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滕宗谅（子京）其人其事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子京），在历史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针锋相对，毁誉不一；尤其在他被贬岳阳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说他是被人“诬告”，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二册２２５页注②（上海古籍版）。于此观点相同的颇多,还有中央电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册２８５页注③（北大版），王彬主编的《古代散文鉴赏辞典》５５４页（农村读物版）等等。另一种则说滕是“贪官”，如周怀宇主编的《廉吏传》３７１页（河南人民版）。持此种观点的不多，有广州（历史大观园）１９９１年４版的《滕宗谅其人其事》，还有成都《少年百科知识报》１９９１年３月２日４版的《贪官滕子京修岳阳楼》（该文据《法制日报》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８日摘编）等。

滕宗谅究竟是被人诬告陷害，还是真的贪官污吏，其人其事到底怎样，这是有关如何理解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题旨的问题，有必要搞清楚。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欲略申个人浅见，以就教于万家。

一、滕宗谅因何被贬

《宋史·列传第六十二》载：“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经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及谴中使检视，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赍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仲淹时参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复徙岳州。稍迁苏州，卒。”这段话已经把滕宗谅后半生的大体情况作了交代，其中，与被贬有关的情节可概括为五点：一、滕“前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费公钱十六万惯”；二、滕“以故事”（按旧例）把这些钱奖赏给“诸部属羌”间或也馈赠“游士故人”；三、滕“焚其籍”的动机是“恐连逮者众”；四、对滕的态度当时就各不相同，一面是范仲淹“力救之”，另一面则是王拱辰“论奏不已”：五、处理结果分两步，先“止降一官，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后来才“复徙岳州”。从滕被贬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看，官修正史并未谈到他有贪污行为。

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卷四十六》记载，滕宗谅的所谓“经济问题”，先是由礼部侍郎郑戬发其“枉费公用钱”，再由监察御史梁坚进行弹劾。然后朝廷才派太常博上燕度前往邠州（今陕西彬县）勘鞫此案。勘鞫的结果是“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滕“由是得免重劾”。可见私修通史也未谈到他有贪污行为。

虽然如此，笔者以为还有几点需要补充：

一是何谓“以故事”。宋人江少虞的《事实类苑·卷四祖宗圣训》及宋人王辟之的《淹水燕谈录》都有这样的记载：“庆历中，滕子京守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属羌数千人内附，滕厚加劳遗，以结其心。御史梁坚言滕妄费公库钱。仁宗曰：‘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这就是《宋史》本传所说的“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也即仁宗所说的“边帅以

财利啖蕃部”，“安可加罪”的战国时李牧故事。两书所载相同，至少表明对滕宗谅同情和理解的人多，有口皆碑。值得注意的是“安可加罪”一语。“加”，《说文》的解释是“语相增加也”，即以不实之词强加于人。

二是范仲淹何以“力救之”。尽管滕案明显与“庆历党争”有关，针对滕宗谅实质是针对“荐以自代”的范仲淹；尽管滕范二人为“同年进士”，志同道合，范也毫不隐晦“微斯人，吾谁与归”这种非比一般的关系。但是，笔者以为范仲淹力救滕宗谅的重要原因在于滕是个有本事的人才。《宋史》本传说：“元昊反，（滕）除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葛怀敏兵败于定州，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戌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

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当大将葛怀敏兵败身死，诸郡震恐，人情忧沮之时，滕宗谅能够一面集农民，募勇敢，探敌情，联旁郡；一面劳士卒，祭忠魂，处善后，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真乃将帅之才！对于如此“急难可用之人”，范仲淹怎能不“荐以自代”和“力救之”呢？！

三是王拱辰为何“论奏不已”。本来，王拱辰和欧阳修是联襟，都是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薛奎的女婿，但是二人行事却不尽相同。当“庆历党争”愈演愈烈之时，欧阳修旗帜鲜明地站在杜衍、富弼、韩琦和范仲淹一边，而王拱辰却有两件事做得不光彩，一件被仁宗斥为“沽名”，另一件则“为公议所薄”。前者即指在对滕宗谅处理的问题上，王认为“止降一官”处理太轻，“宜施重责”。朝廷开初不听，“王即家居求自贬”，使出要挟手段，以致“乃徙宗谅岳州”。仁宗对王的态度很反感，“敕拱辰赴台入见”，且批评他们说：“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不能听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见《宋史·列传第七十七》）

二、滕宗谅重修岳阳楼

司马光《涑水纪闻》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这段话多次被人引用以为口实，称滕靠搜刮民脂民膏来重修岳阳楼，由于手法高明，不仅重修了岳阳楼，而且“自己的腰包是鼓而又鼓了。”

对于这种看法，笔者也不敢苟同。笔者以为，这则记闻的主要内容是说滕宗谅吸取了过去“枉费公用钱”的教训，“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采取了自愿捐献、“集资修理楼”的办法。尽管捐款都是“宿债”，但“民负债者争献之”，欠债的人捐款也有积极性。“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一方面表明滕宗谅亲自管理“倜傥自任”，过于自信；另一面也可以说是滕的疏忽滕宗谅绝不会料到后来的人们会以今拟古，──必须设立什么“会计”、“出纳”等名目才合法，否则，这个自任的“包工头”一定是手脚不干净。

其实，《宋史》本传的结语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仅仅“稍迁苏州”就死了的滕宗谅，而且“无余财”，足以证明他在修岳阳楼的时候，腰包不是“鼓而又鼓”的。

三、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用意

有人说，滕宗谅谪守巴陵一年，并未做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那时“湖南境内已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农民无衣无食无法生存，只得揭竿而起。朝廷派员前往镇压时，又枉杀了大批无辜，虎口余生者的生活更是惨不可言，靠吃野菜充饥。可见《岳阳楼记》所说的乃是浚美之辞。范仲淹曾以其生花妙笔写下的应酬文章达几十篇之多。”（见《历史大观园》１９９１年４期）

这段文字很难令人信服。且不论史载的“农民”与“瑶民”是否同一概念，也不论今天的“湖南”与宋朝的“岳州”是否同样内涵；不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套话也罢，还是溢美之辞也罢，总之《岳阳楼记》不是用生花妙笔写成的应酬文章。

不少分析讲解《岳阳楼记》的文章都说，范仲淹通过此文，一方面抒写了自己的情怀和抱负，同时借以对滕宗谅进行规劝告和勉励。事实上的确如此。宋人范公偁的《过庭录》载：“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

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言盖有在矣。戊辰十月，因观《岳阳楼记》，遂言及此耳。”

综上所述，尽管至今对滕宗谅其人其事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历史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想，无论如何，滕宗谅的名字都将与范仲淹及其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一起万古流芳！