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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诗人”戴望舒抗战片段

小编:

周维强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

这是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1942年7月3日写于香港的诗篇《我用残损的手掌》开头的几行句子。诗中的“湖”指的是杭州西湖,戴望舒小时候家就在西湖的附近,在戴望舒记忆里,西湖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而他尤其不能忘的是最好的季节里的西湖——这两个加了括号的诗句,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军占领下的杭州,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那座繁花似锦的美丽城市。

戴望舒写作这首诗篇时,他刚刚从日军的监狱里被放出来。——1942年的春天,戴望舒在香港被捕并被投进日军的监狱,此后,经过挚友叶灵凤的全力奔走营救,5月30日,戴望舒才获释出狱。7月3日,戴望舒写下了这首凝重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也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诗篇之一。

冯亦代《戴望舒在香港》(载《龙套集》,冯亦代著,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一文里说:出狱时,望舒变得非常虚弱,“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戴望舒的香港的同事郑家镇,后来在回忆文章《我认识的戴望舒》(载《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中描写过望舒当时的哮喘情况:“好一副书生气质,患哮喘,冬天穿较多衣服,少不了围巾,手中总有一条白手帕,似是患了重伤风,老是医不好的重伤风。”北塔所著的《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说:狱中生活跟戴望舒几年后的英年早逝直接相关。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上海。在沦陷区的上海,已成文化名人的戴望舒,根本不愿为襄赞日本写任何一个字。他在他当时编译的《现代土耳其政治》(这部书的蓝本是奥地利学者诺贝特?德?比肖夫所著的《土耳其在世界中》)的《编者赘语》里借口赞扬土耳其民众的觉醒而呼吁本国同胞:“与其受人宰割,不如起来拼一死战。”戴望舒可能上了日本宪兵的黑名单,他也隐约感受到了这种阴影。1938年5月,戴望舒挈妇将雏与叶灵风夫妇一同乘船来到当时尚未陷落的香港。

戴望舒一到香港,就主持了《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的编务。戴望舒有意借《星座》来做抗日宣传之事。由于戴望舒在文坛上的大名和他的人缘,他主持《星座》在约稿、用稿上以抗战为核心,所以《星座》很快就成为抗战文艺的一个重要据点,如郁达夫、徐迟、萧乾、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等全国一大批作家,就被戴望舒团结进了《星座》为据点的香港抗战文艺事业之中。戴望舒还“曾写信给西班牙共和国的名流学者,请他们专为《星座》写一点文字,纪念他们的抗战两周年,使我们可以知道一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现状,并使我们可以从他们得到榜样、激励”(见《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第41期,1938年9月10日第14版《编者话》)。

1938年底,应总部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邀请,戴望舒参加了香港分会的筹备工作,负责人是1938年底南下香港的楼适夷。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由于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英国与日本还是友邦,所以英方对日本军国主义实行观望态度和绥靖政策,香港当局严格控制中国人的抗日言行,专门成立了特别检查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时,协会名称不得不改作留港会员通信处。协会名义上由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当家,实际上的领导工作,差不多都落在了戴望舒的肩头,大家愿意围绕着望舒展开工作,因为望舒一手操持起来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是——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参见《江南小镇》,徐迟著,作家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圣诞节”。

日军控制香港后,立即逮捕了几乎全部的在港知名华人,包括戴望舒在内。戴望舒活跃的抗战姿态,很显然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本宪兵动用酷刑审讯戴望舒,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文艺界抗日人土名单等资料。

戴望舒在狱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所受的酷刑和折磨,是非常惨烈的,这使他出狱后仍无法摆脱这噩梦,过了两年之后,1944年1月18日,他在写《等待(二)》一诗时,还记忆犹新地写下了这样叫人刻骨铭心的句子:

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

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

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

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

从口鼻一起喝水,然后给踩肚子,

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

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北塔在《雨巷诗人——戴望舒传》里说:“如果不是亲身所受,望舒怎么会写得如此具体可感、撕肝裂肺?!”这也正如方锡德所说:望舒“作为敌人的囚徒,在敌人的地牢里,饱尝了肉体的大痛苦,体验了死亡的大考验”(见孙玉石主编《戴望舒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紧接着上面对酷刑的描述,诗人“充满韧劲和豪情地写道”:

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

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

让我在这里等待,

耐心地等你们回来:

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

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戴望舒在狱中还写下了可以称得上是他一

生的代表作《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惟一的美梦。

请想一想,“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这些句子所藏着的戴望舒对“死后的境地”的想像,是“多么宏阔而高远”(北塔语)。这是戴望舒在狱中惟一留下来的诗篇,戴望舒告诉我们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27日。这是他写于狱中的文字,但是不是真的题写于壁上,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是写于纸上,那么又是如何藏匿的呢?按北塔的分析,“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这样赤裸裸的反日、反侵略的言论,恐怕是不能被日本宪兵看到的,如被发现,戴望舒肯定会被施以更加严酷的刑罚,至少要延长关押的时间,怎么可能到了5月就释放了呢?姑且录此,聊备一说吧。

现在我们回到开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继续读下去: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北塔分析说:他的手掌之所以是“残损”的,可能是因为监狱的酷刑,也可能是因为生活的磨难。他的手掌虽然已经“残损”,但他还要用它们来抚摸,而且抚摸的不是个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是“广大的土地”、“无限的江山”!他把祖国的版图想像成一幅画,刻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然后一任自己的手指一角一角地摸索。虽然这用手掌摸索国土的意象可能来自许拜维艾尔《遥远的法兰西》中的诗句“我用饥渴的手,/寻找遥远的法兰西”,但戴望舒化用它而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强烈而深沉的故国情感。法国汉学家苏珊娜?贝尔纳《生活的梦》(载《读书》1982年第7期)里,给予这首诗相当高的评价:“在这篇作品中,诗人竭力把前期经验——形象的感染力(对每个地区的描写,都力求概略而精确)、强烈的感受(芬芳、微凉、彻骨的寒冷、从指间滑出的水等)——与新的内容和新的感情结合起来。”“……此作处于戴诗过去、现在、未来的交叉点上。新的抒情,坚定而自信。诗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声音,它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低吟,也没有了失望的悲苦,它转向世界,朝向每一个人。”

当我们读完戴望舒这首《我用残损的手掌》,没法不想起戴望舒的成名作,那首写于1927年的《雨巷》。写《雨巷》那段日子,戴望舒正短暂蛰居于他的故乡杭州。——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同一个诗人,而前后写出如此不同的诗篇。

这个杭州的“雨巷诗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5日出生于杭州,在杭州他度过了少年生涯,直到从宗文中学(即后来的杭州第十中学,后来又屡经更迭组合,2005年4月扩建重组后更名为杭州宗文教育集团)毕业,1923年秋,戴望舒从杭州的之江大学投考有“武黄埔,文上大”之称的上海大学,进入文学系学习,并旁听社会学系的课程。

20世纪20年代的“雨巷诗人”,岁月的磨练,而最终写出了意境开阔的大诗篇。这是大时代的磨练,更是诗人内在的人格、精神的底子里,就存了这样的“潜质”,所以也才能够不为苦难所摧毁,而是愈挫愈奋。

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有了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他曾在1920年初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一本一时颇为走红的通俗文学杂志《红》上发表过一则颇有寓意的笑话:一胆小鬼问——水手,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死在哪里?水手答都死在海里。胆小鬼又问水手何以还要去航海?水手没有正面回答,反问胆小鬼他的祖宗三代死在哪里?胆小鬼答床上。水手讽刺胆小鬼既如此何以还要天天晚上上床睡觉。正如北塔《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所分析的,这个故事的写作里,已显露了他非凡的对位法结构能力,这种叙事模式在他以后的诗歌之中用得极为普遍。这则笑话,显然并不属于娱乐文字游戏之作,而是怀抱着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

超越个人的关怀,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在心底埋下了。1923年元旦,戴望舒和他的几位少年文友,创办了旬刊《兰友》,戴望舒自己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他家里。在民国时期,5月9日是国耻日,因为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武力逼迫下,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戴望舒《国破后》一文中沉痛地写道:

全国同胞所痛哭流涕的国耻日,在民国十二年的日历上发现了……如今我们《兰友》在这国耻日来作一个爱国的呼声。

这一篇文章,令我们联想起戴望舒写于抗战中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等诗篇。或者说,这种与民族、与祖国休戚与共的情怀,这种超越个人的关怀,从少年到中年,在戴望舒是一以贯之的,他写于抗战中的诗篇,与他中学时代在杭州写成的文章,其精神深处原是一脉相承的。

戴望舒在香港结出的艺术与人格精神的果实,种子却是他在杭州的少年时代里就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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