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架下的报告（节选）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尽我化装成跛脚老头这个角色所能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要在大门上锁之前赶到叶林涅克家，我的“助手”米列克在那儿等着我。我知道，这次他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他的，但是不去赴约，很可能会引起惊慌——主要的是，我不想让我们这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他们用一杯茶招待我。米列克早已在那里等我了，——除了他，还有弗里德夫妇。这可又是一次不谨慎的行动。
“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希望这样大伙聚在一起。这样最容易把我们引向监狱和死亡。要是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就得停止工作，因为这样不仅对自己有害，而且还会连累别人。明白吗?”
“明白了。”
“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五月号的《红色权利报》。”
“好极了。你怎么样，米列克?”
“老样子，没什么新闻。工作进行得还好……”“好了，就这样吧。‘五一’后咱们再碰头。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
“再喝杯茶吧，先生。”
“不，不了，叶林涅克太太，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多了。”
“至少再来一小杯吧，我请求您。”
新斟的茶冒着热气。
有人按铃。
现在不是深更半夜吗?这会是谁呢?
来的客人没有耐心，把大门敲得咚咚直响。
“快开门。我们是警察。”
“快到窗口去。快跑。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撤退。”
晚啦。盖世太保已经站在窗下，用手枪瞄准了房间。他们砸开了门，从过道偷偷地涌进了厨房，接着闯入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九个男人。他们没看见我，因为我正站在他们背后，在他们打开的门后边。我能够不慌不忙地射击。
但是九支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开枪，他们就会比我先被打死。假如我开枪自杀，枪声也会引起射击，他们仍然不免要成为枪下的牺牲品。倘若我不开枪，他们也许会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或一年，将来革命会把他们当中活着的人解放出来。只有米列克和我不可能从那里出来，敌人将折磨我们，——从我的嘴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而从米列克那里呢?这个人在西班牙打过仗，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两年，大战期间又秘密地从法国逃回布拉格来的，——不，这种人是不会叛变的。我考虑了两秒钟，也许是三秒钟吧?
如果我开枪，那也于事无补，只有我自己可以免受苦刑，但因此将会有四个同志白白地牺牲生命。不是这样吗?正是这样的。
于是决定了。
我从隐敝的地方走了出来。
“哈，还有一个。”
照我脸上打了第一拳。这一拳几乎要了我的命。
“Handeauf。”(德语：“举起手来。”)接着就是第二拳，第三拳。
我早就料到了这一手。
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堆倒翻的家具和各种什物碎片。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Marsch。”(德语：“走。”)他们把我推上汽车。手枪一直对着我。
途中就开始审问了。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我耸了耸肩。
“坐好，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你开枪吧。”
代替枪弹的又是拳打脚踢。
我们从一列电车旁边经过。我觉得电车好像扎着白色的花彩。难道这个时候还有婚礼电车，在这深更半夜里?大概是我开始发烧了。
佩切克宫。我原以为不会活着进到这里了。现在差不多是跑着上到四层楼。啊，原来这里就是有名的Ⅱ-Al反共科。
我倒有些好奇起来了。
那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手枪放进衣袋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上一支香烟。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搜身。”
开始搜查。他们脱去了我的衣服。
“他有身份证。”
“用的是什么名字?”
“霍拉克教师。”
“查对一下。”
打电话。
“当然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
“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
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怎么样，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
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
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
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嘴唇上来的。
“把他的鞋脱掉。”
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
两点钟。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
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个早晨。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指尖也在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应该去迎接他吗?应该怎样去迎接呢?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Erhatschongenug。”(德语：“已经够他受的了。”)然后我坐了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扞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