言来进行教学，从而达到某个教学目的的教育方法。国外因为这个教学的目的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双语教育：

假如是希望以少数、弱势语言为母语的学生尽快掌握主流、强势语言为目的的：教师使用弱势的语言来帮助学生克服语言障碍，掌握各学科知识，同时也积极教导学生主流语言。一旦学生掌握了主流的语言，就不再通过母语来教学，所有学科全部过渡为使用主流语言教学。这种类型的双语教育称为“过渡型双语教育。”

假如是希望以少数、弱势语言为母语的学生在掌握了主流语言以后，仍然保持他们的母语为目的：那么，学生在掌握了主流语言以后，并不完全脱离母语教学的环境，仍然有部分的科目使用母语来上课，部分科目使用主流语言来上课。这种类型的双语教育称为“保持型双语教育。”

假如无论学生本身的母语是否主流、强势的语言，教育的目的都是让学生成为双语、双文化的人才，那么，整个教学体系的设计就已经完全脱离哪一个语言为主，哪一个语言为次的束缚，专注于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双语能力。这种类型的双语教育称为“沉浸型双语教育。”

我们先来评估一下，三种双语教育的模式，哪一种比较适合在中国实行？

首先看“过渡式”：这种类型的双语教育在美国，是为了使移民学生尽快融入英语主流而设立的，由于强调的是英语能力的培养，忽视母语的继续发展，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是一种失败的双语教育，因为学生英语没有真正学好，母语也丢掉了。导致加州和其它州选民通过选举废除的，就是这种双语教育。过渡式的重点是让掌握弱势语言的群体过渡到掌握强势语言的群体。目前国内的“双语教育”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需要通过本族语的帮助过渡到完全掌握汉语外，根本就没有过渡式存在的理由，因为外语在中国是弱势语言，汉语是强势语言，刚好跟实行过渡式的国家，如美国，相反。

其次看“保持式”：这种类型的双语教育在美国，是试图让已经掌握了主流语言的学生继续留在双语计划里面，能继续用母语学习一些科目，保持他们的母语水平。研究证明这种类型教育出来的学生比“过渡式”教育出来的学生在英语能力和母语能力方面都要高，在英语能力方面至少不差于非双语班的学生。保持式最大的缺点就是“保持”。假如一个移民学生在三年级进入一家美国的公立学校，在保持式的双语班里面学习，他的母语水平就将永远“保持”在三年级，无法再进步了。美国的一些双语计划使用“保持”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对教育的基本拨款并不包括双语教育在内，双语教育是由联邦或者州政府特别拨款给英语能力不足的学生的。为了防止学校利用英语能力不足的学生拿更多的政府补助，通常政府会严格监控双语教育是哪些学生受益，并设立“脱离”双语计划的标准。当学生达到标准，通常是英语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就必须脱离双语计划，不可以拿政府的补助。要把熟练掌握了英语的学生留在双语计划里面，只能让他们上类似于外语性质的课，跟完整的双语计划里面大张旗鼓进行母语训练，用母语上课等就差很远了。在国内，我们当然不要我们的学生只是“保持”他们的母语，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的母语 -- 汉语能随著年级的增加而进步。因此，“保持式”也没有在中国存在的理由。

最后，是“沉浸式”。沉浸教育在美国和加拿大，主要都是掌握强势语言的学生希望同时也掌握弱势语言。比如加拿大的法语沉浸计划，是讲英语的学生希望掌握法语；美国的中文沉浸计划是讲英语的学生希望掌握汉语等。在中国，强势语言是汉语，弱势语言是英语或者其它外语，当然是讲汉语的学生希望掌握外语了。应该说，国内目前希望实行双语教育的地方或学校的目标跟这种双语教育的目标完全一致。要进行双语教育，最好就是进行沉浸式的双语教育。《浅》文用了很大的篇幅引证了国外的研究结果，证明沉浸式的双语教育是最好的，因为只有这种双语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双语双文化的高素质人才，才真正有跟国际接轨的可能。可是，在最后，《浅》文却不知道为什麽得出了沉浸式双语教育不适合中国学生的结论。所根据的，只是一个非常弱的研究结果说受过沉浸教育的学生大多数仍然喜欢使用他们的第一语言，而不喜欢使用第二语言，因此，沉浸式的双语教育仍然是失败的。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完全跟双语教育无关。社会语言学告诉我们，人们使用哪种语言并不一定跟自己是否熟练掌握这种语言有关系。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在外地遇到老乡的时候，即使我们都能熟练地讲普通话，但我们仍然是情不自禁地用家乡话交谈。假如在一个老乡的聚会中，大家都用家乡话交谈的时候，有一个人硬是不讲家乡话，大家就都会认为这个人有毛病，傲气大了。加拿大法语沉浸计划的学生的英语标准测验成绩比非沉浸计划的学生好，法语标准测验成绩更远远超越非沉浸计划，只上法语为外语课的学生；美国中文沉浸计划的学生也得到相似的结果；日本英文沉浸计划的学生日文比非沉浸计划的学生要好很多。这些都证明了沉浸式的双语教育，确实是目前最先进和最值得仿效的双语教育类型。

但是，沉浸式的双语教育应该如何实行？国内的学校是否有这个条件实行？无论是《论》文还是《浅》文，都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至于“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 Methodology)，包括的范围比“双语教育”要广泛得多。《董》文就指出了“双语教学是实施双语教育目标的主要途径。”而且，它包括了属于和不属于“双语教育”范畴的教学方法。比如：在国内很流行的在外语课上面使用汉语来解释语法，属于一种双语教学的方法，但不是双语教育；上课时讲一句汉语再讲一句外语来教化学，也是双语教学，却也不可以算是双语教育；上历史课，第一章书用汉语讲，第二章书用外语讲，这种听起来很奇怪的教学方式，却是属于双语教育的一种双语教学方式！

正因为国内的学者搞不清“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的区别，才会出现类似于下面这些问题的疑问：

- 我们学校也要搞双语教学了，我们语文老师怎麽用外语来讲文言文呀？
- 既然别的老师已经用外语上数学、物理、化学、地理、政治等等了，双语教学，那我们外语老师该教什麽呢？
- 既然双语教育也是外语教育的一种，干脆还象从前那样，加强外语教育算了，搞什麽双语？
- 我有英语六级证书，校长才聘请我当这个双语学校的地理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该用多少汉语，多少英语呢？我用英语讲课，学生读的课本是汉语的，行吗？
- 我是生物老师，现在我的学生已经能听懂我上课的时候说的“请翻开课本”，“请站起来”，“请坐下”，“谁能回答这个问题？”等外语句子了，我们是在进行“过渡型的双语教育”吗？

校长想知道的，是在“双语教育”的一种类型下面，比如我们来搞“保持型”吧，我们的学生一天该上几节外语课，几节用外语来讲授的课，几节完全用汉语来讲授的课？课程表该怎麽编？家长想知道的，是学生用外语来上重要的课，比如数理化这些，到中考高考的时候只懂外语的名词，不懂汉语的名词，升学率会不会降下来？老师想知道的，是怎麽个“双语”法？上课的时候我就说一句“OK”算不算双语教学？外语的化学课本，连我自己都看不懂呢，怎麽教学生？高三复习的时候用外语上过高一物理的学生会不会要我重新用汉语给他们讲一次高一物理？一个课要上两次，不是害人吗？

很多论著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双语教育”的定义，也以中国与世界接轨或者加入WTO，或者其它的理论为理由，告诉读者“双语教育”有什麽好处。但是，却从来没有很清楚地告诉读者，在课堂里面，该怎麽样进行“双语教育。”前面提到的那些论著的作者，虽然说出了双语教学是实现双语教育的手段，却没有一个能具体讲出来在课堂上面如何进行双语教学。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作者可能根本没有根据双语教育的定义，具体地在某一个学校的课堂里面打造过一个双语教学的计划（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

根据学校的目标，采用了一种形式的双语教育，就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双语教学计划。计划要包括教育方针和目标、课程设置、教师选拔、教材的使用和教学法。它们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整体。

本文在前面已经指出过，国内的一些双语教育的论著对于“要不要进行双语教育”还抱有怀疑态度，对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的概念还有点含混的时候（如《双》文和《论》文），奢望在课堂实践上对从事双语教育的教师们有所指导，实在是不太实际。幸好，一些在第一线的双语教育工作者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给出了部分的答案了。《王》文里面，就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的双语教学”的想法，呼吁“寻找各个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切入点。”《张》文和《黄》文中指出了双语教学的认识误区并提出了双语教学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些答案综合起来，就能产生一套符合当地双语教育目的的教学计划。

良好双语教育制度下的双语教学的一个最重要原则就是“语言分离，双语并重。”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要决定学生每天要接触多少母语，多少外语，这个百分比的问题在国外不同类型的双语教育的定义中已经被阐述得很清楚了。但是，作为学校，还必须根据师资、课本等具体情况决定哪些科目可以切入使用外语教学。

为什麽在课堂里面要实行“语言分离”的原则呢？所谓“语言分离”，就是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不把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讲课，即讲一句外语，马上翻译成母语，又讲一次。因为研究证明，这种“同时翻译”（Ｃoncurrent Translation）的双语教学方法，学生会选择听得懂的语言来听，而排斥听不懂的第二语言，结果是永远学不会第二语言。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教学语言分离。语言分离的方法有很多种：

最低限度的方法，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某些部分固定使用第二语言，如课堂的指令，体育课的口令之类。

较低限度的方法，是老师每星期某一天或几天的某一节课全部用第二语言来上课，其余的时间用第一语言来上课。

低限度的方法，是学科老师在教某几章书的时候用第二语言，包括课本、作业和授课语言；其余全部用第一语言。

较高限度的方法，是某一个或几个学科的老师在某一个年级全部使用第二语言来上课。

最理想的方法，当然就是使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老师完全分开来上课，每一个班配备两套老师，一套老师专门负责讲授使用汉语的课程，另一套老师专门讲授使用外语的课程。

为什麽要“双语并重”？所谓“双语并重”，就是在进行双语教育的时候，既提供给学生最好的母语教育，也提供给学生最好的外语教育，并尽量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

目前几乎所有国内双语教育的论著都谈到双语教育的一个特征就是使用外语来讲授部分学科。可是，很少有文章说得清楚为什麽外语课不够，还要用外语来上专业课；也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谈过在双语教育之下的母语语文课为什麽不可以用外语上。

为什麽要用外语来上专业课（如数学、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美术、体育等学科的课）？答案有三个：

第一：为了创造一个应用外语的环境。如《王》文所说的，中国学生学外语缺乏一个应用的环境，而语言学了是要用的，不用就会忘记。假如每天只在一个小时的外语课里面接触外语，学十几年还是没有办法跟外国人进行最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假如学生在专业课里面也能接触外语，应用的环境就大大增加了。
第二：语言的习得是跟语言的需要成正相关的关系的。假如学生感觉不到学习外语的需要，就很难学得进去。目前，国内的外语课让学生感觉到的需要就是要在各种考试中考高分。因此，学生在外语学习中学得最出色的方面就是如何考试。一个精通考试的学生在考托福、GRE的时候，甚至可以不看题目，只看给出的选择题答案，就能选对。可是，这个学生可能看不懂最简单的专业文章，不会写最简单的外语报告。假如学生要用外语来上专业课，就意味着他们要听懂老师的讲课，读懂外语写的教材和使用外语做功课。这些就是需要，而且是自发的需要，不是象外语课那样老师灌输的需要。不少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发现自己外语能力进步得非常快，觉得吃惊。其实，是因为在国外社会里面有听、讲、读、写外语的全面需要，所以学生就学得特别快。我们用外语来上一些专业课，正是为了提供这样的需要给学生。

光是提供需要还不够，专业课的老师还必须负责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不要以为这是外语老师的事。所以，用外语上的专业课的教案里面，不但要有专业知识的教学目标，还要有语言知识的教学目标。例如，在中英双语班的一节数学课里面，老师要讲正数和负数的概念，还要讲数字的比较以及正负数的加减法。在语言目标里面，就必须包括：

一：词汇目标：学生必须掌握象positive number, negative number, origin, number line, absolute value, addition, subtraction这样的专业词汇。
二：句子结构目标：学生必须掌握如何使用greater than, less than, subtract from这样的句子结构以及比较式的用法，能熟练地理解和使用类似下面的句子：
2 is greater than -4 （2比-4要大）
-5 is less than -2 （-5比-2要小）
If Joe subtracts -3 from 8, would he be getting a bigger or smaller number? （假如阿祖用8减去负3，他会得到一个更大还是一个更小的数字？）
三：口语交流目标：学生必须能通过小组活动，使用目标语言进行以下的交流活动：
1．寻找：通过询问，知道对方正在干什麽，或者引起问题的讨论。
2．参与：通过寻找知道对方在做什麽以后，有意识地参与活动。
3．解决：通过参与活动共同解决问题。
教师通常把全班分成若干小组，每一个小组选出一位组长，一位记录员，一位报告员，一位时间监控员，各司其职。然后，把一些数学问题拆成若干部分，每一个小组只得到一部分，必须跟其它小组交流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规定交流必须使用目标语言，这样，就创造了口语交流的条件。共同协作的活动找到答案以后，每一个小组的报告员向全班报告解决问题的过程。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普通的外语课里面，类似上面这样的外语课文通常是没有的，只有在专业课里面才会存在；即使有这样的课文，学生也不会象在专业课里面学得那麽自然、有系统和记得那麽深刻。这正是双语教育优于普通外语教育的其中一个方面。

最后，用外语课来上专业课其实是很大程度是由外语的性质决定的：用外语上专业课可以用最经济的办法学到最多的词汇，而且容易记得住。以中英双语为例子，很多词汇，中文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即使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生物的人，都会猜得到“虐原虫”绝对不是一种化学物质的名字。然而，即使是从小学英语长大的人，假如没有学过生物学和化学，绝对不可能猜得到两个开头和结尾都相似的单词：plasmodium是虐原虫而potassium是钾，一种化学物质。

既然用外语来上专业课可以帮助学生学更多的外语，那麽，为什麽在双语教育中，语文课（母语课）不可以用外语上？

这个问题牵涉到双语教育中“双语并重”的原则和母语教育的重要性。既然是双语并重，而不是“独尊外语”，母语语文课是双语里面的其中一语，当然就不可以用外语来代替。

另外，因为一个人一生只需要学一次怎麽阅读和写作，母语教育就是用最容易的方式把阅读和写作的技能传授给学生，让他们可以把从母语中学到的文学元素转移到外语的学习中，使外语的学习更容易进步。研究证明，母语程度高的人，学外语比别人快和好。在双语教育中，母语不但不可以用外语上，连母语的课本都必须尽量选用使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而非由外语翻译的作品，这样才能让学生学到原汁原味的祖国语言文化，真正成为双文化的人才。

一些论著，在指出了双语教育的定义的同时，却没有客观地报道国外对双语教育的研究。《论》文，《浅》文和《双》文都不同程度地引证国外的例子或研究结果，指出双语教育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这些论著未能指出造成负面结果的根源，读者很容易就会得出“中国不应该进行双语教育”的结论。同时，很少文章能引用国外对双语教育的经典研究，反而对似是而非的一些“研究”报道得很深入，也影响大家对双语教育优劣的判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相信是论著的作者缺乏系统的教育研究方法或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缘故，对于一些研究报道，只看结果，而不去分析原文或者分析研究是在什麽情况下做出来的。

例如，这些论著引证了一些没有得到理论界公认的研究结果。比如在《双》文中提到的贝克博士(Baker, Keith)的研究，认为“双语课程在提高英语水平方面比较差。”可是，作者却不知道，当年贝克的这项研究竟然是把几种双语课程教育出来的学生，跟另外一种双语课程教育出来的学生比较得出来的。就等于是把全聚德的烤鸭跟便宜坊的烤鸭的味道进行比较以后，得出一个结论说便宜坊的烤鸭没有上海小绍兴的白斩鸡的味道好，这样的研究有价值吗？

其次，一些论著提出了母语和外语会互相干扰的问题（如《论》文），但并没有报道母语水平的提高会增进外语水平的研究。同时，更不会想到，在双语教育下，如何避免母语和外语的互相干扰，也是应该在双语教学的方法中强调的。不过，目前国内的双语教育刚刚起步，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本文也就不花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的双语教育，很多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准备还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之下起步的。尤其是“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的概念不清楚，对于怎麽进行双语教育，在课堂上面应该怎麽做，都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再加上国外双语教育的动态和研究没有被客观全面地引进和分析，政府没有完整的法规进行监管指导，都造成了学校、家长、教师、学生的疑惑。希望这篇短文可以为正确、客观地引进双语教育的概念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望识者不吝赐教。

参考资料：

董艳：《双语教育的概念》
黄冬梅：《双语教育原则》
卢丹怀：《双语教育面临新挑战》
王旭东：《关于“双语教学”的再三思考》
翁燕珩：《浅析浸没型双语教育》
张正东：《论双语教学》
张修富：《论“双语教学”》

关于双语教育的经典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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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shen, S (1996): Under attack: The case against bilingual education. Culver City, CA: Language Education Associates.
Ramirez, J.D., Yuen, S.D., & Ramey, D. R. (1991): Longitudinal study of structured English immersion strategy, early-exit and late-exit 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s for language-minority children. Final Report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xecutive Summary. San Mateo: Aguirre International.

引文中提到的反对双语教育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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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教育对外语教育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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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p, J (1984): Native language knowledge as a predictor of success i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disadvantage population.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M.A. degree, Tel-Aviv University.
Krashen, S (1998): 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Some practical arguments. In Stephen Krashen, Lucy Tse, and Jeff McQuillan (Eds.), 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Culver City, CA: Language Education Associates.

双语教学的课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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