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目标分析与思考 ──从上海市《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学科课程标准》谈起

［摘要］本文以1991年上海市《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为例，介绍了我国大陆现阶段中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教学目标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心理学原理，并通过与我国古代和现代西方教育思想的一些简单比较，就我国现阶段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语文学科；课程标准

语文教学目标，是指通过语文教学活动所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自古以来，围绕语文教学目标问题出现过多次争论，这些争论大多数与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观念有关。古人重视“文以载道”，道为主，文为辅。近代以来，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文与道的兼容、排斥、孰轻孰重等方面。进而由此引起了语文教学思想、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许多争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语文教学目标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目标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意见出现了靠拢靠近的发展趋向。1991年上海《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通过对上海《课程标准》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作者对近十多年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目标反映出的教学思想的几点看法，仅供讨论参考。

一、在语文教学的性质方面，强调思想性和工具性并存，工具性为主，思想性为辅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教委先后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这两个大纲都提出了“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强调在掌握语言这一工具的同时，应通过语文教材的学习，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与文学熏陶。上海《课程标准》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首先，《课程标准》从教学目标到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教材选编等各个环节，反映了工具性和思想性并存这一教学思想。在总述“教学目标”时提出三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必须使学生具有读、写、听、说的基本能力；二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三是必须重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在“教材编选”部分明确指出：“语文教材是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依据。教材编选必须有利于全面完成学科教育目标规定的任务”。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部分则强调，必须“按文悟道，以道解文”，“忽视思想教育的语言文字教学和脱离语言文学教学的思想教育，都有碍于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这种文道并存的教学思想充分考虑了语文学科的特殊性（“语文是思想性、实践性很强的工具学科”），既是对我国传统语言教育观的继承，也是对单一强调思想性（如“文革”中语文教学基本上是“毛主席语录”教学）或单一强调工具性的否定。

其次，《课程标准》在体现文道并存的同时，强调文为主，道为辅。在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实际上是“大语文教育”，即把文、史、哲、经合为一体，使语文教育与伦理道德教育、经典哲学教育、政治历史教育等相融汇。且古人重“道”轻“文”，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都是说“道”是根本的，而“文”则是用来阐释及传播“道”，人们也必须通过“文”来理解“道”。这种重“道”轻“文”的教育观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表现了它的适应性和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特别是近代随着学科门类的不断分支和细化，重“道”轻“文”则成为语文教学发展的障碍。毕竟语文课不是思想品德课。语文教学须以掌握语言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为主要目标。思想品德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只能是辅助性的，其主要渠道应依靠思想品德课来完成。纵观《课程标准》，虽然对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提出一定的要求，但着重强调的还是其“工具性”──即对语文基本能力的要求。在“教学目标”部分，总目标中首先强调的是要使学生具有读、写、听、说的基本能力，六项具体目标中则全部是对语文基本能力和基础知识的要求，为什么没有提出思想教育？根据我的理解，思想教育作为语文教学的辅助目标，它只能在给学生进行基本能力基础知识的传授过程中，通过教材内容进行潜移默化地渗透，否则就会喧宾夺主，冲淡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功能。这种对语文教学性质“文道并存，文为主、道为辅”的诠释，我认为比较符合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和语文教学的规律性，无论是和传统的重道轻文比较，还是和建国后曾出现的以道代文（纯“思想性”）、以文代道（纯“工具性”）比较，这种观点都更具有先进性、科学性。

二、在教学目标和教学组织中，强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课程标准》“目标”部分指出：“语文教学必须重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组织学生进行观察、想象、联想、记忆、分析、归纳、比较、质疑等思维训练”。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部分要求：“语文教学要培养泩的思维能力，促进语言和思维的统一发展，要指导学生在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把握思维的途径、方法、鼓励独立思考，倡导质疑探究，允许发表不同见解，培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必须防止出现以教师分析代替学生阅读、理解、欣赏的‘满堂灌’、‘满堂问’的教学状况。”《课程标准》将发展学生思维能力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来提出，反映了现代教育注重开发人的智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和传统教学有着很大的差异。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强调记忆、从启蒙教学开始就要求学生背诵记忆教材。而这种记忆又大多表现为被动的：“机械记忆”，培养出的学生往往成为满腹经文的书呆子，只知背诵“赵、钱、孙、李”和撰写“八股文”，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则知之甚少。从心理学角度讲，鼓励学生分析问题、解决一等并享受问题解决后的乐趣，更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从社会需要来看，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学生在校学习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应用知识的能力，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为社会服务。因此，《课程标准》所反映出的重视开发学生思维能力的教育思想，从理论上讲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和西方教学模式比较，我国在这方面是强调的多，具体教学过程中则实施得远远不够。这可能与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延续至今的应试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有人提出，为什么中国“奥林匹克”竞赛得奖多，则诺贝尔奖一项也拿不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三、在教学进程方面，注意学生的年龄差异，依照学生的心理成长规律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不同年龄的学生有不同的心理发展特点，这种特点对他们的学习能力和表现有较大的影响。教学内容和手段低于年龄段要求，学生就会感到“吃不饱”；超越年龄段要求，学生则感到“吃不了”。《课程标准》在实施教学进程中，对此作了充分的考虑。如考虑到小学生记忆力强，但思维能力较弱的因素，将小学的重点放在识字写字方面（要求认识2500个常用汉字），而在读、写、听、说方面仅作一般性的要求。针对初中生抽象逻辑思维较好，感知较精确，理解能力增强，观察较细微全面的特点，将学习的重点逐步由识字写字（在小学2500字的基础上增加到3500字）过渡到阅读、作文、听说话和基础知识的掌握方面，这种因年龄不同特点安排教材内容的教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和近现代语文教育观的继承、批判和发展、古代很重视“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循序渐进”，但教学内容过于简单。启蒙教育对语文的要求基本上是识字教育，以背诵记忆《千字文》、《三字经》及《百家姓》为主要教学目标；启蒙后教育则以“作文”为重，而忽视阅读、欣赏、听说等方面的教学，到了近现代，随着语文学科的细化和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语文教学进程中比较强调年龄段的不同要求。但内地和香港比较，内地将语文和文学合为一科，融知识、趣味、情感于一体，可能更符合少年儿童心理成长规律；香港将语文和文学分科设置，也许会使语文学教学出现枯燥的情况，影响教学效果。当然，我国近时期的语文教学内容安排亦有不完善之处。如小学语文课程任务过重，内容偏深；中学语文课统得过死，忽视青少年语文能力的训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基础教育注重人性化教育的作法，将基础知识教学和能力训练，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小学阶段的教学以识字和基础知识的掌握为重点，中学阶段则可以给学生一个“异想天开”、充分发挥创造性和能动性的自由空间，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应用能力方面，这样可能更符合少年儿童在不同年龄的心理、生理需要。

总之，从古至今，教育界对语文教学目标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语文教育理论在争论中不断走向成熟，语文教学实践在争论中不断走向完善。到了上世纪末，教育界对语文教学目标的认识趋于一致，语文课程设置、课程组织、教材选编等也一方面体现了教学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能运用新的教学思维和手段来保障教学目标的实现。通过分析比较，我认为，我国现阶段对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目标的定位比较准确，且在课时安排、教材选用、教学手段等方面与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表现出的基本国情是相符合的。但从发展的眼光看，我们的理论还有待创新，我们的实践还有待改革。例如：在教育制度方面，应试发展和以高考为目的的办学导向如不改变，语文教学目标就无法全面实现。在教育思想方面，我们必须全面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敢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特别是要克服重视基础、忽视能力，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等错误倾向，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我们的教学工作。在教学方法和手段方面，应加强实践性的教学环节，并重视图片、幻灯、录音，录像以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的运用。

当然，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条件下办好中小学教育，这是一个大的研究课题，也是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率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我们在企望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同时，更企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全面实现中小学语文教学目标具有可靠的保证。

［参考文献］

《中国语文教育》（香港公开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课程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