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花荡》有关资料
【作者介绍（郭志刚）】
孙犁，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河北省安平县人。１９１３年４月６日生。１２岁在安国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１４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１９３６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１９３８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１９３９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１９４１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１９４４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５０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作者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抗日根据地的风云变幻，虽语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成于１９５６年。小说通过铁（匠）、木（匠）两家十几年间友谊的建立和破裂的过程，揭示了５０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小满儿这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在读者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５６年以后，作者因病长期搁笔，但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时期，他还写有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１９５８），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它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从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荷花淀》等作品，已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文艺界甚至以其为现代文学的一种风格流派的标帜，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１９７７年以后，作者主要写作散文和评论，也有少量小说，陆续结集者有《晚华集》（１９７９）、《秀露集》《澹定集》《耕堂杂录》（均１９８１）、《尺泽集》（１９８２）等。１９８２年，作者又将从事文学事业以来所能收集到的绝大部分作品，辑成《孙犁文集》５册（内分７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二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孙犁在白洋淀（郭志刚、张无忌）】
在抗战的冀中平原上，孙犁到处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这里说的，是他熟悉的白洋淀。我们到过那里，那是一个深秋季节，虽然是和平环境，面对浩淼的淀水和一望无际的苇田，我们也被一种宏大的气魄和无比壮观的景象所感动（我们承认，在人民流过血和汗的这个湖面上，一种历史感加强了我们的感觉和印象）。负责水上导游的安新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介绍说：“白洋淀共由一百四十余个淀组成，占地面积四十多万亩，水道纵横交错，足有两三千条……”他口气一转，略带风趣地说：“来到这个地方，莫说日本鬼子会迷路，我们自己也会迷路。”看着汽艇周围数不清的块状苇田和左盘右旋的迷宫似的水道，我们相信了他的话。
作家的经历又把我们召回到那个炮火连天的时代，这时的白洋淀，具有一种悲壮的英雄色彩：“这里地势低下，云雾很低，风声很急，淀水清澈得发黑色。芦苇万顷，俯仰吐穗。”“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的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在这敌人监视着的苇塘里，我们记得作家讲过的这个故事：
一个干瘦的、眼睛特别明亮的老者撑着一只小船，无数次地穿过了敌人的夜间封锁，为游击队运输粮草、护送干部。他不带一枝枪，甚至也不穿一件像样的衣服（除了那件蓝色的破旧短裤），只靠那只灵巧的篙和水鸭子似的游水本领，在万亩苇塘里穿梭般驰骋，从未发生一次意外。靠了他，稻米和肥鱼的香味，才和歌声一起从苇塘里飘出来；靠了他，才维系了淀里淀外的交通联络。但有一次，却发生了意外，他护送两个女孩子在夜间穿越封锁线时，撞上了敌人的小火轮，有一个女孩子负了伤。这个打击差一点使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力量，他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无脸再见苇塘里的战士；但他到底将船驶到苇塘边，用篙拨开外面一层芦苇，找到了窄窄的入口。他发誓为女孩子复仇：“他们打伤了你，流了这么多血，等明天我叫他们十个人流血！”老人没有说错，第二天，他单身智斗敌人，使十几个鬼子落入圈套。他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用篙砸他们的脑袋……在苇塘那边，鲜嫩的芦花展开一片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在芦花下面，露出一个女孩子的俊俏的脸，她按照老人的约定，惊奇地欣赏着这场英雄行为。
这个故事很带有传奇性。古语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那种慷慨悲歌的义士精神，有了新的发扬。
下面这个故事就更加壮烈了：
故事仍然发生在白洋淀，不过这一次是在淀边的新安镇。新安镇四面临水，大汉奸熊万东住在有日本宪兵队把守的深宅大院里，整天不出大门一步，以为他的万世基业是稳如泰山的。这天是中秋节，他正在客厅赏月，忽然帘子一动，闪进一个人来。他一把抓起放在手边的盒子枪，厉声问：
“谁？”
“是我，大伯。”来人非常沉静，原来是参加了除奸团的他的一个侄儿。侄儿向他诉说，日本人到处抓他，他实在走投无路，才来求大伯赏他五十块钱，他好离开新安，到天津去做个小买卖，代价是，他愿意把带来的一枝顶好的盒子枪送给大伯，一厢说着，一厢倒拿着枪，递了过去。熊万东拿起枪，走到钱柜那里去，他一猫腰，脑袋已经掉下来；随着一把钢刀的闪光，来人带好两枝枪，已经上了房……
作者说：“这就是有名的熊氏三杰的英雄故事中间的一个。”熊氏三杰的故事，抗战时期在冀中一带流行很广，在有关作品和文章中，曾经多次被人辑录或转述；就叙述的生动和精彩来说，孙犁应属于最佳者之列。他继续说──
……这位英雄不久牺牲在新安城下。他吃醉了酒，受了奸人的骗：“要拿新安了！”他跳下炕来就奔着县城跑去，他爬上城墙，敌人打中了他，翻身跌了下来。伙伴说：“你挂了彩，我背你回去！”
他一摆手，说：“不用！我是没用的人了。这样也就够本了！”他举枪打死了自己。
其实，敌人只打折了他的左腿。
关于他的两条腿，有很多传说，新安一带，都说他是飞毛腿。有人说，飞毛不飞毛不知道，反正他走路特别溜撒，孩童的时候，常见他沿着城墙垛口飞跑。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只坏了一条腿就打死自己？这问题就很难答复。为什么不残废的活着？我好像听说，有一只鹰，非常勇猛，损坏了一根羽翎，它就自己碰死在岩石上。为什么它要碰死？
冰连地接的新安，有一种强烈的悲壮的风云，使人向往不止。
我们觉得，在冀中人民身上，孙犁看到了属于北方民族的那些最有光彩的品质。这种品质，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某种历史个性，它是属于传统的，又是属于未来的。孙犁在撑船老人和新安英雄身上看到的，是这种历史个性的新的升华。
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孙犁的观点和感情。他在五一大“扫荡”那年的冬天，写过一篇题名《慷慨悲歌》的札记，里边有这样的话：“……在荆轲的时代，像荆轲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英雄带有群众的性质，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像是一种志向，和必要完成这种志向，死无反顾，从容不迫，却是壮烈的千古一致的内容。”他的笔明显地受到了这种精神的感召，似乎也染上了易水的悲壮的风云。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安平县三名干部被敌包围，最后壮烈牺牲，孙犁为他们写了一段碑文，其中说：“……当其在室内，以只身抗敌伪，坚贞不屈。向敌伪汉奸叫骂时，声闻数里，风惨云变。附近人民，奔走呼号，求引救助，有如父兄之遇危难。当我部队收葬三烈士尸体时，所有干部战士，无不如狂如病，歃血指发，有如手足之诀别。每一言及三烈士殉难事，则远近村庄，啼泣相闻，指骂奸伪，誓为复仇……古来碑塔纪念之迹多矣，而燕赵萧萧英烈故事，载于典册者亦繁矣，然如此八年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我冀中人民解放国土，拒抗敌顽，其环境之复杂、残酷，其斗争之热烈、悲壮，风云兴会，我冀中英雄儿女之丰功伟绩，则必光掩前史而辉耀未来者矣……”这段碑文，慨乎其言，若扬若抑，颇多燕赵古风；如果击筑而歌，就是一支易水新曲了。不用说，这支易水新曲，也记叙了孙犁自己的感情历程。
升华促成了一种新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境界。关于这一境界，他自己用下述语言表达了出来：
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
在美好的极致的境界中进行创作是一种绝大的愉快。“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孙犁在《黄鹂》这篇散文里，借助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等形象的比喻，解释“极致”的涵义。这些比喻，全可用来说明他在抗战中的际遇、状况。他在抗战中的文学活动并非他一生事业的顶点，但是，却使他的事业达到了高潮。
──（节选自《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芦花荡》赏析：景随情移情景相生（林焕标、卢斯飞）】
《芦花荡》写的是残酷的战争环境里的人和事件，但决没有“凄凄、惨惨、戚戚”的描绘，就连那个女孩子受伤后的几声呻吟，也被轻轻一笔带过去了，作品要高昂浓重地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和乐观情绪。即使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作者仍然以沉静从容的姿态抒写白洋淀的美丽风光，细心地镌刻白洋淀人民心灵的塑像。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孙犁笔下的景物描写。我们知道，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一定要切合环境和人物的心境，切忌游离地写景。《芦花荡》的景物描写，处处与战争环境和人物的心境相谐，不仅渲染了故事的气氛，也给作品增添了一种战斗的诗情画意，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提高作品的感染力。
小说一开头，就有一段精妙的景物描写：
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的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敌人”“炮楼”，点明了环境的气氛，而“星星也像浸在水里”，像“要滴落下来的样子”，渲染了淀水的晶莹明澈，星星倒映在淀水里，随着微风的轻拂激起层层涟漪，使得星星也闪烁不定起来，因而给人以“要滴落下来”的幻觉。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啊！可是，敌人侵占着我们的大片国土，在这美丽的苇塘四周，敌人的炮楼林立，封锁和监视着这片革命根据地。白天，这里一片死寂，连水鸟也“紧紧藏到窝里躲避”了，只有到深夜，才能听到它们“飞动和唱歌的声音”。字里行间，流露出多么鲜明的爱憎感情！接下去，写“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把白洋淀人民那种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顽强生存的姿态烘托了出来，充满了意志和力量。这段景物描写很富于生活实感，把读者引到一个特定的环境和气氛之中，很自然地成了后边故事的铺垫，艺术上融情入景，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情怀。
小说写两个女孩在革命队伍里逐渐成长的过程，也穿插不少景物描绘：
这是冀中区的女孩子们，大的不过十五，小的才十三。她们在家乡的道路上行军，眼望着天边的北斗。她们看着初夏的小麦黄梢，看着中秋的高粱晒米。雁在她们的头顶往南飞去，不久又向北飞来。她们长大成人了。
把女孩子们的逐渐成长描述得多么富有生活韵味。庄稼的自然成熟，雁群的南飞北回，诗意盎然地暗喻着时光的流逝。在生活的道路上，由于“眼望着天边的北斗”，所以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北斗”，既是实在的景物，因为是在敌人的封锁下，所以多半是夜行军，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暗喻：党的光辉的指引。
至于小说结尾部分的那段关于芦花的描写，表面上看来，似乎离开了具体的斗争环境──那一场跟敌人进行的殊死战斗，其实不然，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那是老人正“狠狠地敲打”那些挂上了钩子的鬼子们的脑袋，把他们致于死地时，“向着苇塘望了一眼”所产生的感受。俗话说“景随情移”，解恨的战斗必然会在内心萌发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情绪，此情此境，鲜嫩的芦花在老人的眼里，自然会显得格外的美丽了。
从这篇小说的景物描写可看出，孙犁笔下的景物，不单纯是一种点缀品，而是蕴含了深远的寄寓在内的。在他的小说里，景物描写起到了点染环境气氛，烘托人物精神境界，加强抒情韵味的作用，因而，它们决不是几颗游离的珍珠，而是作品内在气质的结晶体。
──（选自《孙犁作品欣赏》，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