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钱钟书的零度讽刺

钱钟书先生是个学者，国学大师、文化昆仑、学术高峰这些很吓人的名头像一记记重拳夹杂着风声向我们挥过来，看看钱先生想不仰视都不行。只是可惜了他的《管锥篇》和《谈艺录》这样学贯中西的大部头不能被我们好好消受，或是火候不够吧，于是就只有跟着别人一起诚惶诚恐般朝上仰视。

也有人对钱种书不以为然，比如余杰。这个习惯与拿着道德大棒审判一切的年轻人向来火气不小，他把钱钟书老老实实做学问看作是逃避，且对他在《毛选》英译本中担任的角色耿耿于怀。他还把钱钟书看作是无形中的学术霸权和学术专制的代表，照埋头学术的那些专家看来，这简直是大不敬了。然而，这究竟是对钱钟书学术立场的一剑穿喉的批评呢，还是对钱钟书整体人格上产生的误读？

钱钟书先生去世那年我刚刚开始热衷于买《南方周末》，所以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记得第一个反应是，《围城》的作者没了，没了就是个很大的事情。于是跟着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围高三正埋头苦头的同学们，同学们起先都很诧异，钱钟书是谁？我好生失望，知道《围城》吗？他写的。切，没劲，是那部电视剧吧。于是又接着钻研自己的抛物线和马克思。我不禁索然。

在那之前我还不知道钱钟书做学问也那么大，《围城》带给我的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形象。那本小说读起来感觉真是不错，到现在我总共买了三本，前两本早已不知去向，这第三本我总怀疑它是盗版，读起来心里总是没有以前那么舒服。但我买这本书还有另外的一个理由，就是送给我的女朋友，女朋友说她没看过《围城》，对我而言这是难以容忍的一件事情，虽然她至今一年来到如今也没有读完。

写于1945年到1946年的这个长篇小说是在当时的沦陷区背景下完成的，战后1947年在上海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此后印刷次数不断上升，至今已达几百万册，这还不算盗版的猖獗造成的另外一个数目。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说明了《围城》的流行，但这也许并不代表钱钟书的流行。人们看到了方鸿渐，却忽视了真实的钱钟书的存在。

钱钟书在这本书中是以方鸿渐这个人物把自己的话语介入故事的。这个善良、聪明、幽默，但缺乏意志、优柔寡断的年轻人在处世哲学上总是有点不羁，并围绕着他写了他与四个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爱情纠葛，以及他对知识分子李梅亭、顾而谦等人的嘲讽和鄙视，还有家庭关系的内部斗争。可以说，从相对意义上讲，方鸿渐是钱钟书的代言人，钱先生在序中说他想写一类人，那么，他选择了站在方鸿渐的立场上写了这些人。换句话说，钱钟书的这部讽刺之作的角度是直接进入了方鸿渐的世界，是一种对文本的零度介入，是零度的讽刺。这当然不同于西方文论大师的“零度写作”的概念，那过于深奥，我只是想简单地表达出钱钟书讽刺的视角而已。

《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众生相。理解“围城”这两个字，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在某种层面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写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无奈的自我欺骗，这都是这部小说讽刺的成功。

钱钟书的国学底子得益于他那位曾经写出《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的父亲，此外，他在美国读中学，在清华外文系、牛津大学英语系、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的经历也让他受到了足够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他是极聪明的，所以在《围城》中不难发现既有《儒林外史》大社会的人生缩影，也有西方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倾向。

《围城》的语言别具特色，有着传统话本讲故事的延续，也有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处处不满比喻，与钱钟书博学而善于旁征博引有关，机智俏皮的小聪明也处处可见，随手拈来。语言的过度讽喻却表达了人情的弱点和人生的苍凉无情，在这里，方鸿渐，或者说钱钟书，是相当悲观的。

早期作为一个文人，钱钟书笔下的讽刺没有丝毫的痞子气和盛气凌人的嘲弄，这是难能可贵的。大才子如钱钟书，真的不是一般的文人可以比肩的。他还有文学作品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流传。

钱钟书的零度，让我看到了他的善良，至于种种是非，恰如方鸿渐身上的人性的弱点一样，有的时候是难以避免的。真正人格精神上的绝对超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中的彼岸理念罢了，钱钟书无罪。如果需要忏悔，那是过于狂热的集体行为，容易产生失语之后的更多的孤独感。这个世界需要平衡，不是吗？

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可见“围城”的伫立，世态炎凉并非绝对，却也不假，即使是我此刻正在发声的网络上，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